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文化交流史，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2014年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人类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中走到今天的，世界是在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中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强调：“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77]与文化交流相关的研究课题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的比例也在增大，希望大课题能够真正出现大成果。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近年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成果，其中有两件事尤其值得称道。第一，是2006年中日两国领导人就启动中日两国学者之间的共同历史研究达成共识之后，双方组建了研究团队开始进行研究，就所确定的共同研究题目，进行交换意见、充分讨论，各自表述，到2010年1月公布了第一阶段的研究报告。这份“根据政府间协议共同进行历史研究的成果”于2014年由中国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日本的勉诚出版社出版，其意义如中方首席委员步平所言：“关注中日关系发展的读者可以通过双方学者的研究结果进行分析比较，更加深入到历史问题的深层，使得双方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相互理解得到提升。”[78]相信这两卷研究报告（古代史卷和近代史卷）不仅对于促进今后中日相互理解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而这一事件和文本也为交流史和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和文本。

第二，朱舜水研究的集大成者、台湾大学教授徐兴庆在出版了资料集《新订朱舜水集补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和专著《朱舜水与东亚文化传播的世界》（同上，2008年）之后，又在日本德川博物馆（馆长德川真木）的大力协助下，组织大陆和台湾学者从2012年开始实施“水户德川家旧藏·儒学关系史料调查”计划，据报道称，在2013年9月5日晚于该馆举行的史料调查报告会上公布了所发现的南明政权鲁王1653年给朱舜水的敕书。[79]作为此调查计划的成果，已经出版了两册《日本德川博物馆藏品录》，即第一册《朱舜水文献释解》（德川真木监修、徐兴庆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和第二册《德川光圀文献释解》（同上，2014年），并且以徐兴庆和辻本雅史为责任编辑在2014年9月发行的《季刊日本思想史》第81号出版了题为“朱舜水与东亚文明：水户德川家的学问”的特集。这些资料与研究成果不仅对于推动中日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它本身就是海峡两岸和日本方面文化交流的宝贵见证和重大收获。写到这里，又想起民国时期梁盛志批评梁启超的《朱舜水先生年谱》“详略失宜”、“择焉不精”，且谱中对许多“注意舜水事实者所欲之问题”，“或语焉不详，或略未涉及”，并分析其原因在于“作者于其著述之流传，未事考索，仅据最晚出之中国刊本，则亦未审也。”最后在文章的结尾感叹：“以著者之博雅，并久寓日本，而本篇之凭藉乃如是贫乏，亦可异也。”[80]朱舜水，这一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中备受瞩目的人物，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之后，其新的全集与年谱的面世或指日可待了。由此，联想到这一领域中还有多少类似的大大小小的课题有待于我们去进一步努力挖掘呀。

实际上，我是不太赞成轻言交流或比较研究的。因为交流或比较涉及的对象就不止一方，尤其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文化之间，甚至东亚或更大范围的交流、比较研究，如果不将关系各方都搞清楚，所见就容易流于表面，比较也难以深入。尤其是翻开中日两国的历史，里面存在着太多似是而非，也存在着太多揪人心肺的片段和点滴，如果没有冷静的理性和足够的定力，甚至健康的心智和温厚的涵养，就擅议交流、比较，往往容易剑走偏锋，甚至误入歧途。因此，我认为，目前我国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最大的课题仍然是史料的整理和史实的挖掘与考辨的问题。史实清楚了，道理终究自然会明白。发掘未知史实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辨析许多常识中的史实性错误，尤为不易。最近调查津田左右吉的论著与思想在民国时期的影响，就发现鸟山喜一的著作《渤海史考》翻译成中文（陈清泉译，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之后，却以津田左右吉作为该书作者在中国学界流行竟一直无人察觉。类似的情况或许还不少。澄清史实本身，当然不仅需要“与史料肉搏”的考据的硬功夫，也可见“著书者之心术”即研究者“史德”之高下。“秽史者所以自秽，谤史者所以自谤”，[81]是否已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某种外在目的或现成理论所动，不可不时时自省。至于当前我们的研究中有哪些具体的不足，要对此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或许需要有一个参照系——如台湾、日本，甚至西方学界的相应状况——来比照观察才更有说服力，这个工作在这里只能留作前景展望中的课题了。

在展望前景的时候，我想到的首先还是沉潜下来，回到各自的原典、回到彼此的原典。请允许我抄录一段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前辈学者周一良教授的告诫，来与大家共勉，并结束这次漫谈。他这样说：

有志于研究两个国家关系的历史或者文化交流的青年，我觉得应当具备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对两国之中的一方（当然能够对双方更好）的历史或文化具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或素养。只是在有了这样一个基地或说据点的情况下，再来探讨这一国和另一国的历史关系，研究这一国和另一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相互影响，才能够比较具体深入，言之有物，才能探索出相互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中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中略）如果不深入某一方，浮在两国具体历史之上来侈谈关系或文化交流，恐怕是不容易取得好成绩的。[82]

（本文根据2014年10月24日在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王宝平、江静教授开设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课上的讲稿提纲整理扩充而成。原载《日本学刊》2015年第2期。收入《“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注释

[1]参见李薇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1981—20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2]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成立于1980年，首任会长为周一良，详细情况参见王晓秋的《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的三十年》，收入徐勇、王晓秋主编：《中日文化交流两千年：回顾与展望》（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成立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虽然没有全国性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或学会，但是有成立于1984年的“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首任会长为赵朴初。此外有中华日本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华日本哲学会等全国性学会，其会员多有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

[3]刘德有：《序》，滕军等编著：《中日文化交流史：考察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

[4]周一良：《我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几点看法》（1986年），收入《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18、20页。

[5]见赵建民：《晴雨耕耘录——日本和东亚研究交流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页。

[6]同上，参见第15—16页。

[7]周一良：《谈中外文化交流史》（1987年），收入《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页。

[8]同上，《中日文化关系史论》，第33页。

[9]同上，《中日文化关系史论》，第5页。

[10]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周阅2013年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其新著《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中日文化交流》（张辉、宋炳辉主编“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的一种），该书书名、版权页与封面皆为上述“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中日文化交流”，而书脊和扉页上标的书名则是“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中日文学与文化”，没有将“交流”与“比较”并举。这种“疏忽”，或许正体现了著者或主编对是否应该将这两个概念并举的犹豫。

[11]严绍璗：《古代中日文学关系史稿·前言》，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

[12]严绍璗：《关于文学“变异体”与发生学的思考》（《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秋季号），见严绍璗著：《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8—69页。

[13]严绍璗：《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第69页注释 ①。

[14]李晓东：《卷首语》，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编：《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中日学者的共同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3页。

[15]葛兆光：《序》，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中华书局，2009年，第1页。

[16]葛兆光：《揽镜自照——关于朝鲜、日本文献中的近世中国史料及其他》，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第483页。

[17]参见《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种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莽景石主编：《南开日本研究2012》，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未名庐学记：卞崇道及其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管窥》（《日本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

[18]吴光辉：《他者之眼与文化交涉——现代日本知识分子眼中的中国形象》，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7页。

[19]周作人：《日本之再认识》（1940年12月17日），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⑦ 日本管窥》，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92—93页。

[20]李晓东：《卷首语》，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编：《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中日学者的共同探讨》，第2页。

[21]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第483页。

[22]坂本太郎：《史書を読む》，中央公论社，1987年“中公文库版”，第228页；见《修史と史学》（坂本太郎著作集第五卷），吉川弘文馆，1989年，第448页。

[23]叶昌纲：《建国以来我国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述评》，《山西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这九个方面是：综合性研究、科技交流史、文学艺术交流史、语言文字交流史、佛教交流史、儒学交流史、革命运动与维新思想的研究、留学生问题研究、有关书籍的研究。

[24]李玉、夏应元、汤重南主编：《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一编总论第二章。

[25]《日本研究》，第一卷第一号。耿素丽选编：《日本研究五种》（共九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一册，第9页。

[26]陈乐素的生平业绩，参见陈志超：《励耘学谱第二代传人陈乐素》（《纪念陈乐素教授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册》，暨南大学古籍所、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主办，2012年12月9—11日于广州）、常绍温：《陈乐素同志的生平和学术》（《陈乐素史学文存》，陈志超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

[27]梁容若：《一个建议》，杨正光主编：《中日文化与交流1》，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第5页。

[28]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十四章“马关议和”第八节“李鸿章之遇刺”，《民国丛书》第三编第24册，上海书店影印，1991年，第277页。

[29]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修订导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7—8页。

[30]傅芸子（1902—1948）分别在1941、1943年在日本东京的求文堂出版了中日关系史、文化交流史的著作《正仓院考古记》《白川集》。因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陈子善教授的慧眼，2000年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丛书收录了以上两本著作，将其合集成一本为《正仓院考古记 白川集》重新出版。

[31]该书封面勒口有作者梁容若简介，封底勒口有该书内容提要。简而言之，梁容若（1904—1997），1928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36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回国后曾任教于河北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48年在台湾创办《国语日报》，并任台湾大学、东海大学教授，1974年退休后客居美国，1981年回国定居，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梁容若先生是我国中日关系史研究方面的奠基人之一，从三十年代后期以来，不断对这方面的研究有所阐述，有所发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尤其对明末清初流寓日本人士的研究，如辨明戴笠为两人等，贡献颇著。”《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的内容与意义，提要曰：“现综集先生数十年来所撰有关两国文化交流史方面论文，并由其同志汪向荣先生担任编选增补，以明三十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在中日关系史研究方面的大概。”汪向荣（1920—2006），也是我国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领域的著名学者，其著作除了上文提及的之外，还有《日本教习》《古代中日关系史话》《中世纪的中日关系》（与汪皓合著）等。

[32]梁盛志：《汉学东渐丛考》（弁言），中国留日同学会，1944年，第5—6页。

[33]瞿宣颖（1893—1973）：瞿鸿机之子，字兑之，抗日战争时期在北京任伪职时改名瞿益锴（为《汉学东渐丛考》作序，即署此名），抗战后号蜕园，以示悔改之意。其相关情况与著述，参见寻林、龚笃清编著：《湘人著述表（二）》，岳麓书社，2009年，第1242页。

[34]瞿益锴：《汉学东渐丛考 序一》。同上，《汉学东渐丛考》，第2页。

[35]寿普喧：《汉学东渐丛考 序二》。同上，《汉学东渐丛考》，第3页。

[36]梁盛志：《汉学东渐丛考》，第74页。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第185—186页。

[37]梁盛志：《汉学东渐丛考》，第75页。

[38]王勇2001年11月9日在日本驹泽短期大学佛教研究科的讲演《鑑真来日のなぞ》，参见http://www.geocities.jp/jiangnankejp03/jiang_yan/08.htm。

[39]梁盛志：《汉学东渐丛考》，第26页。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第149页。

[40]梁盛志：《汉学东渐丛考》，第57页。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第172页。

[41]梁容若：《评诸桥辙次著〈大汉和辞典〉》，见《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第369页。

[42]梁容若：《评神谷正男著〈产语研究〉》，见《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第341页。

[43]汪向荣：《梁容若著〈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后记》（1984年12月25日），见《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第420、421页。

[44]同上，第420页。

[45]汪向荣：《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前言》，汪向荣、夏应元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第3页。

[46]古远清在《纪弦在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书屋》2002年第7期）中提到一句：“台湾作家梁容若于1967年11月11日获台湾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的文学史奖后，被人检举为梁容若即当年的文化汉奸梁盛志，为此闹得沸沸扬扬，还编了一本《文化汉奸得奖案》的小册子”。其《胡秋原：不怕开除党籍的统派》一文中有一节为“痛斥文化汉奸在台借尸还魂”，较详细介绍了此事件，见古远清：《几度飘零：大陆赴台文人沉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5—117页。

[47]参见刘心皇编：《文化汉奸得奖案》，台湾：阳明杂志社，1968年。2014年大陆出版的《徐复观全集·论文学》（九州出版社）中收录了与此事有关的《回给王云五先生的一封公开信——有关中山文化学术基金董事会的审查水准问题》和《文学与政治》两篇，可以参考。

[48]《日本文化に関する国際懸賞論文募集事業報告》，国际文化振兴会编：《日本文化の特質》，日本评论社，1942年再版，第428页。

[49]梁盛志：《日本文化と支那文化》，同上《日本文化の特質》，第30页。

[50]同上，第19页。

[51]同上，第23页。

[52]梁盛志：《日本文化と支那文化》，同前《日本文化の特質》，第29页。

[53]梁容若：《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收入梁容若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论》中。

[54]王金林：《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与学会活动》，收入李玉主编：《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30—231页。

[55]历史学研究会，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民间历史学研究团体。1932年12月成立，其前身是1931年2月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的少壮派结成的同仁组织“庚午会”。1933年11月会刊《历史学研究》创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度停刊，战后研究会又开始活跃，会刊亦复刊。主张“于科学的真理之外，不承认任何权威”，强调“学问的完全独立与研究的自由”，力图排除国家、民族的偏见而追求“民主主义的、站在世界史立场的”“科学的历史学”。战后，远山茂树、藤原彰、永原庆二、中村正则等中国学界熟悉的历史学家曾任该研究会委员长。

[56]联系上述关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笠原十九司在论及该书中对周作人“缺乏民族的骨气”，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沦为“罪恶的帮凶”的这种严厉批评时，感叹：“在像周作人这样杰出的日本文学研究者被卷入悲剧的历史状况下（当然是日本人使之卷入的），不可能指望对日本文化有真正理解的日本研究有什么进展。”（《历史学研究》1990年第6期，第36页。）

[57]津田左右吉的原话是这样的：“不存在儒教日本化了的事实，儒教这么说还是儒教，是支那思想，是文字上的知识，没有渗透到日本人的生活。因此，认为日本人与支那人由儒教而接受共通的教养创造共通的思想的想法，完全是愚昧的。”（见《シナ思想と日本》，岩波书店，1938年，第162—163页。）

[58]王家骅、钱茂伟、章益国：《儒学与中日东亚文化——王家骅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问题》2001年第4期。见王家骅：《中日儒学：传统与现代》，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5页。

[59]王晓秋：《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特点、分期和研究概况——中国学者所见之中日文化交流史》，王晓秋、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1 历史卷》（序论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页。

[60]周一良：《〈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序》（1994年9月15日），《周一良集》第四卷：日本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47、548页。

[61]王平：《简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日本学刊》1998年第1期。

[62]同上。

[63]王勇：《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前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页。

[64]同上（结束语），第396页。

[65]张宪章：《中文版编后附志》（该文附于中文版“大系”每一卷之后），同上《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1 历史卷》，第381页。

[66]中译本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

[67]小川利康、止庵编：《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2—35页。

[68]如刘雨珍编校的《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

[69]王勇：《〈中日关系史料丛刊〉总序》，[日]伊藤松辑、王宝平、郭万平等编《邻交征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2页。

[70]严绍璗在该书的《后记》中说：“‘我想让它成为我的墓志铭吧！’是的，二十年的生涯，不敢有多大的夸张，但好像进行在地狱的通道中，它凝聚着我的理念和劳作，多少有点‘涅槃’的感觉。”《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下册，第2169页。

[71]黄仕忠：《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80页。

[72]徐森玉主编，顾廷龙、谢辰生、吴静安、程天赋编：《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卷一——卷三），中西书局，2012年，中西书局的《出版说明》，第7—8页。

[73]高桥智解题，吴武国、林嵩、沙志利校勘：《影印日本〈论语〉古抄本三种（三十郎盛政传抄清家点本〈论语集解〉青莲院本〈论语集解〉林泰辅旧藏本〈论语集解〉）》（全三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74]高桥智著、杨洋译：《日本室町时代古抄本〈论语集解〉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该书还影印大阪府立图书馆1931年编印的《论语善本书影》作为附录。

[75]刘玉才主编：《从抄本到刻本：中日〈论语〉文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76]王晓秋：《历史比较研究的意义和方法》，王晓秋：《东亚历史比较研究》（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页。

[77]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4日），《光明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2版。

[78]步平、[日]北冈伸一主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古代史卷）》（步平：《出版序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页。

[79]今井俊太郎：《南明政権魯王が1653年に送付朱舜水宛て勅書発見 徳川ミュージアム所蔵史料報告会「一級品の文物」》，《茨城新闻》2013年9月7日。

[80]梁盛志：《梁任公著朱舜水年谱补正》，收入《汉学东渐丛考》，第115—125页；又见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第222—230页。

[81]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内篇三史德，见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中华书局1985年，第219页。

[82]周一良：《中日文化的异与同》（1984年），见《中日文化关系史论》，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