1844年《圣武记》传入日本，经过了一百年，到1943年，日本出版了魏源第三次重订本的“全译本”，而且译者署名为“兴亚院政务部译”。其原委，《译序》中有说明，全文试译如下：

本书的原本依据魏源的第三次重订本，即道光二十六年的刊本，亦参酌了期间的新版本。

魏源生于乾隆之时征伐楚苗之前，长于嘉庆征教匪、海寇之时，至道光征回疆后，始出仕京师，期间查明研究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涉及其生前数十大事，收之于胸中，追溯其物力之盛衰、人才、风俗、进退消息之本末，深究审明。至其侨居江淮之际，海警忽到、军问纷至，于是慨然触其胸中之所蓄积，尽发其积藏，驰骋往复，取其涉及兵事及议论若干篇，成四十余万言，即为本书著述之缘由，时在道光二十二年。

其所论之宗旨虽在警外先整内，其著述与论旨虽然时代不同了，而对于当世而言足可资参考反省者亦不少，关键在于读者的眼光如何。

彼曰：“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赢，令不行于境内之谓赢。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桢富柄强，则以之诘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蠹；以之搜器，器不窳；以之练士，士无虚伍。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斯之谓折冲于尊俎。尝观周、汉、唐、宋、金、元、明之中叶矣，瞻其阙，夫岂无悬令？询其廷，夫岂无充位？人见其令雷行于九服，而不知其令未出阶闼也；人见其材云布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槁伏于灌莽也。无一政能申军法，则佚民玩；无一材堪充军吏，则敖民狂；无一事非耗军实，则四民皆荒。佚民玩则画箠不能令一羊，敖民狂则蛰雷不能破一墙，四民皆荒。然且今日揖于堂，明日觞于隍，后日胠于藏，以节制轻桓、文，以富强归管、商，以火烈金肃议成、汤，奚必更问其胜负于疆场矣。《记》曰：‘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故昔帝王处蒙业久安之世，当涣汗大号之日，必虩然以军令饬天下之人心，皇然以军事军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是之谓战胜于庙堂。”云云。

以上为魏源于其自序中所言。其内容记事详述自创国以来至道光年间所起几多事件之变迁，方略、用兵、绥抚、地势、风俗、政策之利害得失等，即其时代之情势，横说纵论，最为勤勉。今日，处日中关系尚需研究之秋，相信对照国情、民俗、历史之情态，如能有可熟察参考之处，裨益亦不少矣。

此乃译本书之缘由。

昭和十八年（1943）九月

译者识[29]

此译本虽谓全译本，但是魏源原书的《圣武记叙》并没有作为独立的篇什译出，而是以上述《译序》代替了，尽管此《译序》中已经包含了作者《圣武记叙》中的主要内容（上面的划线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该译本在最后增加了一项《地名·人名假名附》，分卷对每一卷中出现的地名、人名“按照北方音”标注了日本的片假名，并在此附录前有署名“编者誌”的序言说明：

圣武记的事项涉及古满洲、内外蒙古、伊犁、新疆、西藏等广大地区，从人名地名到山川湖海，难读的文字很多。虽然知道标上假名有利于读者阅读，但此非易事，且又恐谬误流传，所以不敢为之。然而出版之际，不能辜负书肆之切望，不得已试以北方音标上假名。虽说是北方音，然而以日本假名来表现其音颇为困难，不过仅仅是以稍类似之音来表现而已，有与实际发音相差甚远者，如果能够以此为端绪而就教于其地其人则幸甚！[30]

综上所述，这个译本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译者未标个人，而标“兴亚院政务部译”，除正文的翻译之外，有“译者识”的《译序》，在附录的《地名·人名假名标注》中还有署名“编者誌”的《圣武记假名标注之事》的序言（“端书”）。可见，翻译《圣武记》是政府行为，而非某个人所为。兴亚院是1938年12月第一次近卫内阁中设置的由首相任总裁的对中国占领地区加以综合统治的中央机关。其中有政务、经济、文化三个部，政务部第一课、第二课负责对华政策的设计及对中国新政权的政治协助等事务，第三课负责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调查事务，收集相关情报。[31]除了利用其设立在中国华北、华中、厦门、蒙疆（张家口）各联络部收集情报出版《情报》《调查月报》等杂志外，还出版相关书籍，为占领和统治中国作参考。第二，强调《圣武记》虽然是一本历史著作，但是对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译序》中特别翻译《圣武记叙》中的内容，“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现在读后，觉得有一种反讽的意味，《译序》中所言将此译著作为“参考反省”之资，译者或许真有一种“反省”的眼光，也难料。第三，从所附人名地名假名注音来看，可知编译者为地道的“中国通”。而且注音的目的也是想为更加准确地了解中国的情况或对于想要进一步实地了解中国的人提供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