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的概观，我们可以了解到，熊达云教授在本书中，聚焦近代的中国官民赴日考察，通过使用大量的史料来详细论证，日本考察的实际情况，及其对新政的立宪活动发挥的作用。

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观点来看，最初着眼于清末中国人日本考察记录的学者，应是原早稻田大学教授实藤惠秀先生。实藤先生在1930年日本占领下的北京中央研究院工作时，精心收集和整理了清末中国人的日本观察游记或日记，并将这些汇总后命名为《东游日记》[83]。这些《东游日记》现存于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的“实藤文库”中，对今天的研究十分有益。中国进入1980年代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开始兴盛，清末中国官民的日本考察也成为了研究的一部分。其中钟叔河的《走向世界丛书》日本卷[84]，武安隆，刘玉敏点注的《严修东游日记》[85]等史料分析整理书籍，此外，还有王晓秋氏的《近代中日启示录》[86]，《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87]这样的关于考察者的部分研究。然而，本书率先以清末新政时期宪政的引进为切口，全面地考察这些观察者的实际情况及发挥的作用。因此，本书不但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而且在近代中国宪政史的研究中，作为先驱性的体系研究，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首先对挑战此难题的作者的勇气及慧眼表达最诚挚的敬意！

大约十余年前，本书作者与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武安隆教授合著《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88]。其中，作者承担的是近现代部分，曾精心梳理了从辛亥革命到现代的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此后，作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毕业，进入中国国家人事部行政管理科学研究所工作，从事中国人及外国人的人事制度的研究，共同编纂了《中外人事制度方略全书》[89]。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推进，作者“在愈加兴盛的中国人的世界各国考察热的刺激下”[90]，依然决定将该课题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由此而言，本书也可以说是作者多年以来研究积累的集大成之作。

本书最大的特征，是将中国和日本各地庞大的相关史料进行了调查，通过引用这些资料，将考察者们的实际情况及对中国近代化产生的贡献，在绵密的实证的基础上进行了条理清晰的论述。例如，作者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发现了《清国人内地旅行欧美人同样许可杂件》，全方位地探究了清末的中国人官民的日本考察的实际情况及日方的应对政策。此外作者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缩微胶卷版《伊东巳代治文书》中，发现了《有贺长雄博士讲述宪政讲义》，认真研究了60节的讲义内容。当然，本书中的庞大的史料收集和运用工作，是需要两倍甚至三倍的辛苦和考量的。这其中，例如作者对于考察者的主要成员和主要日程等，运用了统计图表来展现，非常细致地整理并分类。这一点可以看出作者是何等的用心。此外作者对于所引的汉文史料，也添加了恰当的现代日语翻译，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考量的辛勤周到。

由于本书的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对此一一评论，远远超出了笔者的能力，故以下选取书中的几个问题来进行简单评论。

首先，是对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的评价。

正如本书反复所说的，中国官民考察最为活跃的时期，是清末所谓新政和立宪运动时期。1901年，为了打破内忧外患的局面，慈禧太后下达了变法上谕，清廷渐渐开始了正式的变法运动——清末新政开始了。清末新政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等多个领域，在政治方面的主要改革为向日本学习引进君主立宪制度。1906年清廷下达了“预备立宪”的上谕，设立资政院和谘议局、推进地方自治、实施责任内阁、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及《重大信条十九条》等，面向立宪政治的布局一一开启。但是无论是清末新政还是立宪运动，都因1911年辛亥革命的兴起而以失败告终。中国近代化模型的选择也从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向共和制转变。在此之前中国清末宪政史的研究，都将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看作西太后政权对朝廷支配的续命策略，称之为“政治的骗局”，多将其置于革命派的反动层面上。[91]在这样的革命中心史观的近代史研究下，只赞颂革命派的历史贡献，对于洋务运动、维新改良运动、立宪运动等革命以外进程的贡献和意义，则倾向于持否定批判的态度。甚至可以说，该研究方法长年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占据支配地位。

作者在本书中，将这样的观点称之为“历史的功利主义”并加以强烈批判（第372页）。并且，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划分为洋务派、维新改良派、立宪派、革命派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无论哪一个都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代化摸索过程的重要里程碑。”书中在这样评论的基础上，还提出了“这四个进程的发生、形成以及其在历史舞台的终结都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水平相对应的。在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各自有着各自的地位和意义。这四个进程不时各自孤立的，而是互相为前提，具有因果关系。”这一观点（第372页）。我们依此观点，将清末新政定位为中国近代化的重要一环，便可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了解作者的历史观。

近年来，中国国内的近代史研究中，对于清末新政，也渐渐地从此前的作为封建残余而持批判态度转变为作为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有益摸索而持肯定态度。例如，在王晓秋、尚小明主编的《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晚晴改革史研究》[92]一书中，对于此前的革命中心史观的近代史研究提出了质疑，从中国近代化是如何推进的这种改革史观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了戊戌维新及清末新政。特别是在下篇的《清末新政研究》中，针对新政时期的新式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立及外交体制的改革，清廷的工商政策和财务管理等进行了详细地探讨，此外，对于在清末的宪政改革及军事改革中留学生所发挥的作用，作者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然而，对于在新政和立宪运动中，赴日考察者们所发挥的作用却基本没有提及，对于这一点，评者认为有些不太充分。

因此，强调了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赴日考察者的贡献，并对此试探性地进行了综合考察的本书，作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视角，值得受到好评。当然，对于这种较大的研究课题，本书也有没有充分展开的部分。例如，在本书第二编《清末中国近代化的尝试及赴日考察者的影响与贡献》中，论述了在立宪运动或新政中考察者们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以及日本的影响，叙述的重点主要是以立宪运动的政治、法律为中心展开，书中未对军事、教育、学术、产业、大众传媒等其他的领域进行过多探讨。

笔者认为，将这些综合考虑，可以更好地了解清末中国近代化摸索的全貌。此外作者在书中虽然提到考察者的活动及立宪运动对后世的影响，例如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华民国时代，对于赴日考察者以怎样的形式被传承下来这一点，我认为需要进一步论证。关于以上几点，期待作者今后进一步深入展开研究。

其次是关于考察者们的贡献和局限性。

清末的赴日中国人，大致可以分为考察者和留学生两类。本书主要考察了在引进立宪之际考察者们的活动情况。而关于留学生的情况，书中并未过多提及。对此，作者在本书的终章特别设置了一节，针对留学生和考察者的异同，分成年龄构成、资格、在外国学习的重点、停留的时间段、外国观察的方法、人数规模及持续时间等项进行比较。诚如作者所指出的，由于在外国停留的时间及眼界等的差异，在全体的倾向性上看，归国后的考察者和留学生走上了完全相反的两条路。已经有了官职的考察者们通过引进立宪制度并拼死维持现有体制，致力于改良事业，与此相对，留学生们几乎都对清王朝的统治感到绝望，投身于打倒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中。

但是，考虑到清末立宪和革命运动的过程时，也存在无法归为上述的观察者对留学生这种模式的情况。考察者这一概念本身就十分庞杂，其构成人员是多种多样的。这其中也有为数不少的归国留学生，这种情况下，确定这些人的立场是十分困难的。此外，虽然说大部分的留学生为革命运动而奔走是事实，其中也有一部分留学生投身于立宪事业，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例如在宪政编查馆、法律修订馆等法律制定的主要部门，也有为数不少的留学生和考察者一同工作。他们在清末的立宪运动中做出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此外，在五大臣考察团成员中，具有原留学生身份的人有10人，可以说为数不少。他们有的作为考察大臣的翻译，有的从事资料的调查与翻译工作，活跃程度令人目瞪口呆。据原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陆宗舆的回忆，端方一行在考察德国时，想要翻译并整理德国的宪法和法律，同行的原德国留学生们由于中国和西洋的制度有异，在翻译语言的选用上下了很多功夫。正好那个时候陆宗舆带了一本日本的法律相关书籍，因为这本书几乎也是从德语翻译过来的，里面的法律用语几乎都被转译成了日语。因此，端方一行感叹道：“在同行的四十人中，虽然懂西洋语言的人占了八成，但是要完成报告书，还是必须要依靠原留日学生的力量。”（陆宗舆《陆闰生先生五十自述记》）。这在日本汉语对清末中国语言的影响上来考量，是一件十分意味深长的事。无论怎样，也可以看作是考察团中的原留日学生们的活跃情况的叙述。并且，这些留日学生编辑和翻译的资料，对于清廷的改革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参考，也是立宪的基础。

另一方面，在强调了新政和立宪运动这一特定时期活跃的考察者的贡献的同时，也必须要指出体制内部对变革进行尝试的局限性。在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实行的短短十几年间，陆续有数千人作为考察者东渡日本，认真考察了明治时期日本的先进文化制度，并进行了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量吸收。至此中国终于从传统的中华思想中完全脱离出来，官民共同投身于推动外国先进文化的引进事业中。然而，他们拼尽全力进行的新政和立宪的尝试，最终由于革命派的兴起及辛亥革命的成功而化为泡影，没有达到为清王朝续命的目的。他们固守于濒临崩溃的清王朝的体制内改革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与留学生相比，考察者们的日本认识在很多层面上都不能说是全面的。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他们中为数不少的人陷入到“由于停留在日本的时间较短，进行社会观察·分析的方式仍然停留在过去的状态，并且关注的重点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观察者们人人都被当做客人招待，由于在这种气氛的包围下，所以只能观察和理解到眼前所呈现出的景象，对日本的东西毫无批判，错的东西也原样照搬，囫囵吞枣地全盘引进。”这样的窘境里（第374页）。此外，由于考察者们需要提交报告书，因此保留了大量的游记、日记等考察记录，其中既有金钱出纳簿，也有日本方面资料的汇编等文件。

上述的关于赴日观察者的不足和局限性等，评者认为有必要单独设置一章，进一步深入挖掘查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