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秋较早关注《圣武记》在日本翻刻的情况，他在详细论述了《海国图志》在日本的影响之后，对《圣武记》的翻刻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

魏源的另一部名著《圣武记》在日本翻刊得更早。1850年（嘉永三年）就有鹫津毅堂训点的《圣武记采要》上、中、下三册，由夕阳楼刊印。内容主要包括《圣武记》的《武事余记》中的议武五篇，即城守篇、水守篇、防苗篇、军政篇与军储篇。鹫津毅堂在自序中说明翻刻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总结中国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他说：“予倾借观圣武记于一贵权家，凡十四卷，系清人魏源撰述。”“而议武一篇，最为作者所注意。盖道光壬寅鸦片之变，魏源身遭遇其际，清国军政之得失，英夷侵入之情状，得之乎耳目之所及焉。是以能详其机宜，悉其形势，然则海防之策莫善于是篇也。予乃抄写付之乎梓，题曰圣武记采要以问乎世。任边疆之责者能熟读是篇以斟酌而用之，则其实用或倍乎！”（鹫津毅堂：《圣武记采要》自序。）可是，这部书由于出版时没有得到幕府的许可，竟被勒令绝版，鹫津毅堂也被迫从江户逃到房州避祸。

同年的另一种翻刻本是斋藤拙堂的《圣武记附录》，共四册。收录了《圣武记》的全部《武事余记》，内容比前书更多，还载有魏源的《圣武记叙》。

《圣武记》在日本的第三种翻刻本名叫《他山之石》，是木活字五册本，大约也是嘉永年间出版。其书名借用《诗经》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语（《诗经·小雅·鹤鸣》），意为他国历史经验可以用来作为本国的借鉴。这部书的一、二册收录了《圣武记》九篇记事。第三册是杨炳南的《海录》，第四册包括汪文泰的《英吉利考略》、焦循《**寇记》、徐鲲《炮考》，第五册是蒋友仁的《地球图说》。《他山之石》即是由这些书摘编而成。[13]

如上所述，《圣武记采要》作为一个明确标明出版年（“嘉永庚戌新镌”）、刊行者（“夕阳楼藏梓”），且有训点者鹫津毅堂所写刊行原委的《圣武记采要序》的翻刻本，受到研究者的特别关注，是可以理解的。国内的魏源研究者，也很早注意到这个翻刻本。此序文，李瑚《魏源事迹系年（三）》卷末曾节录，[14]《魏源事迹系年》后经修订增补，录入该序全文。[15]后来又全文录入夏剑钦、熊焰的《魏源研究著作述要》。[16]以上各种，在引用此序文时，皆难免豕亥鱼鲁之误，现在对照原文，加以标点，全文照写如下：

孙子以火攻为下策，然方今防英夷之术，除火攻则无可措手。盖时势之变而兵法之不可一定而论也。战国以降至于明清，兵家之书，六韬、孙、吴、司马法、尉缭子、素书、李卫公问对、大白阴经、武经总要、虎矜经、何博士备论、守城录、江南经略、纪效新书、练兵日记、武备志之类，不止百数部，而求其可取以用于今日者，厪厪而已矣。予倾借观圣武记于一贵权家，凡十四卷，系清人魏源撰述，自天命天聪至于嘉庆道光，大小征战一一缕述之，又有附录四卷，一曰兵制兵饷、二曰掌故考证、三曰事功杂述、四曰议武。是篇比诸书最晚出，故其所论颇切于时势，而议武一篇，最作者之所注意。盖道光壬寅鸦片之变，魏源身遭遇其际，清国军政之得失，英夷侵入之情状，得之乎耳目之所及焉。是以能详其机宜、悉其形势。然则海防之策，莫善于是篇也。予乃抄写付之乎梓，题曰圣武记采要，以问乎世。任边疆之责者，能熟读是篇以斟酌而用之，则其实用或倍乎孙吴矣。今有二人，其一人好古器，一人好新器，则人未有不以好古器为胜也。夷考之，则古器虽雅，未若新器之适乎时用而便且利也。呜呼，今之说兵者，无以是篇之晚出而轻之则可也。

嘉永三庚戍夏四月毅堂学人鹫津监撰乎夕阳楼无人处

兰洲川岛亮书

读此序文，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作者视《圣武记》为兵家之书，与古代兵书相比，因其最晚出，故“其所论颇切于时势”。强调兵家之战术要“适乎时用”。第二，最重视《圣武记》附录中的“议武一篇”，认为“海防之策，莫善于是篇”。之所以如此，因为此篇出自作者的切身所感和实际调查，即所谓“盖道光壬寅鸦片之变，魏源身遭遇其际，清国军政之得失，英夷侵入之情状，得之乎耳目之所及焉。是以能详其机宜、悉其形势。”第三，将此篇抄出刊行付梓的目的，在于希望“任边疆之责者，能熟读是篇以斟酌而用之，则其实用或倍乎孙吴矣。”充分肯定了该篇的“实用”价值。

关于《圣武记采要》触幕府之忌而造成所谓“圣武记事件”，[17]《鹫津毅堂先生碑》碑文曰：“嘉永庚戌，君豫虑洋夷之患，手抄清魏源圣武记，曰采要，上梓颁同志，触幕府忌讳。有司将中以法，乃避之房总野间。”鹫津毅堂（1825—1882），尾张丹羽郡（今爱知县一宫市）人，幕末、明治时期的儒学家、诗人，字重光、号毅堂、苏州，通称郁太郎、九藏。据上述碑文记载：“君幼颖悟，受庭训，略通经史。年二十，考既亡，将奉遗命游学，妣戒之曰：吾门中圮，汝当勉学再兴，不然，吾不子视汝。因手剪红白帛，结之襟，以备遗忘。君泣而拜之，赴伊势，从学敬所猪饲氏。既而游江户，入昌平学。”[18]接下来就写到上面的事情。此后，1853年为久留里藩（今千叶县君津市）儒员，后致仕，1865年任尾张藩主侍读，后任藩校明伦堂教授、督学。维新后，曾任米登县（宫城县一部分）权知事，“适**霖骤冷，五谷不登。君百万救济，一县得无饿殍。庚午（1870）夏，叙正六位，无几免官。此岁朝廷赏功赐禄一万五千石于藩侯，侯分与二百五十石于君，以其辅翼有劳也。”[19]后历任宣教判官、司法少书记官、司法权大书记官，列东京学士会会员。有《毅堂集》《亲灯余影》等著作。其外孙永井荷风所著《下谷丛话》对其事迹有详细记载。

宫武外骨的《笔祸史》将《圣武记采要》列入“出版年代不详的图书”中，但只是简短地说：“说到《圣武记》，只听说是清朝魏源所著，大概是采录其要点的书，不知内容如何。”[20]列入此类的绝版书，都是没有见到实物，或者虽然见到实物而其出版年代不详者。因为该书明确标有“嘉永庚戌新镌”，可见作者宫武外骨没有见到《圣武记采要》原书。“施行暴威的德川幕府，也难敌时势的到来，在外患内忧交织而起，特别是勤王爱国之士奋起之时，已经无暇顾及去抓捕图书的作者和出版者。时代到了激**的嘉永之后，就几乎没有图书绝版之事，正是因为幕府自身的前途命运也处于危急之中。其末路有趣且可悯。在如此时势中，此后的笔祸者，可以说在当时具有国事犯的性质，皆限于勤王家或攘夷党，其多属上书、檄文、诗歌、书牍之类，作为著作的版本一切皆无。”即“在世态骚然的嘉永之后，没有图书绝版之事。”[21]

虽说是“笔祸”，但实际上，鹫津毅堂似乎并没有因此受到多么严重的处罚。1850年4月《圣武记采要序》完成，5月9日幕府下令禁止民间关于海防（“海岸警卫”）的“蛊惑人心”、造成社会不安定的“种种妄说”或“无益之疑说”。[22]中秋之后，鹫津为了避免町奉行所的盘问，去房州（今千叶县南部）暂避风头。据永井荷风发现的史料、金森盛德抄录的《温古新闻记》中的“嘉永四年辛亥二月二十四日”项记载：

同月二十四日圣武记采要一件解决。去年十二月十七日，北御町奉行所传唤，同居于牛込通寺町松源寺的浪人鹫津郁太郎，其出版此书，印刷者是神田松永町半次郎，印刷之后，此书渐渐惹起麻烦，众议森严，对此，郁太郎未付半次郎印刷费，板木就此保管而不齐全，半次郎将印刷本拿到町奉行所时，郁太郎已经不知去向。去年曾三次传唤半次郎，今春又三度传唤，今日得以解决。

罚款三贯文，书籍印刷者半次郎。[23]

永井荷风认为此事件“并未处罚鹫津毅堂，而是对印刷者处以罚金”。所谓“圣武记事件”的情况基本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笔祸史》的作者还是永井荷风，都没有见到过《圣武记采要》原书。永井荷风说：“我于坊间的旧书店搜寻毅堂的采要而不得，便一览其原本圣武记。圣武记解说自清朝国初以来历代武事兵制之沿革，各章的结尾处有作者的评论，其主旨在于慨叹近来英鲁两国入寇及回教匪徒反乱之际，清国武备之不周，以此警示世人。圣武记始成于道光二十二年，两年后补订，到二十六年又加以增订，是乃我弘化三年。因而，此书可谓我舶来之新书中最新者。”[24]如果因此认为《圣武记采要》是据1846年增订本摘录，就完全错了。经核查，采要所据原版实际上为1842年初版。

根据现有资料，列“《圣武记》日本节录翻刻一览表”如下：

②有论者认为是斋藤拙堂，如大庭脩（《江户时代日中秘话》第182页）、王晓秋（上文所述），但是增田涉《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由其民、周启乾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指出该书“无翻刻者的姓名”（第28页）。

③吉田松阴日记记载其1850年9月15日“至叶山，谈话入夜，借《圣武记附录》四册归。”（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7卷，岩波書店，1935年，第107页。）

④有论者认为是添川宽平，如大庭脩（《江户时代日中秘话》第182页），但是前述『鎖国時代日本人の海外知識――世界地理·西洋史に関する文献解題』中指出《他山之石》一书“未记刊行时间与编辑者姓名”（第163页）。

⑤增田涉《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据吉田松阴1854年11月27日信中所言“购得《他山之石》一部”（『吉田松阴全集』第8卷，岩波書店，1939年，第308页），推测其是“嘉永时候刊行的”（第75页）。

续表

以上翻刻本，或“采要”，或“摘录”“拔萃”，皆为节本选刊，而所依据的版本，除《圣武记拔萃》校订者中山信古明言“翻刻重订本以公乎世”[25]外，均为初刊本。从翻刻的内容上，如大庭脩所言，也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特色”。[26]最初翻刻的内容，是关注“海防策”的卷十四武事余记·议武五篇，既而将整个附录，卷十一至十四武事余记全部翻刻。从《他山之石》中的《圣武记摘录》和《圣武记拔萃》翻刻的内容来看，俄罗斯最受关注。初版中的《廓尔喀附记》就是重订本中的《俄罗斯附记》。其次，两者都选刊了《嘉庆东南靖海记》，而且《圣武记拔萃》卷三中选刊的另外两篇也是关于“东南靖海”和“台湾”的记事。面临不得不“开国”这一时代的转变，“海防”是当时日本一个关乎国家存亡的重大议题。[27]而清朝的经验教训，如书名“他山之石”所示，无疑是日本的一个重要借鉴。[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