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虽然无关全书宏旨，笔者在阅读中本书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错别字及印刷错误，在此略加指出，希望重印时予以改正。如固有名词的“鐘叔河”应作“鍾叔河”（第10页等），“张斯贵”应作“张斯桂”（第24页），“泸沟桥”应作“卢沟桥”，（第35页），“条陈立国自強疎”应作“条陈立国自強疏”（第63页），“闵浙总督”应作“闽浙总督”（第100页表三），“範源龄”应作“范源龄”（第251页）等。此外，关于249页的儒学《五经四子书》，作者用括号注为“孝经、弟子职、论语、曲礼、少仪、内则、孟子、大学、中庸”，如此可能会招致一些误会。所谓的《五经四子书》，是指被长期看作儒教经典的《五经》（易经、书经、诗经、礼记、春秋）和《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另外，作者以《实藤文库目录》和《走向世界丛书》，《近代中国史料丛书》等为基础制作的《附录一，清末中国人赴日观察者所著的游记、日记清单》中，也有几点需要补充。例如，在表六《大使馆人员的著述》中，虽然收录了初代驻日公使何如璋的《使东述略》和《使东杂咏》，然而副使张斯桂的诗集《使东诗录》（光绪三年，1877）却被省略。此外，虽然收录了黄遵宪的名著《日本国志》，但是没有收录姚文栋的同名著作《日本国志》（十卷，1884年），笔者认为也应该将此书添加进去。此外，表五《一般考察类》的43号收录的《芝山一笑》，是明治初期的汉学者石川英（号鸿斋）与初代驻日公使馆的何如璋、陈斯桂、黄遵宪等的唱和诗集。由于编者是日本汉学者，严格来讲该著作不能算是中国人的考察记录，应从名单中删除。

以上的内容对本书的主旨并无影响，只能算得上是白璧微瑕，希望在改订时予以参考。

最后，笔者想简单介绍一下本书之后的中国官民日本考察的相关研究。近年来，中国官民的日本考察研究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无论是在资料层面上，还是在各领域的研究上，都有着长足进展。例如，关于清末教育考察的实际情况，已出版了汪琬的博士学位论文《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考察的研究》[93]。此外，在资料层面上，根据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企划，陆续影印并出版发行了收录了清末中国人的日本考察记录的《晚晴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全十卷。在已经出版发行的《教育考察记》上下两卷[94]中，网罗了本书也举出的姚锡光的《东瀛学校举概》，罗振玉的《扶桑两月记》（附日本教育大旨，学制私议），吴汝纶的《东游总录》等26种教育考察记录。今后，预计出版发行政治法律考察记，军事考察记，农工商考察记等按照种类划分的考察记录，以及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等综合性的日本研究书籍。随着这些资料的公开，今后针对不同领域的清末中国官民考察者及考察者个人的详细研究应该会有巨大的突破。

（本文原为日文，题为「書評：熊達雲著『近代中国官民の日本視察』（山梨学院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叢書3，成文堂，一九九八年八月刊行，三九八頁）」，载日本山梨学院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社会科学研究》第26期（书评论文特辑），第223—244页，施快快、张永维译，收入本书时略有增订，标题为笔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