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笔者依据本书目录，就各章内容展开介绍和论述。

序章可谓全书的概论部分，清晰地表达了作者的执笔意图。作者首先就近代中国受日本影响的根源，举出了以下四个方面：1.派遣留学生；2.招聘日本人教师和顾问；3.出版日本出版物的汉译版；4.中国官民考察日本。并指出其他三个方面研究成果众多，最后的中国官民的日本考察虽说出现了个别研究，但是考察全貌的研究却不够充足，以此来说明选择本课题的目的和意义。

第一章《中国官民实现考察日本的过程》可谓中国官民考察日本的前史，解明了在实现考察日本之前所经历的过程。如前所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虽迫于欧美的炮舰政策，不得不开国，却依旧固守传统的中华思想，在最初阶段也不关注日本。明治维新前夕，德川幕府于1862年和1867年两次向中国派遣使者，提议建立双边通商关系和人际交流，被清廷断然拒绝。1871年两国缔结《修好条约》和《通商章程》后不久，在北京和东京各自设立公使馆，互相设置驻外使节。此后，惊讶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显著变化，要求去日本游历和通商的中国官民增多，清廷向日本提出接收中国使节的要求，这次却被明治政府拒绝了，并且限制了开放港口外中国人在日本内地的旅行。清廷和明治政府之间围绕中国人的日本考察展开了马拉松式的外交谈判，终于在1886年，明治政府以附加条件的形式，同意向中国人内地旅行与学术考察开放门户。作者分析原因可能是日本前年确立了内阁制度，需要整顿立宪各种制度，以及日本正式开始了与英美诸国修改条约的谈判，为了加快本国近代化进程和增强加入强国行列的信心。

第二章《最初的中国游历使的日本来朝》论述了1887年，傅云龙和顾厚焜作为首届日本游历使的派遣经过，日本方面对二人的态度，二人游历日本各地的情形，以及考察日本的报告书。对于二人考察日本的情形，至今为止虽有部分举例，然而在派遣日本的整个流程方面仍有许多不明之处。作者以此为契机，举出御史谢祖源的上奏文，里面提出有必要将向外国派遣游历使作为紧急要务，“考察敌情，理解西洋法律，精通制造测量与绘图要点，学习陆海军战术，学习租税，外交以及茶桑栽培，畜牧矿山等方面事宜”[82]。而且，在外国游历使考试中成绩优秀的傅云龙和顾厚焜得到了日本官民各界的广泛协助，半年间考察日本各地，其成果展现在报告书《游历日本图经》和《日本新政考》之中。

遭遇傅云龙和顾厚焜赴日的中国人也有很多，比如著名改良思想家王韬于1879年夏应日本汉学者的邀请在日本游历四个月，其经过记录在《扶桑游记》中。其他比如李圭、王之春、李筱圃等分别于1876年、1879年和1880年游历日本。但是，说到底他们是民间人士抑或是伪装成民间人士的政府官员，并不是通过两国政府间的协议正式派遣的考察者，所以作者把傅云龙和顾厚焜定义为最初的中国游历使。另外，本章名称中所使用的“日本来朝”，会给人以站在日本人立场上之感，笔者建议可改为“日本来访”或“渡日”。

第三章《中国官民考察热的形成》论证了中国官民日本考察热形成的社会、政治及国际等诸多因素。如前所述，傅云龙和顾厚焜于1887年由清廷派遣前往日本考察，当时尚未制度化，所以政府派遣的日本考察就此搁置。考察日本的重要性再度被提起，是甲午中日战争战败后，试图进行变法维新的戊戌变法之时，形成热潮是在数年后的1903年。这一年，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最高领导人认识到，仅仅是维持现状是无法维持统治的，需要引入立宪政治来为政权延续寿命。另一方面，日本明治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国力空前强大。所以，为了给崩溃前的邻国中国的未来施加影响，也为了扩大自己的利益和权力，明治政府改变了之前限制中国人考察日本的方针，开始主动地接受，推动甚至吸引中国人访日。

作者在本章采用的是实证研究法，探讨了戊戌变法时期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变法运动指导者，立宪运动时期张謇、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立宪派官僚的强力提议，以及驻中国各地的日本领事馆的动态，明确了日本考察热的形成原因。同时指出，日本政府积极接受中国官民考察的姿态，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但也反映了明治政府急于扩大在华权益的自私自利的一面。

第四章《中国官民日本考察全貌》主要介绍并详细分析了中国派遣考察日本人员的手续，日本方的接收方法和对策，考察者的日本考察内容、领域及考察方法，考察情况等为中心的调查数据。本章内容主要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资料为中心，其特征是使用大量表格和统计表周密整理数据。据作者以外交文书为中心制作的《附录二，清末民初考察日本中国官民清单》，在清廷灭亡的1911年以前，派遣人数上升到1445人，1907年派遣人数最多，达334人。此外，比较派遣人员的来源，地方上是961人，中央官厅是428人，很明显地方派遣人员相当于中央的两倍。

在此。作者指出中国官民的日本考察具有以下特征：1.由清廷统一指导控制；2.不限于政府派遣，也鼓励自费考察；3.

优先推进清廷近代化。考察前期以教育考察为重点，后期转变为宪法、政治、法律制度考察。这种变化也呼应了清末宪政运动的发展；4.鼓励地方政府积极参与，特别是袁世凯掌握的直隶，张之洞控制的湖广地方，给全国日本考察热的形成带来了巨大影响。

第五章《中国官民日本考察的实例研究》中，列出了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的日本考察与日本宪法考察两个考察团，从个案分析，来进一步具体探讨中国人的日本考察情况。为了考察真正的立宪政治，清廷于1906年，派遣了载泽和端方为代表的政治考察团，1907年又派遣达寿和李家驹为代表的宪法考察团。其中，载泽考察团游历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五国，端方考察团游历日本之外的欧美十一个国家，耗时约七个月，两个考察团统称为“五大臣外国政治考察团”。考察团向清廷提议，不可采用美法的民主制度，也不可选择英国宪法的“虚君议会制”，可以强调大权政治的日本和德国宪政为例来构建立宪政治。其中考察重点主要是日本。考察团在日逗留期间，一边考察各种近代设施，一边聆听伊藤博文、金子坚太郎、穗积八束等日本一流的政治家与学者有关天皇大权、日本宪政、日本宪法的课程。而且，达寿及其继任者李家驹的日本宪法考察团，由受伊藤博文之托的伊东巳代治招待，课程由有贺长雄负责。有贺在课程上强调重视系统性和学说，他举出清王朝1906年公布的《预备立宪京内官制全案》，逐条讨论并加以评论。伊东提出宪法起草应该秘密进行，不应对国民公开。调查团通过参观学习和课程，受到极大的启发和刺激。

第六章《日本对中国官民考察的协作》强调指出，日本的协作体制是考察成功的条件。面对中国官民的日本考察，以明治政府为首，从经济界、学界、教育界、法律界等民间机构提供资料，开设短期研修课程，负责宪政理论讲义课程，代写考察报告书，到向清廷提建议和进言，协作方法丰富多样。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日本宪法考察团的有贺长雄宪法课程。作者在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所藏的缩微胶卷《伊东巳代治文书》中找到“有贺长雄博士讲述宪政讲义”篇章，对讲义内容进行了详细研究。此次课程多达60回，有贺认为日本的立宪政治虽是引自欧美各国，却立足本国国情有所改良，比欧美各国更好，对于拥有与日本天皇制相似的皇帝制度的中国来说最为合适，企图通过连续讲义，给听讲生们灌输他的这种想法。作者提出有贺为考察各国政治大臣执笔考察报告这一令人惊愕的事实，指出有贺长雄对中国的立宪事业一直强烈关注。

第二编详细探讨了清末政治近代化过程中考察日本人员所产生的作用。清末的政治近代化过程中，总强调以往的归国留学生所起的重要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已经在各领域就任要职的考察人员的功绩。作者就考察人员的作用和影响，试图从“近代日本的宣传者”、“导入立宪的提倡者”、“新制度试行的实践者”、“立宪事业的设计者”四个方面来把握。

首先，第七章《启蒙与鼓励——近代日本的宣传者》主要通过考察人员归国后出版的日记、日本游记以及提交给上司和政府的复命报告书，来考证他们眼中的日本像，也分析了这些给当时的为政者带来了何种影响。作者以《实藤文库目录》为基础，参考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出版书籍，制作成《附录一清末民初考察日本中国人所著游记、日记清单》，据此可以了解到，直到清王朝灭亡前，中国考察人员执笔的日本游记等著书多达167种。由于考察人员的教养水平、出身阶级、考察目的、个人兴趣等各不相同，他们眼中映射的日本形象也是千差万别，作者在这汗牛充栋的议论中，聚焦于考察人员比较关注的领域，讨论他们如何看待日本的教育制度、明治宪法、司法独立、法律改革、近代警察监狱等清廷改革的重点，其中基本都是充满善意的高度评价。同时指出这些才是清末中国向日本全面谋求近代化榜样的政治与社会原因。

第八章《劝告与进言——导入立宪的提倡者》考证了考察人员们不仅介绍日本，还向政府当局建言政治改革，引入立宪政治。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后，慈禧太后发布上谕，要求全国要实施改革变法，直到1906年五大臣外国政治考察团归国后，上书奏章和进言书主张立宪已不可避免，慈禧太后这才正式表明赞成立宪。作者把考察人员执笔的主要奏章和进言书制成清单，仅仅高级官僚就多达53份。其内容丰富广泛，本章主要以引入宪法、改革行政制度、实现教育近代化，司法独立为重点，分析端方、载泽、吴汝纶、罗振玉、达寿、李家驹、董康等人的言论。这些议论中，有人主张直接套用日本的已有制度，也有人主张应该考虑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表明了考察人员意见众多。

第九章《实践与改革——新制度试行的实践者》从实践步骤考察日本考察人员的具体行动。一般而言，考察人员从自身立场和利益关系出发，保守倾向较强，对迅速改革持消极态度，所以此前研究基本都否定他们的历史作用。回顾中国的历史进程，日本考察人员确实对推进近代化事业产生过消极作用，然而作者认为，仍然不可忽视他们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因此，本章举出张謇、严修、凌福彭三人，作为考察人员朴素的立宪实践的例子，集中于三人的民间立宪活动、近代化教育的尝试、直隶地方的试行亲政进行论述。张謇在科举考试中成绩优异，夺得状元，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之后，他深感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写成《变法平议》，主张借鉴日本的立宪经验来推进渐进性改革。一方面集结民间力量由下而上敦促立宪，致力于设立预备立宪公会和省咨议局以及国会开设的恳请运动。另外还建立了众多学校和企业，对确立近代教育和培植产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严修在1905年正式废除了科举，并就任了相当于最高教育机关的学部次官。严修大力推行了留学生或考察者的派遣，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劝学所”的设置等各种各样的教育改革，力图提高教育的质量。此外，作为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创立者，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声名远播。凌福彭以治外法权的撤销为前提，力图改善监狱制度。引进了名为“习艺所”的近代化的刑务所制度，并且根据袁世凯的指导，也致力于地方自治制度的引进。上述的三个人都是在赴日之后大开眼界，他们的努力也大多以日本为模板。

在第十章《企划与设计——立宪事业的设计师》中，以负责了第一次官制改革的端方、在宪政编查馆以及法律修订馆考察的留学生，针对第二次官制改革的著作《行政纲目》的作者李家驹为例，积极评价了日本考察者们作为立宪运动中的设计师所做出的贡献。

1906年《预备立宪上谕》出台，正式引进了立宪制度。向朝廷上报了官制改革必要性的端方虽然没有被任命为编纂大臣，但是官制编纂大臣提交的中央管制改革方案基本上是以端方提交的方案为原形制作的。编制馆的职员几乎全部具有赴日考察经验或赴日留学经验。另一方面，为了使立宪运动在朝廷的有效监督下进行，朝廷在中央设立了具备方案设计、工作指导、进度检查等功能的强力推进机关“宪政编查馆”及“法律修订馆”。宪政编查馆在1907年8月设立，至1911年5月被改组为法政院，这期间是清廷宪法体制实际上的设计者。在其156名职员中，有70人为赴日考察者或赴日留学者，占全体的44.87%。在1908年8月，宪政编查馆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与议员选举名法，以及宪法颁布前的9年内各种准备纲目的立宪时间表。但是，由于各方面的批判和攻击，将时间期限缩短为5年。此外宪政编查馆也起草与审核了大量的法案，其中大部分在进入中华民国时代后仍被沿用。

1911年，作为日本宪法考察大臣的李家驹向朝廷提交了“行政纲目”，提出了三权同时设立，引进了责任内阁制，中央官厅的合并与撤销，地方自治的确立等建议，据此行政纲目设计的行政改革案几乎完全借鉴了日本的体制。但是责任内阁的引进不仅激起了权贵们的愤怒，也受到了守旧派官僚的非难与攻击。以此为基础，虽然大力推行了第二次官制改革，但是官制法案经历了三次修改，新兴的内阁变成了倒行逆施的皇族内阁，稳健的立宪派也同样令人失望。

通过以上的考察，作者在总结部分设立终章，围绕洋务派、维新改良派、立宪派、革命派等在清末出现的各种政治势力的相互关系及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赴日考察及赴日留学的相同点及不同点，两者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位置，以及在清末十年间对中日关系的评价等问题，进行讨论，连结全书。本书的结论借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立宪派作为革命派的反对势力带有反动特征，应该说在近代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此外，从全局来看，虽然赴日考察者对中国近代化产生的影响不及赴日留学生，但是但从清末立宪事业这一点来看，无法否定他们做出了超出赴日留学生的贡献。并且，清末10年的中日关系虽不能说是黄金10年，然而对于中国官民考察者及留学生的接收、对中国近代化试验的支持等行动，虽然日本政府的利己主义是必须要批判的，但也应该肯定在客观层面上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一定程度的贡献。”（第9页）上述可以大致总结为以上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