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十年代末就有人概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九个方面的主要内容，[23]新世纪以来，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宽，课题有增无减。比如经济、法律文化、民俗岁时、教育、文学艺术中的音乐、戏剧各门类等，不胜枚举。李玉的《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以中日关系史研究论著数量统计为中心》[24]为我们认识这一课题的学术史研究状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历史上的日本记述、研究著作都可以归入中日关系史领域，现在的日本研究著作将来也亦可作如是观。特别是随着中日之间各种交流渠道越来越广泛，往来愈加频繁，日本研究著作本身几乎可以说就是各自交流的产物。这里对研究现状与课题的归纳不可能是全面的概述，只能是囿于一己之见的粗线条整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1.民国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及其在新中国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状况，可以以1931年和1945年为界划为三个阶段，其中中日十五年战争期间的研究成果最多，与战争相关的内容也最密切。从研究者的立场来看，也非常复杂，有知日派、亲日派甚至投日派、抗日派之别。九一八事变之前，1930年1月创刊的《日本研究》，其《卷头语》中说：
中日两国间在历史上，在地理上，在外交上有如此深长而密切的关系，而日本对于我国内容知道得又如此周详细致，那我们岂可对于他们因为厌恶的心理而不加以注意？还有，日本以一个贫薄的岛国，经六七十年的苦斗，居然能在国际上和列强分庭抗礼，这一点也就很不可小觑。
实在我们早就应该对他们为很周详细致的研究，正如他们研究我们一样；现在已经是迟了，但是愈迟，愈得赶快去做；所以同人不自量力的下一个决心，从现在起一期一期像照相般把日本古今实在的状况贡献于国人眼前！我们采取最严正不偏的态度，纯粹客观的方法；没有别种作用，也不是宣传；总之使我们知道日本的内容，知道真确的内容。[25]
与这种“决心”相照应，我们可以看到在该刊第一卷第一到三号（1930年3月）连续三期的卷首，有一则署“编辑部启”的告示，曰：
本部现着手编印下列三种丛书：
一、日本古籍丛书
所有日本与朝鲜古籍，完全用中国文字写成，除古事记等是日本式的中国文外，其余都是纯中国文，将来都要陆续编印，这是研究日本古代文化的最重要资料
二、日本研究古籍丛书
这是我国关于日本及朝鲜的一切古籍
三、满蒙丛书
这是我国关于满蒙的史籍及最近日俄人士调查研究报告
书名陆续发表
如果该刊能够按照这种思路一直办下去，而且这种“决心”能够落实到这三套丛书上，包括中日文化交流史在内的中国的日本研究，大概就不会如同此后十几年间以应时性的各种“小丛书”唱主角了。事实上，该刊主编陈乐素（1902—1990）发表了《〈魏志·倭人传〉研究》（创刊号）及《后汉刘宋间之倭史》（第2号）、《日本民族与中国文化》（同）、《日本古代之中国流寓人及其苗裔》（第3—5号连载）、《中国文字之流传日本及日本文字之形成》（第5号）、《日本之遣隋唐使与留学生》（第6—8号），而其《光绪八年朝鲜李（大院君）案与日朝定约史稿》（第9—10号）一文尚未刊完，因为九一八事变，国难家仇，促使他的研究方向发生了转变。他力图在研究中探讨国家兴亡的历史和规律，作为救亡兴国的借镜。历史上强邻压境的情况以宋代最为突出，宋史成了他此后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工作重点。[26]
上述所列三种丛书中的第二种中，我国关于日本的古籍整理与研究，到半个世纪之后出版的《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汪向荣、夏应元编，中华书局1984年）和《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汪向荣著，岳麓书社1985年）才得以实现。而第一种，即日本古籍丛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虽然也曾有人建议“中日两国合作复制翻印珍贵之罕见文物典籍”，认为“费用和技术”“日本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责任”。[27]而真正开始实现，是在新世纪之后，随着2009年《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及2012年《日本汉文史籍丛刊》开始陆续出版，这一编成用汉文写成的日本古籍丛书的夙愿在经历了八十年之后总算有得以实现的希望了。
民国时期的中日关系、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在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在现在仍然被视为经典著作的，首先当然要算是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就我所知该书至少有以下几种版本：
第一，大公报出版部1932—1934年版（七卷本）。
第二，第一种的复刻版：《民国丛书》第三编第24、25、26册（七卷本），上海书店，1991年。
第三，北京三联书店1979—1982年修订版（八卷本，2005年重印）。
第四，长野勋、波多野乾一编译《日支外交六十年史》（1—4卷），东京：建设社1933—36年版。
第五，第三种的复刻版：《日中外交六十年史》（1—4卷），东京：龙溪书舍1987年。
其原版七卷本和修订的八卷本之间，除了史料的增删之外，观点上也有很大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对李鸿章的评价上。简而言之，原版对李鸿章多有同情的理解，甚至有“其慷慨忠愤之气，令人起敬”[28]之褒奖之言，而修订版中此类言论全无，代之而起的是一顶“货真价实的卖国贼”[29]的高帽子。这一评价的变化意义如何，读者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是从原版和修订版，细心的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两种不同的时代风味。本人曾经指导硕士研究生对这两个版本进行过比较研究，这还是一项值得继续探讨的课题。如果将该书的日文版一并加以比较，恐怕更是有趣。
民国时期的相关研究在今天仍然有影响的，我曾经在别的场合提到过傅芸子的《正仓院考古记》及其《白川集》，[30]这里就不重复了。这里想要提一提民国期间的梁盛志和后来的梁容若，两者其实是同一个人。梁盛志的著作《汉学东渐丛考》由中国留日同学会于1944年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经过汪向荣整理收入到梁容若所著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论》，该书198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31]
从《汉学东渐丛考》之“弁言”可窥本书之大概及作者的研究态度，兹摘录如下：
一、本书所谓汉学，乃泛指中国学术文化。（后略）
二、本书所收论文可分为四类，一为撮录改编东土学者专著或论文，务求严谨，一以适于国人阅读，一以参入鄙见，如《唐秘书监晁衡事辑》《山井鼎与七经孟子考文》等篇是。一为根据搜求之资料，自撰论文，重在详人所略，阐蒙昧之史迹，如《李竹隐海外讲学考》《五代日僧巡礼五台之遗物》等篇是。一为钩稽勘合东西史料文献，正往哲时贤撰著之失，如《明季两戴笠事迹考》《梁任公著朱舜水年谱补正》等篇是。一为全译日本学者论文，如附录诸篇是。
三、史之真善美本为一事，鉴往知来，可资观感者惟真实之史实为然。本书整理铨次中日文化交通史实，惟在求真，故于谬悠之神话，浮诞之传说，有意之夸饰，无稽之想像，均所不取，文情枯涩，或所不免，然于镕裁群言，昭为信史之境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四、本书所收论文虽译著参半，而精力所萃，实在新资料之搜求，新问题之提出。家本寒素，时方多故，凡所营谋，百不一遂。然即其所见，有北京图书馆、东京图书寮、内阁文库、东方文库之孤本，有静嘉堂文库、蓬左文库、苦雨斋之逸书。痴庵藏金，曾供论定，鲁学拓石，亦资勘研。澳门得竹隐之详传，宇治见黄檗之遗文。一篇之成，淹历岁年，一事之异，访之万里，广赖机缘，才成丘壑，劳倍功半，限于才力，世有达者，悯而教之。
五、自著及改编诸篇，引用文献，必注出处，或在篇末，或附文中，撰著既非一时，体例未能画一。翻译各篇，则尊重原文，不敢擅为增删，即鄙见不同，亦未附入赘论。惟于原文纪年附注日本皇纪之处，则全易为中国纪年，既资对照，亦便国人。
六、（略）
七、对于鼓舞协助我从事此方面研究之辻善之助博士，周知堂、李革痴、瞿兑之诸先生，敬谨致感。本书结集刊行全出钱稻孙先生之善意，承瞿兑之先生、寿普喧先生宠赐序文，一并铭谢。[32]
从以上各条看，无论是从其史观还是其研究者的勤勉、严谨、谦逊的学风、规范的学术写作，在今天都仍然是值得学习的。其研究成果的意义，如瞿兑之[33]的序文所言，“宋明末造，志人仁士行遁海东者踵趾相接，于是圣贤义理纲常名教之精蕴益与彼邦固有之教化互相浚发，其关系视形而上之文献尤为重要。世人于朱舜水之讲学多已耳熟能详，而不知外此有李竹隐陈元赟戴笠诸人，其事迹向来散见诸书，无人为之贯串，晦而不彰者多矣。今而后举中国文化向外流播之线索与夫中日两国文化互相影响之迹兆研求而会通之，诚明乎得失而达于世变者所当有事也。梁君盛志致力于此，历有年岁，然遍搜彼我两邦文献以求唐宋以还两国名贤往来之踪迹，显微阐幽，批郤导窾，疏通证明而纲举目张焉。（中略）兹汇次而总为一书，曰《汉学东渐丛考》，其不灭无疑焉。”[34]而寿普喧的序文中说：“治中日交通史者，东土不乏名家，自木宫泰彦、辻善之助等之书出，其事迹之彰彰在人耳目者，固已燦然秩然，国人译读其书，夙所推重，独惜无搜求吾国文献以相印证，裨补疏失，为学术上之诤友者。梁君此书虽寥寥十余篇，然如李竹隐戴笠延长经筒等，皆东土学者从未引用之文献，阐微烛幽，其为创获无论矣。”[35]读其书，乃知此言并非过誉。
如该书中《宋末李竹隐海外讲学考》，确实为一重大发现。文章结尾说：“若竹隐之浮海，实为缁徒外华人传理学于扶桑之第一人。其声施虽不如朱舜水，而耿介之操，贞固之节，遭际艰屯，流离转徙，无时无地，不以淑世淑人为念，则二人初无二致。此亦学术史上一重要公案，故望海内外博雅君子，匡余疏失，俾能究明真相，传为定论也。”[36]此问题发现之经过，作为一种经验谈，对初学者亦不无启发意义，特录其原文后之自述（1942年12月2日）于此。曰：“余治中日交通史，欲以中土文献弥补东籍之疏，故于沿海各省方志，留意翻检。二年前曾于《广东通志》见过洋乐事，检之东籍无证，初以为齐东野语。后由瞿兑之先生《养和室随笔》知屈大均《广东新语》亦记此事，乃为《理学东渡与李用》一短文，刊于国立编译馆馆刊一卷一期，依据寡薄，仅提示此问题之轮廓而已。其后承澳门友人寄示《宋东莞遗民录》，竹隐在国内关系文献，因以大明。复由《甲子夜话》及《本朝高僧传》辨圆传，知博多宋人与歌舞伎关系，因重订为本篇。今所待者惟海外遗迹遗事之发现耳。”[37]此后再很少人提到李竹隐的事，即便提到，也认为李竹隐到日本就算是事实，也是个例外。[38]尽管如此，还是期待着能发现新的史料。
该书除了于史料发掘、遗物考证方面有其独创之外，且“鉴往知来”，在史迹疏跋中也自有作者一种所“信”的寄托在。如其在《空海入唐求法记》的篇末感叹：“惠果以大唐三代国师，抚异域游僧为法嗣，与水户侯尊亡明寒儒朱舜水为宗师，其卓识幽怀，均可以感天地泣鬼神。而空海所以符期许，舜水所以答尊礼者，莫不卓然可传。余既记朱舜水事，因复诠次空海求法始末，以告世之重师道者。”[39]而在《圆仁与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文的最后又写道：“自圆仁等归，而日本之遣唐使遂不复至，而唐亦自此衰矣。周公修德，而越裳氏来，文化领导，岂易言哉。”[40]既然是文化交流，交流双方或多方，首先要保有对文化尊重的卓识幽怀，而要想争取到文化的领导地位，需以“修德”为先。1984年年底身在美国的梁容若在为自己即将出版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所写的《自序》中说：“五十年来，我想从历史研究上加强两大民族间的深刻认识。‘取人为善，与人为善’，推进共同繁荣，以求合作之道。”在重视“修德”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前后一贯的。
由汪向荣选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论》一书，不仅从大处可见著者对中日关系脉络的把握，而且在一些细微处也显示著者深厚的国学素养。比如对太宰春台《长语》的评价，特别是对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的意见，提出了23条，除了其中第19、20、22这三条积极肯定的评价外，其余20条都是指出其具体错误之处，如将民国时期的胡适视为嘉庆进士胡培翚之子等，遗憾的是该辞典的修订者未见到此文，所提的问题在1984年的修订版中几乎都没有订正。虽说瑕不掩瑜，但是如梁容若所言，“有些讹误的发现订补，中国学者远比日本学者为容易”，[41]“日本的汉学界，如果能多和中国的读书人联系，一定事半功倍，相互有益处。”[42]希望像《大汉和辞典》这样的伟业在再修订的时候能够参考这些意见，或者能够集中日学者之力一同进行，一定不仅可以精益求精，而且可以增进友谊，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新的壮举。
《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的出版，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也不容忽视。汪向荣在该书《后记》中充分肯定本书的意义，指出：“在中日关系史这一学科作为历史科学的分支而起步时，本书的出版将作为其标志而载入史册。”同时汪向荣在这里明确地阐述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研究与翻译的关系，其作为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方法论的论述，也同样将载入史册。他说：“研究从属于当前政治，而不是学术性的探讨，使过去中国对中日关系史、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都和政治相呼应，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学术，以致进步不快。要使中国对日本的研究脱颖而出，必须先消除这种原因，使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术研究。”强调了学术研究的独立性的重要。同时，关于研究者的立场问题、研究与翻译的关系问题，他主张：“中日关系史跟其他历史学科一样，都必须是作为中国史学工作者的研究的学科，应该有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日本史学工作者的研究中日关系史并不一样，结论可以相同，立场和观点却不会一致。因为这样，过去我国也翻译出版了一些日本学者的著作，但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研究。这是我在研究中日关系史方面的基本论点，虽然半个世纪来经历的道路坎坷不平，可是我不想，也不会改变我年轻时的论点。”[43]
话又说回来，学术和政治的关系，如汪向荣在《后记》中又提到的那样：“学术研究不可能和政治没有关系，学者也并不生活在真空环境中，因此说要学术研究完全不受政治影响是不可能的。”他说：“不过总还有人把学术研究和政治区别开，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和支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44]学术研究受政治的影响，汪向荣早年求学于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科，1944年就出版有《中日交涉年表》，对于丙午（1966）之痛的记忆，从其所记述的“所存图书资料，包括所有笔记和全部卡片，均已毁于丙午”、“丙午以后十年中，没有可能接近日本书刊”[45]等文字可见一斑。在海峡的另一方，1967年台湾知识界因“梁容若事件”即所谓“文化汉奸得奖案”闹得沸沸扬扬，对此大陆学界虽然很少有人提及，[46]但是由一次学术评奖而引发包括胡秋原、徐复观等文化名人参与的“中国文化与汉奸”“文章与气节”“文学与政治”乃至“民族思想与历史文化、国家生存的关系”的大讨论，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自然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地方。[47]仅就刊登在1941年由日本的国际文化振兴会编、日本评论社出版的《日本文化的特质——纪元二千六百年纪念国际悬赏论文集》上的梁盛志的获奖论文《日本文化与支那文化》而言，可以讨论的地方也不少。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无论这次悬赏论文征集活动的评委是谁，作为当时日本文部省、外务省、情报局等政府机构协助下进行的一项国际文化活动，其目的和效果，如该活动的主办方所总结的那样，都是为了达到“汇集世界的声音来高呼‘拯救世界之道在于日本精神的实践，世界新秩序的根底必在日本精神！’”[48]日本当局不仅在1938年发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动员日本国内一切力量为战争服务，而且力图动员全世界可以动员的力量来为其宣扬日本文化服务。无论给这种活动涂抹上怎样的文化或学术的色彩，都无法掩盖其服务于侵略战争的本质。
第二，无论是以何种方式或渠道参加的这次征文活动，文章获了奖、作者领了奖，作者就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署有自己名字的文字负责。无论作者的主观意愿如何，这一行为在客观上的效果可以说是服务了那场侵略战争。如果没有这种觉悟，至少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糊涂。
第三，从该获奖文章中言及“通晓（中日）两国语言文章的人每日增多，著作者一旦拿起笔就会立即影响两国关系，对此要如何以虔敬之心从事才好？”[49]来看，作者在当时应该是具有这种觉悟的。就是说作者当时是意识到自己的言论的效果的。当然，即便如此，我们也要对获奖文章本身进行分析。总的感觉是作者在“衷心祈愿日本文化升华为世界文化”[50]、理解“建设东亚的新秩序”[51]的前提下，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对中日双方提出了劝告乃至批评，甚至对“日本人在私生活及社会上都有秩序、政治上公明这些方面极少影响到中国”[52]表示遗憾。其对日本的接受中国留学生在态度与制度上的批评、对日本的中国研究的缺陷及“支那通”的缺乏历史素养因此对中国现实的理解仅仅停留于表面的批评以及对中国人在日本研究与理解方面缺陷的批评都很有针对性，在现在看来甚至也不失其启发意义。但是这已经是另一层面的问题了。比如几乎同样的对日本在接待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与制度方面的批评意见也出现在作者后来对实藤惠秀的著作《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的评价[53]中，我们对这样恳切而有见地的书评，当然是应该给予高度评价的。
近代中日关系非常复杂、敏感，在这一研究领域，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也是如此，不能不谨慎从事。有时候，你以为自己是在很“学术地”在探讨问题，却没有意识到已经陷入了某种政治漩涡。这样再想洗刷，就为时已晚。在大敌当前、民族危亡之际，只要能够鼓舞士气、克敌制胜，如《征倭论》就有其积极意义，而你这时要以所谓其“不重视客观地研究日本”来批评其“媚俗”，就是不识时务。作为研究者不能在政治上犯糊涂或犯错误，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教训。
2.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
八九十年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水平，可以由两套在日本学界也引起了很大反响的丛书来代表。这就是八十年代末在东京六兴出版社出版的13卷本“东亚中的日本历史”丛书和九十年代在中日两国分别出版的10卷本“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
关于13卷本“东亚中的日本历史”的编辑出版经过，该丛书的组织者王金林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此事本身也是当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件美谈，作为史料，详细引用如下：
1984年五六月间，我受别府大学邀请，参加该校的史学科成立20周年纪念会。在会上我作了《关于邪马台国的若干问题》的学术报告，提出来北部九州的邪马台与畿内地区的“前大和国”并存说，引起了媒体和学界的关注。六兴出版社据此约我写一本以邪马台国为中心的专著。1986年初，我的《古代の日本——邪馬台国を中心として》出版，日本学界对此有较好的评价。有鉴于此，六兴出版社萌生了由中国学者撰著一套日本历史丛书的想法，1986年11月，六兴出版社编辑部长福田启三受天津社会科学院之邀请访问中国。期间，他与天津社会科学院方达成如下协议：一是在天津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中国学者撰写一套多卷本的日本历史；二是相关具体的操作委托王金林执行。这样，我以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副所长和中国日本史学会秘书长的双重身份，进入具体操作。出版社关于选题的要求是，不要纯粹的日本历史选题，选题应突出中日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史，以及能充分反映中国的日本史学界观点的选题。关于具体撰稿人的选定，出版社全权委托我方的决定。但天津社科院则作了限制，即本院和天津的撰稿人人数应该有相应的保证。根据最后确定的选题，可聘15名撰稿人，除去天津社科院4名，南开大学3名，留给外地的名额是8名。这8人既要与他的研究领域相吻，又要考虑完成选题的可能性。最终根据研究专长和选题相吻合的原则，在北京聘请了5人，沈阳聘请了3人。长春、沈阳、北京、上海的不少挚友、同仁，没能入聘，时至今日，我仍感到歉意。
这套丛书共13卷。各卷名及作者如下：
第1卷 《倭国と東アジア》（沈仁安）
第2卷 《奈良文化と唐文化》（王金林）
第3卷 《織豊政権と東アジア》（张玉祥）第4卷 《近世日本と中日貿易》（任鸿章）
第5卷 《日中儒学の比較》（王家骅）
第6卷 《明治維新と中国》（吕万和）
第7卷 《明治の経済発展と中国》（周启乾）
第8卷 《日中現代化の比較》（马家骏、汤重南）第9卷 《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俞辛焞）
第10卷 《日本ファシズムの興亡》（万峰）
第11卷 《日本の大陸政策と中国東北》（易显石）第12卷 《中国人の日本研究史》（武安隆、熊达云）
第13卷 《天皇と中国皇帝》（沈才彬）[54]
由王金林出访日本，在日本学界雁过留声之后，在日本出版界和中日学术界有识之士的协助下，引出一队展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整齐雁阵，飞越中日历史的天空，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道值得纪念的风景。对这套书的积极意义，论者多有提及，此处不再赘述。
日本学界对这套丛书所给予的极大关注，从日本的历史学研究会[55]集中新锐研究者来为这套丛书撰写书评，并于1990年6月一并刊发在其会刊《历史学研究》（No.607）上可见一斑。一共80页的这期刊物，从第30页到53页（以下只注页码），按照其刊登的次序，分别是笠原十九司对第12卷[56]、关和彦对第2卷、鹤田启对第4卷、伊东贵之对第5卷、石井宽治对第6卷、铃木邦夫对第7卷、铃木邦夫对第8卷、藤井昇三对第9卷、伊藤悟对第10卷、小林英夫对第11卷的书评。日本学者的评论意见和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和反思。
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在对十三本书选题力图从总体呈现中国学者对从原始、古代到现代日本各个时代的研究成果的努力表示肯定的同时，提出从标题上看，第1、2卷是原始、古代史，中世史一册也没有，就跳到了第3卷的《织丰政权与东亚》了，认为这是“中国学者日本历史观的反映”，也“反衬出日本学界对中世中日交涉史研究的现状”。关和彦的这种意见，写在对王金林的书评中。二十年之后，王金林的《日本中世史》上下卷的出版（2013年昆仑出版社），可以看作是对这一评论的回应吧，也体现了作者从善如流、坚持不懈和勇于担当的精神。
第二，“参考、引用的日本古代史研究著作很少。这不是王氏个人的问题，而是古代史研究的中日学术交流体制层面的问题。与日本的古代史研究者每个人还不是那么积极、自觉地从事这方面交流有关。从组织上和个人方面都有必要留意这一点，以寻求研究成果的共享的体制进而充分地进行交流”（38页）。对第4卷的书评中提到：“作者推算自清朝将台湾收入掌中以后到幕末，从长崎输入的日本铜约为3亿3000万斤，而这个推算作者在该书中只引用了其自身的论文”（39页）。
第三，学术概念、用语的使用上，尚有待进一步推敲和思考。如评者对将“王朝”这个概念放到地名“奈良”和国名“唐”上进而并列起来作书名提出疑问，并且提出将奈良文化作为唐风文化、平安文化作为国风文化是否具有一般性的问题（38页）。在论及《近世日本与中日贸易》时，提出因为作者对“锁国”“海禁”这样的核心概念缺乏具体分析，因而对当时两国贸易的特质及中日关系的认识就难以深入（40页）。
第四，研究方法方面，特别是关于比较研究，对于第5卷，评论者强调进行思想的比较研究时要注意“比较双方都具有抽象度很高的思想体系，而且只有设定特定的视角来加以分析，这样的比较才具有某种有效性。而在这一点上，在日本未必存在汉代儒学或中国朱子学可匹配的体系性的思想，这就是本书的比较给人稍稍觉得有拘泥于字句异同的印象的原因之一。”评论者紧接着指出：“就像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中日两国儒学实际上存在着影响的关系，对这样两种思想进行比较时，最为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其在接受之际出现的冲突和变化，特别是对研究像儒学这种具有很强的社会性的思想时，就不能单纯地停留于思想的理论层面，如渡边浩的《近世日本社会与汉学》（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所描绘出的那样，其引起冲突与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进而如本书作者自身也提到的‘中日儒学社会机能的差异’（350页），这些侧面应该着力加以考察。然而本书给人的感觉只是停留于比较思想表面的异同。”“将具有不同社会历史背景的思想家的思想，从其相关的背景中抽取出来加以比较，从而断定谁先进之类的这种态度，大可怀疑。”“如作者在终章中所言，儒学具有在周边诸国被接受的普遍性，但同时也有其产生于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非普遍性、特殊性，这是其传向周边诸国发生变化的很大原因。因此在比较中日儒学之际，两方面的情况都必须研究，而作者有将重点放在其普遍性、共通性上之嫌，觉得夸大了儒学思想对日本的影响。特别是以古代文献中所见的儒学语汇，就直接断言具有单纯的文饰以上的思想上的影响，是要慎重的。而且，对明治维新之后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国民道德、作为武士道变形的军人精神等，也不能用儒学之名加以统括。作者的态度，如果斗胆用失敬的说法的话，不能不说是一种大国主义的想法吧。评者认为在进行思想的比较之际，双方分别存在的情况自不待言，在现实交涉的情况下，在警戒陷入风土决定论或日本特殊论的同时，与着眼于两者的共通性相比，在理解其思想及其社会背景的基础上，关注其异质性，会更加有效”（41页）。如此种种，强调在进行比较研究时要注意双方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与普遍性、共通性相比，更应该注意其异质性，这些说法在方法论上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意见。
但是，评者此时关于中国儒学对日本的影响，如书评中所言：“尤其在古代，儒学对日本人而言，如津田左右吉所说的那样，是‘文字上的知识’吧”（42页）。[57]可见津田左右吉的影响之深。王家骅曾经回应过这种批评，他说：“从战后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寻求文化大国地位，许多思想家支持津田，将中国及朝鲜对日本的影响矮小化。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有责任梳理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还历史本来面目，我以为儒学到日本，发生一定变异是有可能的，但与中国总还是属于同一种属的。就像蒙古马到其他地方，变成矮脚马，但终究还是马而非驴。我想以实证材料证明儒学对日本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文学、史学及当代日本社会的影响。否认这些影响，是非历史主义的。”[58]中日学者对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都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这些不同意见的背后，既有方法论上的不同，也有立场上的差异。方法论的不同，是可以通过讨论来达成彼此的共识的；立场上的问题，往往难以相互融通，但是通过讨论至少可以加深彼此的理解。我们相信，整理和编辑出版王家骅的遗著《中日儒学：传统与现代》，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立场上，对于我们今天理解中日思想文化关系，都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对这套丛书，日本学者还提出了许多其他很有意义的问题与意见，如对明治维新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分析过于抽象和简略、对从攘夷到开国的具体历史过程研究有待深入（45页）、在孙文的对日观上需要警惕“个人崇拜的历史解释”及力戒将“孙文偶像化的倾向”（49页）、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及其兴亡过程的叙述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其内在发展的逻辑上都还有待加强研究（50—51页）、围绕东北问题中日两国的侵略与抵抗运动如果放到国际形势的大背景下考察将更加全面（53页），等等。如他们指出的那样，其中许多问题，也同样在日本学界存在。而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是否依然具有参考价值或启发意义，相信大家看过之后也是心知肚明的。
这套13卷本的“东亚中的日本历史”丛书，虽然是以“日本历史”命名的，但是每一册如上所述或通史性地或断代地都贯穿了相应时期的中日关系或相关问题的比较研究，因此可以说“也反映了中国学者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成果”，[59]同时也可以看出日本史研究与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紧密关系。而大张旗鼓地以“中日文化交流史”命名的标志性著作，则是90年代中后期由中国的浙江人民出版社和日本的大修馆书店出版的10卷本中日文版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日文版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丛书”）。这套书是由中日两国学者共同编辑、撰写而成，因此“文化交流”的意义与形式，可以说体现得更加充分。
这套“大系”的内容及宗旨，中方主编周一良在《序》中指出：“本书宗旨——阐明文化交流自来是双向的、相互影响的。”而内容“涵盖面比较广，计十个方面：历史、法制、思想、宗教、民俗、文学、艺术、科技、典籍、人物，不愧大系之称。”“由这十个门类可以看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时代之久，方面之广，相互影响之深，相互关系之密。世界上几乎任何两国之间都难以比拟。”[60]关于这套书的学术意义，有人评价说“《大系》的问世，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日本学’正趋成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领域已能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61]而其学术史意义，体现在每卷的序论中，从各卷序论对相关专题的交流与研究状况的概述中可以获得很多有益的学术史信息。“在《大系》的基础上，再搞一部简明扼要的单卷本通史”[62]的建议迟迟难以实现，可见在中日文化交流史领域“简明扼要的单卷本通史”的撰写难度之大。
这个时期，除了这两套丛书之外，各种专著当然也有不少。而影响较大的，近代方面有王晓秋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古代方面有王金林的《汉唐文化与日本古代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其具体内容与其他著作，限于篇幅，就不在此展开论述了。
3.新世纪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盛况
新世纪中日关系、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盛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梳理。
（1）通史性著作
2001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王勇的专著《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该书虽然书名和章节都没有打上“中日文化交流”的标签，但是我想也可以作为一本中日文化交流史来阅读。其写作意图如《前言》所记：“通篇以‘模仿与创新’为主线，聚焦于生成日本文化之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63]那么，如何解释这“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呢？他在《结束语》中作了精练的回答，即：“从中国传来文明的种子，在日本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与当地的花树草木和谐相处，烘托出蔚为壮观的文化景观。”[64]值得一提的是，王勇也是上述“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工程的发起者之一。关于这一点，该丛书的策划张宪章在《中文版编后附志》中这样记述：“首先应予记载的，是杭州大学王勇教授和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中西进教授的倡议之功。1990年秋二位教授首倡是议，揭开了这一工程的帷幕。”[65]当时还不到40岁的王勇，之所以具有这种号召力，除了出于对“中日交流史”研究的热忱之外，学术事业的组织能力当然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而他个人的学术事业也从研究“遣唐使”出发到提出“书籍之路”，再到2014年成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笔谈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首席专家，其“交流史”视野与深度不断拓展，其所在的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和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以及现在的东亚研究院，也一直是中国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镇。
“在《大系》的基础上，再搞一部简明扼要的单卷本通史”，这种愿望首先以高等学校教材的形式得以实现了，这便是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滕军主持编写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考察与研究》。该书是滕军在北京大学讲授“中日文化交流史”通选课13年的教学成果结晶。该书以人物交流为主线叙述中日文化交流在秦汉六朝、隋唐、晚唐五代北宋、南宋元代、明、清前期六个时期的发展脉络，其中附有对中日相关史迹的实地考察报告，这种以实际行动“续写新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做法，不仅增加了现场感和可读性，而且可以为对中日文化交流史有兴趣的读者提供向导和知识的普及。而六篇综述，即中日文字、文学与书籍的交流、艺术的交流、建筑的交流、科技的交流、民俗的交流，则主要是对上述“大系”的概括与提炼（中日建筑的交流综述主要参照了张十庆的《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这样就可以以专题的形式为正文中以人物为线索所未能涵盖的交流史内容给予补充。阅读该书，读者既可以得到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总体面貌，又能够领会以人物为中心的主要脉络，还可以感受到众多鲜活的史迹。应该说这是一本独具匠心、引人入胜的好教材。
具体领域的通史性著作，值得注意的有日本汉文学、汉学、中国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如陈福康的《日本汉文学史》上中下三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出版；李庆的《日本汉学史》共五部，第一部起源和确立（1868—1918）、第二部成熟和迷途（1919—1945）、第三部转折和发展（1945—1971）、第四部新的繁盛（1972—1988）、第五部变迁和展望（1989—），2010年全帙五卷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一并出版；严绍璗的《日本中国学史稿》，2009年作为阎纯德、吴志良主编的“列国汉学史书系”的一册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其他如郭蕴静、周启乾的《中日经济关系史》（上下，昆仑出版社，2012年）、季羡林、汤一介主编的《中华佛教史》中杨曾文所著的《中国佛教东传日本史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冯立昇的《中日数学关系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孙玉明的《日本红学史稿》（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以及较早出版的王桂等编《中日教育关系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刘起釪的《日本的尚书学与其文献》（商务印书馆，1997年）、秦永章的《日本涉藏史——近代日本与中国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等等，这些著作在相关领域都有开创之功，值得关注。
如何在13卷本“东亚中的日本历史”和10卷本的“大系”以及大量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一本超越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66]的综合性的学术专著《中日文化交流史》来，仍然是中国学者尚需努力的目标。
（2）史料整理
史料整理研究，如上所述，汪向荣积数十年之功的著作《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和《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他校注的《唐大和上东征传》、《日本考》（与严大中校注）也收入“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由中华书局出版，其学术史意义可谓功莫大焉。
80年代以来，出版了不少影印的资料集。如1985年杭州古籍出版社精装影印出版《小方壶斋舆地丛抄》（全二十册）。该丛书由（清）王锡祺编，分初编、补编、再补编各十二帙，光绪三年（1877）开始编辑，二十三年编刊完成，广辑清代地理著作1366种，亦收录关于日本、朝鲜、东南亚及英、俄等欧美各国的研究、介绍及见闻著作。日本方面的，有傅云龙的《日本疆域险要》《日本沿革》《日本河渠志》《日本山表说》《日本风俗》，黎庶昌的《游日光山记》《游盐原记》《访徐福墓记》，陈其光的《日本近事记》，王韬的《扶桑游记》《日本通中国考》《琉球问归日本辨》，王之春的《东游日记》《东游琐记》等等。
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积毕生精力收集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人的日本研究著作，其中“东游日记”达二百余种，至今收藏在东京都立图书馆实藤文库。随着国内学者对“东游日记”学术价值认识的提高和研究的推进，“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原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自一九八九年成立起就将东游日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王宝平主编的“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影印出版了《教育考察记（上、下）》（吕顺长编著，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后来此“集成”改名为“晚清东游日记汇编”又影印出版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日本政法考察记》（刘雨珍、孙雪梅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中日诗文交流集》（王宝平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此外，王宝平还编著有《日本典籍清人序跋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系统的基础史料。
近年来，名人书简的整理颇有声色。如张小钢编注的《青木正儿家藏中国近代名人尺牍》（影印且活字标点，大象出版社，2011年），李廷江编著的《近代中日关系源流：晚清中国名人致近卫笃麿书简》（影印且活字标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小川利康、止庵编的《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只影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这些书信原件的整理出版，对于深化近代中日关系、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我们看周作人1937年12月7日给松枝茂夫的信，其中说到：
六月中曾为《国闻周报》写一小文，说明了解“日本精神”之难，截至今日只能自白曰不懂，盖吾人平日所称为日本文化而加以赞叹解说者实在只是东亚共有文化之一色相，因此吾侪汉人亦觉得能了解，此种研究可以为治国故（支那学）者之助，却与了解日本民族完全无用，鄙人以前所知之百一即属此方面，近日知其无益，故不愿再以此自欺欺人也。鄙意欲知日本国民精神须从神道下手，此处不敢牵涉“祭政一致”等大道理，乃只是就“お祭り”为主的民间信仰说，鄙人直觉的感到日华两族最殊异者乃在宗教的情绪，如“神凭”这种事实在汉族今已几乎全无矣。但鄙人自信是出于儒家的人，对于宗教完全隔膜，“祭り”等事虽有兴味，实觉无入门研究之希望耳。数年前曾将文学店关门，今于卢沟桥事件之前又将日本研究店闭歇，可谓得时，此后谈东方文化者将如雨后之菌矣。以后作何事尚无计较，此一年乃在翻译，将希腊人自著神话翻译成汉文，本是多年宿望，于今得达亦是大好事也。妄谈希勿见笑，此上松枝先生座右。[67]
信中提到的《国闻周报》的“小文”即《日本管窥之四》。这封信对于我们理解周作人从“管窥”之后到前文提及的1940年底写的《日本之再认识》之间的思想情绪的关系就很有帮助，如日本文化中“东亚共有文化之一色相”对于“了解日本民族完全无用”的说法与他后来强调的应该于“同中求异”是一致的。另外如“鄙人自信是出于儒家的人”、“今于卢沟桥事件之前又将日本研究店闭歇，可谓得时”等自白，对于理解当时周作人的心绪都是很好的材料。近代以来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中许多细致的工作还有待深入，书信、日记、笔谈[68]等基础史料的挖掘整理，无疑对于推进这方面的研究大有裨益。
虽然我们在史料的整理方面已经作了不少工作，但是总体上看还是显得有些零散，还不系统。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日本研究界还有一批有识之士具有强烈的原典意识，这里又不得不再次提到王勇，他在2007年5月1日写的《〈中日关系史料丛刊〉总序》中说：
纵观中国的日本学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步入正轨，虽然在局部出现领先世界的亮点，但整体水平尚未跻身国际前列。究其原因，学术空气浮躁，二手资料泛滥，很少有人潜心建构基础的工作。
有鉴于此，我所创建以来，坚持每周一次的读书会活动，逐字逐句研读中日关系原始史料，毕十三年之功完成《中国正史日本传新注》（三卷）后，重心转向日本的汉文典籍，拟整理出一批涉及中日关系的重要文献，为日本学研究打下基础。
这套书收录的范围，既包括日本人撰录的典籍，如《日本书纪》、《续日本纪》、《唐大和上东征传》、《邻交征书》、《异称日本传》、《善邻国宝记》等；也涵盖中国人撰著的典籍，如《延历僧录》、《日本考略》、《吾妻镜补》等；同时考虑采择一些资料汇编，如《佚存东瀛的唐代诗文》、《日本典籍中的清人序跋》、《四库全书中的日本史料》等。当然，这些仅仅是笔者现在想到的，具体选择何种书目，规模扩大抑或缩小，则要因人而定、审时变通了。[69]
这套“中日关系史料丛刊”已经出版了一种，即《邻交征书》，但是自2007年之后，未见该丛书的第二种出版，虽然也知道有的选题已经另行出版，作为序文中提到的“读书会”的亲历者，也作为“原典意识”的共鸣者，衷心希望这套“丛刊”不要因为“审时变通”而打乱计划。
（3）文献学研究
严绍璗编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全三册，中华书局，2007年），在其个人而言，积二十年之功而成此巨著，不仅可以成为他的“墓志铭”，[70]而且，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文献学研究领域中也的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我想，也许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领域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如何使其更加完善和丰富。可喜的是，这种完善的工作已经开始有人在切切实实、扎扎实实地做了。比如黄仕忠所著《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就专门有一节为“《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散曲戏曲部分正误”。黄著对《书录》第三册中的“散曲之属”与“南北曲之属”（第2039—2061页）进行复核，发现不少问题。其结论是“只有大约百分之十五的条目，编著者曾经查阅过原书（存有两个以上版本时，有时还只查核了其中一个版本）。”认为其“存在问题的条目所占比例明显偏高”，并分析指出：“目验原书比例过低，抄自不同的目录、书志，凭感觉予以单列或归并，没有再复核原藏者目录，没有用同类古籍善本书目加以印证，这些都是造成《书录》错误频见的原因。”[71]无论黄著所言是否属实，一部四百余万言的皇皇巨著，出现一些错误在所难免，也瑕不掩瑜，但是其提出的问题，作为一种方法和态度，不仅对于我们完善和丰富这个里程碑而言，就是对一般的文献学、书志学，进而一般的历史研究而言，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中日汉籍文献交流的专题研究，在九十年代比较有影响的如王勇主编的《中日汉籍交流史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到新世纪，这种分门别类的书志书目工作还有人在做，如苏桂亮、阿竹仙之助合编的《日本孙子书知见录》（齐鲁书社，2009年），刘毓庆、张小敏编著的《日本藏先秦两汉文献研究汉籍书目》（三晋出版社，2012年），胡宝华编著的《20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学著作编年》（中华书局，2012年）等，这些著作是否经得起逐条目验原书的复核，也还有待检验吧。而1946年已经编成的《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这部珍贵文献，在2012年由上海的中西书局正式出版，其“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学术价值和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72]当然自不待言。
除了书志书目的研究编纂之外，综合性的文献学研究，也有值得关注的成果。如“日本《论语》古抄本综合研究”作为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的重大项目于2009年在刘玉才教授的率领下成功立项，该项目“致力于深入梳理日本《论语》古抄本的传承源流，探究其文本变迁状况，并与中国通行版本进行文本比勘，施以文献学综合研究。”为此影印出版了日本《论语集解》的三个典型抄本：“三十郎盛政传抄清家点本”、“青莲院本”和“林泰辅本”，分别撰有解题并附有校勘成果。[73]此外还集中翻译介绍了日本学者高桥智的研究成果，[74]并组织了专门的学术研讨会。[75]像文献学这么“奢侈的”学问能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不断推进，或许也是国力强盛、研究者开始能沉静下来的一个表现吧。
（4）各种比较研究与专题研究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王晓秋，2012年出版了一本《东亚历史比较研究》，该书的前言《历史比较研究的意义和方法》既有很强的针对性，又很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值得一读。他说：“历史的比较研究并非随意把两个历史现象拿来就可以作比较研究。它必须要遵循可比性的原则，也就是一般应属于同类型或同层次的历史现象才可以作比较，比如同样是改革、革命、农民战争，或同样是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等，或者至少是比较的双方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或关系。因此在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时，一般首先要确定可比性的主题，然后分别研究可比各方的特点、过程和根本属性，再比较其异同，从同中求异，异中求同，进而寻找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本质和规律。”“东亚各国的历史既有许多共同性，又有不少差异性，还有不少关联性，从中可以找到大量比较研究的课题，而且也是东亚各国文化学术发展以及政治、经济、外交、国际关系等方面现实的迫切需要。”[76]这些话，简明扼要，已经把道理讲得很通透。
中日比较的确有许多题材可以研究，实际上这方面的成果也很多。如前所述，六兴出版社的13卷本，“比较”可以说几乎是每一卷中或明或暗的主题。此后在哲学、文化方面，如李威周编著的《中日哲学思想交流与比较》（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年）、李甦平的《圣人与武士——中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王中江的《严复与福泽谕吉——中日启蒙思想比较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等等，到新世纪之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更多，如徐水生的《中国哲学与日本文化》（中华书局，2012年）、周见的《近代中日两国企业家比较研究：张骞与涩泽荣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李卓的《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钱国红的《走近“西洋”和“东洋”——中日世界意识形成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张中秋的《中日法律文化交流比较研究——以唐与清末中日文化的输出与输入为视点》（法律出版社，2009年）、孟祥沛的《中日民法近代化比较研究——以接待民法典编纂为视野》（法律出版社，2006年）、刘晓峰的《东亚的时间——岁时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王小林的《汉和之间：王小林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张永广的《近代日本基督教教育比较研究（1860—1950）》（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等等，不胜枚举。而比较研究要做到既有宏观的文化视野，又有精细的心理分析；既有不露痕迹的理论提炼，又有亲历现场的鲜活体验；既有抽丝剥茧的历史叙述，又时刻关注当下的时代状况，这很不容易，但是，王敏的《汉魂与和魂——中日文化比较》（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做到了这些，该书基于她从事中日文化交流的丰富的切身经验和敏锐观察，加上其生花妙笔，可以说是一本难得的雅俗共赏的佳作。
专题研究方面的成果涉及的领域之广、数量之多，更是令人眼花缭乱。就我比较熟悉的领域而言，如郑匡民的《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尚小明的《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吕顺长的《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杨继开的《清末变法与日本——以宋恕政治思想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朱忆天的《康有为的改革思想与明治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张玉萍的《戴季陶与日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赵京华的《周氏兄弟与日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董炳月的《“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沈国威的《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年）、郭连友的《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王守华和王蓉的《神道与中日文化交流》（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等，都各有闪光之处。还有王维坤的《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江静的《赴日宋僧无学祖元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陈小法的《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同上）、朱莉丽的《行观中国——日本使节眼中的明代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以及前述汪向荣的相关著作等等，近代以前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与纯粹的日本古代史研究相比，要活跃得多。
中日之间的相互认识，最近成为学界比较关注的课题。日本的中国认识，比较有影响的如杨栋梁主编的六卷本《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此外有吴光辉的《日本的中国形象》（人民出版社，2010年）及其前述《他者之眼与文化交涉——现代日本知识分子眼中的中国形象》、谭建川的《日本教科书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反过来，中国人的日本认识，有汪向荣的《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彭雷霆的《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认识（1871—19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