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庭脩的《江户时代唐船携来书籍研究》一书,汇集了幕末长崎会所各年度交易时的书籍分类账(“书籍元账”),为我们调查相关汉籍传入日本提供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基本史料。关于《圣武记》自1844年传入日本的情况,大庭脩据此在相关著作中已经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10]但是这些说明与“书籍元账”或有出入,现依据相应年份的账本作成“《圣武记》传入日本一览表”[11]如下:
续表
由上表可见,从1844年到1859年十六年间,通过唐船从长崎传入日本的《圣武记》一共有52部(其中残一部),每部价格从1844年最初的25匁,[12]到1849年涨到35匁、37匁、38匁,1850年再涨到40目,到1859年竞买时,两部的价格高达160匁3分,每部超过80目。涨价的原因,除了大庭脩分析的“日本国内对此书的需要量在提高,或是由于中国国内此书的畅销而难以携来”之外,可能与该书出版的重订本(1844年)和三次重订本(1846年)有关。25匁、35匁、40目也可能就是《圣武记》初版、重订本和三次重订本的价格。以25匁的价格传入的只有八部,35匁的十一部(其中一部38匁、二部37匁),40目的三十一部,超过80目的二部。相比之下,《海国图志》传入日本的时间要晚,而且传入的部书也只有二十二部。当然其部头大,价格也贵。值得注意的是,《海国图志》传入之后,翻刻、翻译版本较《圣武记》多得多。
输入中国典籍部数之多且频繁的,与现实紧密相关的,还有一本书值得注意,即戚继光的《练兵实纪》。1810年的长崎输入书籍目录上就可以看到(午十番船,一部二套),到1841年的丑二番船带来二部各二套(每部五十目),翌年寅二番船带来一部二套(柳生订购,价格涨到六十五匁),1845年账上记载输入四部(共百五十目),1846年为十一部各一套(其中有帙一部,三十目;无帙十部,二十五匁;共二百八十目),1847年午二番船载三部各一套(三十目一部)、同午四番船载三部各一套(价格降为二十目一部),到1849年申三番船载一部六本(价格为十六匁)、同申四番船载三部各一套(有帙,每部十八匁)。而1843年的竞买账目上,有十二部最高价为三百五十匁五分的记录,每部近三十匁。这部中国传统的兵书,在日本“开国”之前至少有四十一部输入到日本,其价格一路走低,与《圣武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纵观《江户时代唐船携来书籍研究》的各种账本资料,鸦片战争之后传入日本的中国典籍,大部分还是中国的传统经典,几种儒家经典,特别是朱子的相关著作,更是常销书籍。如《四书汇参》(《四书朱子本义汇参》,清王步青辑)输入日本的总部数不过30部,虽然没有《圣武记》多,但是其频率也非常高。其他如《朱子家训》、《四书困勉录》(《四书讲义困勉录》,清陆陇其撰、陆公镠编)等也是如此。详细的对比研究,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