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或西方传教士以汉文写作刊刻的汉籍世界史地著作，作为幕末维新期日本广求知识于世界的重要窗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点早已成为中日学界的共识。日本学者中山久四郎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他指出：“不仅中国固有的学术，西洋的新学新知识也随着中国近世出现的西洋学术著作的汉译这种特殊的汉籍唐本的传来，及其翻刻、训点及日译、抄录等，在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得到颇广泛的传播弘通，对于当时尚不具备读破西洋书籍能力的日本人而言，为其求知识于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并强调：“近世中国对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影响非常广泛，无论在政治、法律、学术、宗教等其他各个方面，如果轻视近世中国，将终究无法完善明治维新史的研究。”[3]随着对“锁国时代”日本海外知识文献的基本面貌[4]与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的基本情况[5]的实证研究的深入展开，中国典籍在近代日本传播的相关细节及具体情况也越来越清楚。但是中国典籍对当时的日本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如对中日学界研究者都很关注的魏源《海国图志》在日本的影响，也有学者提出，其“影响并没有像19世纪以前传入日本的汉籍那样在日本产生重大影响”，其“内容与思想也未超出同时期日本人的海外知识水平”。[6]但是据统计，在1854—1856年三年间日本就出现二十多种选本，其中日译选本达十五种，[7]而且，如果我们了解到有些译本乃是直接为卒伍水手而译，[8]或作为幕末维新前后旧藩学馆的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9]其在日本影响之深入，恐怕又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本文选择与《海国图志》同年出版的《圣武记》，根据上述实证研究的成果，考察其传入日本及其在日本翻刻、翻译的情况，或可以为我们思考中国的典籍在近代日本知识建构中所起的作用提供有用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