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同年出版的《圣武记》与《海国图志》，尽管《圣武记》先传入日本，但是有论者认为“在日本渗透的程度和影响远不及《海国图志》。其原因在于《圣武记》大半是清朝皇帝创业以来的武功史，日本人对此不怎么关心。卷十一至十四末尾诸卷日本人虽也关心，其翻刻版也出版了一些，其视野限于军事上的问题，不如《海国图志》那样涉及西欧诸国的人文、社会现象视野之广，因此与《海国图志》相比，人们对《圣武记》的兴趣不大。”[32]这种分析虽然不无道理，而魏源著作这两部书的用心及其不同侧重之所在，幕末儒者盐谷宕阴（1809—1867）早在嘉永七年（1854）的《翻刻海国图志序》中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他说：

予向者读魏默深《圣武记》，以谓此魏氏之惩毖录也。道光鸦片之乱，殆与朝鲜壬辰之事类，而默深之忠慨义愤，十倍柳成龙。于是欲述惩前毖后之意以儆世。然举败事近于扬谤，颇有难于立言者焉。故首纪祖宗丰功伟烈，然后及武事余记，若曰今能师祖宗，则于善后乎何有？而善后之方，寓乎余记。可谓立体之得宜者矣。及读《海国图志》，则又谓此惩毖外篇也。记以省我、图志以知彼。英主硕辅，能斟其意、择其策，举而施诸政事，则转祸为福、变凶为吉无难也。[33]

盐谷将《圣武记》作为“惩毖录”，认识到魏源的“忠慨义愤”和“欲述惩前毖后之意以儆世”的目标，而且在具体的写作与表现方法上，体会到魏源的良苦用心，即“举败事近于扬谤，颇有难于立言者焉。故首纪祖宗丰功伟烈，然后及武事余记，若曰今能师祖宗，则于善后乎何有？而善后之方，寓乎余记。”并赞赏这种做法“可谓立体之得宜者矣”。与《圣武记》相对应，他认为《海国图志》为“惩毖外篇”，两者的关系为“记以省我、图志以知彼”。盐谷对魏源理解得如此透彻，当然与当时中日两国的相似境遇密切相关，可谓魏源的“海外知音”。

而同在1854年，因吉田松阴“偷渡”事件而受牵连、身陷囹圄的佐久间象山在狱中则直接将魏源称为“海外同志”。他在《省愆录》中写道：

先公登相台，嗣管海防事。时英夷寇清国，声势相逮，予感慨时事，上书陈策，实天保壬寅十一月也。后观清魏源《圣武记》，亦感慨时事之所著。而其书之序，又作于是岁之七月，则先予上书，厪四月矣，而其所论，往往有不约而同者。呜呼，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正可谓海外同志矣。但魏云，自上世以来，中国有海防，而无海战，遂以坚壁清野、杜绝岸奸，为海防家法。予则欲盛讲炮舰之术，而为邀击之计，驱逐防截，以制贼死命于外海，是为异耳。[34]

可见，魏源对幕末日本的影响，重要的并不在于其思想比当时日本的知识分子先进，或其见识视野比他们高远广博，他们对具体问题的观点可以不一样，关键是这些不同无碍于他们在相似的西力东侵的国际境遇中作为“海外知音”或“海外同志”的精神上或情感上、心理上的相契、相惜。从这种意义而言，谈魏源的影响，恐怕就很难将其《圣武记》与《海国图志》截然分开来讲。但是，不能不承认，《圣武记》在幕末日本主要还是被作为一部“兵书”来看的，从1850年鹫津毅堂的“海防之策，莫善于是篇”的充分首肯，到1854年佐久间象山嫌魏源“以坚壁清野、杜绝岸奸，为海防家法”保守，而主张要“盛讲炮舰之术，而为邀击之计，驱逐防截，以制贼死命于外海”，即提倡主动进攻、以攻为防的不同策略，观点虽然不同，但重视的都是其兵法、战术的方面。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日本从西方列强的威胁下“挣脱”出来而变成了列强中的一员，中国这个昔日日本的“唇齿之国”也变成了日本与西方列强共同侵略的对象。为了更好地统治中国，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清朝衰亡的历史，成为实现或巩固日本“兴亚”理想的新使命和新“借鉴”，于是，《圣武记》作为历史著作又重新得到重视。

内藤湖南（1866—1934）在论述清代的史学时，指出《圣武记》是魏源写的“清代的现代史”，而且是对清朝的衰运“怀着很大的历史兴致来写作”的，因此也能“唤起读者很大的历史兴趣”，感叹魏源的《圣武记》“用如同诗一样的写法，具有刺激读者的力量。”[35]而且，内藤1915年8月在京都大学讲授《清朝史通论》，其所列的纲目中，就将《圣武记》（三种）列为“关于清朝史著述”标本之首位，[36]并言及其传入日本的情况与特点，说：《圣武记》“在日本也翻刻了其一部分，且传入日本很多部，无论是谁，想看的话都可以见到。该书有三种版本，每版都不同，总之，它是由中国人对清朝历史经过自己的新思考而写成的最有力的著述。”[37]而他早在1900、1901年发表的论文《清国创业时代的财政》《清朝兴衰的关键》中大量引用了《圣武记》的内容。后来这些论文作为附录收入其出版的《清朝衰亡论》（东京：弘道馆，1912年）中，在1944年其《清朝史通论》出版之际，《清朝衰亡论》又被录入再版。[38]兴亚院政务部所译《圣武记》的具体缘由，虽然尚待查明，但可以肯定，它与像内藤湖南这样的与当时政局紧密相关的“国策性”学者或“智囊”不会没有关系，尽管在这部“全译本”《圣武记》出版近十年前内藤湖南已经去世了。

魏源的《圣武记》1844年传入日本后，从1850年翻刻本《圣武记采要》被幕府禁止出版到1943年由政府组织力量以“兴亚院政务部”的名义全文翻译出版，经历了百年的历史。这一百年中，中国和日本的社会、历史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百年前的这本中国典籍在日本，随着“读者的眼光”的变化，或者重视其作为“兵家之书”的属性，或者将其视为史家之书、作为一个清史著述的标本；或者对其兴味盎然，或者觉得兴趣不大。探索《圣武记》传入近代日本被翻刻、翻译的百年经历，可以为我们思考中国因素在近代日本知识建构中的作用提供一个鲜活的样本。

（原载于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20集，2016年春夏号）

注释

[1]本文根据2014 年10 月28 日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办、在杭州召开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4·历史学·第五届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整理而成。

[2]中山久四郎：『近世支那より維新前後の日本に及ぼしたる諸種の影響』（原载史学会編『明治維新史研究』，東京：富山房，1929 年），见中山久四郎：『読史広記』，東京：章华社，1933 年，第226页。

[3]同上，第229页。

[4]開国百年記念文化事業会編：『鎖国時代日本人の海外知識――世界地理·西洋史に関する文献解題』，東京：乾元社，1953年。

[5]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関西大學東西学術研究所研究叢刊一），関西大學出版部，1967年；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84年（此书由戚印平、王勇、王宝平翻译为《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6]李文明：《〈海国图志〉影响日本问题商榷》，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编：《日本研究论集2008》，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6页。

[7]王晓秋：《〈海国图志〉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陆坚、王勇主编：《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90页。又见于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第34页。

[8]『海国図志筹海篇訳解』（1855年再思堂藏版，译者平安学古馆南洋梯谦）有「海国図志訳解序」曰：“海国图志，全部六十卷，合二十四本，清人魏源所撰也。舶来仅止数本，盖近岁清国濒海患，夷兵入寇，魏氏因述御夷之术，自谓出韬略之右。余以其言为过情难信。既而阅之，其所载筹海篇，揭其要，谓水陆异战法，器械亦随变。惟臣舰大炮之尚，洋夷虽有英佛俄罗弥利之别，而至器械则同，左舰与炮矣。于是有水手操麾弓马之将，就卒伍之势。余始信乎，魏氏之言不诬也。以为此天下武夫必读之书也，当博施以为国家之用，此译解之举所由起也。抑欲施之水手辈，非供高明君子之览也。”见前述『鎖国時代日本人の海外知識――世界地理·西洋史に関する文献解題』，第153页。

[9]参见中山久四郎：『読史広記』，第219—220页。

[10]参见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第194—195 页。又见戚印平、王勇、王宝平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 究』,同朋舍1984 年初版),第371—372 页。大庭脩在『江戸時代の日中秘話』(东方书店1980 年初版)中亦有论及,见徐世虹译:《江户时代日中秘话》,中华书局,1997年，第181—182页。

[11]时间栏中或为“书籍元账”作成的时间,往往比实际传入的时间晚一年。如大庭脩认为《圣武记》最初传入日本的时间为弘化元年(1844),而相关“书籍元帐”作成在弘化二年(1845)。 见『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第194 页。备注栏中的页码为『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的页码。

[12]匁（读作monme），既是重量单位，又是货币单位。这里是货币单位。江户时代银货的货币单位中，相当于贯的千分之一、分的十倍、厘的百倍。在具体标记时，如果是整十、整百的时候，也用目来代替匁，如十目、百目。作为银的重量单位，一枚=十两=四十三匁，这种算法到江户时代末都通用。在中国，一两是十钱（十匁）。

[13]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第34—35页（括号中为作者原注释）。大庭脩的『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中说到：“嘉永三年四月，出版了由尾张的鹫津监（毅堂）校对的《圣武记采要》三册，翻刻了原书的‘守城篇’、‘水守篇’、‘防苗篇’、‘军政篇’和‘军储篇’。这一翻刻是在原书刊行后的第八年、初传日本后的第六年和被销售于市场后的第四年。此外，《圣武记》附录四卷四册中的卷十一至十四也被翻刻，‘他山之石’中的卷一、二收录了《圣武记摘录》。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翻刻本都采用幕府末期，即近代的活字印刷法印行，内容的选择和印刷方法都显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第194页。译文为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第372页。）又大庭脩的《江户时代日中秘话》中论及：“1850年（嘉永三年）4月，由尾张的鹫津监（毅堂）校订的《圣武记采要》三册出版，并翻刻了城守篇、水守篇、防苗篇、军政篇、军储篇。这年正是《圣武记》在中国出版的第八年、第一次舶来的第六年、在日本公开出售的第四年。同年，斋藤拙堂的《圣武记附录》收录了《圣武记》第11至14，添川宽平的《他山之石》收录了卷1至卷2。与此同时，《圣武记》得益于近代活字印刷技术的发展，开始在日本刊行。”（徐世虹译本，第182页。）

[14]见《中国哲学》第十二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87页。

[15]李瑚：《魏源研究》，朝华出版社，2002年，第426页。

[16]夏剑钦、熊焰：《魏源研究著作述要》（湖湘文库 乙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4—145页。

[17]石黑万逸郎在其编辑发行的著作『有隣舎と其学徒』（一宫高等女学校校友会，1925年）中称“嘉永三年开始毅堂有关事实的第一事件”为“圣武记事件”。见该书第165—167页。

[18]三島毅：「鷲津毅堂先生碑」，磯ケ谷紫江著『墓碑史蹟研究』第5巻，東京：後苑荘，1927年，第558页。

[19]三島毅：「鷲津毅堂先生碑」。同上，第559页。

[20]宮武外骨：『筆禍史』，東京：朝香屋書店，1926年改订增补再版（1911年初版），第165页。

[21]宮武外骨：『筆禍史』，東京：朝香屋書店，1926年改订增补再版（1911年初版），第167页。

[22]内藤耻叟：『德川十五代史』第六卷，東京：新人物往来社，1969年，第3014页。

[23]永井荷風：『下谷叢話』，東京：春陽堂，1926年，第116页。此史料又见于石黑万逸郎的『有隣舎と其学徒』第166—167页。此书谓“毅堂为此被解除尾张藩籍”，与此史料中的“浪人鹫津郁太郎”相应。此书谓史料出自“金井安全的见闻录”（第166页）。参照增田涉：《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由其民、周启乾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7页。

[24]永井荷風：『下谷叢話』，第113—114页。

[25]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编：《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四辑史部第十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24页。卷首有校订者中山信古的简短说明，全文为：“《圣武记》，吾得重订本，乃魏氏定本也。比诸旧刊尤完备矣。向本邦抄而行世活字本及采要、他山之石等，皆据旧刊本，误脱颇多，吾以为遗憾。因欲翻刻重订本以公乎世，然全部不能遽毕謄写，今取其先成者数篇附训点授诸剞劂氏，姑题曰：拔萃。是以其次序不袭旧目云尔。山中信古识。”同上。目录中的卷五至卷八，或为第二集，未见。

[26]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第194页。

[27]参见坂ノ上信夫的『幕末の海防思想』（東陽堂，1943年）、原刚的『幕末海防史の研究 : 全国的にみた日本の海防態勢』（名著出版，1988年）。

[28]参见岩間 一雄的『海防論における日本と中国』，载岡山大学法学会編『岡山大学法学会雑誌』32卷1号，1982年7月。

[29]興亜院政務部訳：『魏源聖武記』，東京：生活社，1943年。「訳序」，第1—3页。

[30]興亜院政務部訳：『魏源聖武記』，第725页。

[31]「興亜院事務分掌規程」（1938年12月16日施行），见興亜院政務部編：『興亜院執務提要』，1940年1月，第38页。

[32]源了圆：『幕末·維新期における『海国図志』の受容――佐久間象山を中心として』，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日本研究』第9集，1993年9月。

[33]塩谷宕陰：『宕陰存稿』卷四，塩谷氏藏梓，東京：山城屋政吉，1870年。

[34]佐久間象山：『省愆録』（1854年），『渡辺崋山 高野長英 佐久間象山 横井小楠 橋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書店，1971年，第415页。所言“先公登相台”指松代藩主真田幸贯于1841年6月至1844年5月任幕府老中，期间有一段时间负责海防事务。“予感慨时事，上书陈策”，指其于1842年11月24日的「海防に関する藩主宛上書」。

[35]内藤湖南：『支那史学史』，『内藤湖南全集』第11卷，筑摩書房，1969年，第408、409页。参见马彪中译本《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21页。

[36]内藤湖南：『清朝史通論綱目』，『内藤湖南全集』第8卷，第447页。

[37]内藤湖南：『清朝史通論』，同上『内藤湖南全集』第8卷，第272页。

[38]『清朝衰亡論』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筑摩書房，19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