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新政的实施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不断派员对日本政法所作的考察，虽然最终未能拯救清王朝灭亡的命运，但在某些方面，游日者所做的努力还是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至少给仍然故步自封的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带来了一股新风。具体而言，其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54]

第一，为清廷的新政提供了范本。

预备立宪、实行宪政改革乃清末新政的首要内容。1906年，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人在对日本进行了一番调查之后，上奏朝廷说：“大抵日本立国之方，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55]载泽等人对日本所行君主立宪制度的推崇，使走投无路的清政府终于决定宣布预备立宪，厘定官制。清廷在1906年9月发布的上谕中说：“现载泽等回国陈奏，皆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暌，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用，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兼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56]至于实行宪政的效法对象，在对各国进行了考察、比较之后，载泽密奏道：“以日本宪法考之，证以伊藤侯爵之所指陈，穗积博士之所演说，君主统治大权，凡十七条。”载泽认为，这十七条宪法所讲的，是指“凡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论其君权之完全严密，而无有丝毫下移，盖有过于中国者矣。”[57]其他游日者亦认为，以君主立宪为政体的日本，其政治权力既不在议会，也不属内阁，而是由天皇掌握。日本的行政制度既学西方，又不失本国特色。有的游日官绅描述说，日本“维新以后，步趋西洋各国，而仍斟酌其本国之民情土俗，布为宪法。虽设议会，其权仍操之于上。如议会有不善之处，在上者可令其随时解散。是立宪之内，尚有专制之权”。[58]在游日者看来，中国若是以日本为范式，建立君主立宪的中央集权专制体制，不仅能够保住皇帝的统治，还可使国内外的舆论平息，实乃两全其美之计。并且，针对国内纲纪涣散、吏治日坏的腐败现象，有游日者认为，将日本这种以天皇为中心的君主立宪式专制体制“取以挽救中国积习，洵为适当”。[59]

而且，将官制改革作为预备立宪的切入口，同样是效法日本的结果。1906年，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上奏道：“日本之实施宪法在明治二十三年，而先于明治七年、明治十八年两次大改官制，论者谓其宪法之推行有效，实由官制之预备得宜。”[60]因此，清廷在宣布预备立宪的上谕中，明确指出：“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61]

在地方自治的提倡与筹备上，游日者同样也借鉴了日本的做法与经验。1906年8月，袁世凯奉谕在天津创设自治局，凌福彭被任命为督办，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翰林院检讨金邦平协同办理。自治局仿照日本实行地方自治时曾设期成会的作法，设立了天津县自治期成会。1908年5月，天津府自治局扩大成直隶自治总局，筹办直隶各府州县的地方自治事宜。1909年4月，直隶自治研究所成立；同年十月，直隶成立了宪政研究会。从此，始自天津的地方自治在直隶各地兴办了起来。在各州县地方自治的筹办过程中，东游者及那些曾在自治研究所学习过的人发挥了主要作用。如广宗县1907年曾派四人入津学习，其中一人于1908年赴日考察。他们回县后，于1909年创办了自治研究所。研究所先招了30多人传习，六个月毕业后，又招了30多人。1910年，广宗县成立了自治预备会，由曾赴日考察过学务的张鹤鸣任会长，着手准备实行自治。[62]

此外，在司法改良方面，游日者仿效日本的做法，从中用力颇大。以直隶省为例，凌福彭等人在考察了日本的监狱之后，于1904年7月，率先在天津创办了罪犯习艺所，并采择日本成法，制定了《天津监狱习艺所办法》。由于以日本为范本而创设的天津罪犯习艺所在开办几个月后，即已“极形整齐，成效可观”，所以1905年上半年，直隶又在省城保定创办了一处罪犯习艺所。无论是罪犯习艺所还是游民习艺所，其对习艺的要求是一致的，即“因才施教，就地取材，尤以易于销售，获利较薄者为最宜”。并且，在罪犯习艺所创办之初，袁世凯就曾要求“工艺一事，拟令精粗并习”。[63]由于天津与保定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所以，对其习艺的要求也不能一概而论，应该有所区别。天津为通商之地，在习艺上宜尚精美；而保定由于较为闭塞，其习艺则应先事粗浅。由此看来，直隶在学习日本，力求建立近代的监狱制度之时，并不都是简单的模仿，其对各地的实际情况还是有所考虑的。

1906年，清政府实行官制改革，将刑部改为法部，专理司法；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同时，清廷亦打算学习立宪国家，将司法权与行政权分开，实现司法独立。鉴于直隶的监狱改良已渐有起色，因而，朝廷决定：专设审判，先由天津地方试办。袁世凯认为，此事若在直隶全省同时开办，既缺少能够充当法官的专业人才，又不好布置。于是择由天津一府先行试办，而一府之中，又先从天津一县试行。是年，凌福彭由天津府知府调补保定府知府。保定有作为直隶全省刑名总汇的谳局，凌福彭在保定任上，“遇有疑难重案”，“悉心推鞫，务得真情，民不喊冤，狱无留滞”。因天津“交涉事繁”，同年，袁世凯又将他调回天津任知府。[64]故此，可以说，以天津为试点所创办的审判也是在凌福彭的主持下进行的。

第二，通过对日本政法的考察，使清末的游日者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

游日者听说，日本原来也和中国一样，行政、司法混为一体，自司法省成立后，才逐渐加以改良。虽然日本原先的审判方法与中国大同小异，但在进行司法改良后，却废除了酷虐之刑。如对犯人不能刑讯逼供；警察拘捕犯人不能私用鞭挞，若有用者，一经查知，必予处罚。[65]关于辩护制度及律师的作用，游日者了解到，律师既非官吏，又不隶属裁判所，而是一独立执行其职务的角色。律师的职务乃是受当事人的委托或经司法机关指定，依法协助当事人进行诉讼及处理有关法律事务。在民事诉讼中，律师被称为诉讼代理人，只有在刑事诉讼中，才称为律师。[66]游日者还听说，监狱对所关押及释放的犯人，均有详细的统计。有关方面根据这些日统计、月统计与年统计，来分析哪类人犯何种罪为多，并找出其社会根源。在此基础上，则可对症下药，施以教育，以促进社会进步。这种根据犯罪种类与人数来考察社会所存在的问题的作法，在游日者看来，“用意至为深远”。[67]

对日本政法的考察，还引发了游日者深刻的反省与思考。如有人指出，中国的刑狱不但为外人所诟病，即使国人对其也颇有微词。“文告既繁，弊窦丛生。大讼累年不决，小讼一任官吏之喜怒为轻重。是以罪名未完，先受非刑。及经系逮，狱卒之私刑，更有难堪。甚至无辜株连者，不论将来能否得剖白解脱，其人已饥渴瘦死。即幸而出狱，既未予以自新之路，又未授以营生之计，仍不免重蹈故辙”。[68]还有人直言，中国的监狱黑暗秽臭，不见天日，饮食不洁，疾病丛生。往往案件尚未审理完毕，犯罪嫌疑人已死在狱中。[69]也有人建议，由于中国的法律尚不完备，“地方讼事率用压力，民气抑制已久。”一旦爆发，恐政府将难以控制。因此，应“多设裁判所，分别民刑二事为入手基础。而减轻刑律尤为当务之急。”[70]总之，游日者认为，中国应师法日本的司法制度，逐渐进行改良，以臻完善。

此外，受日本的启发，游日者还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对在中国实行司法审判的前提条件提出了独自的见解。如郑元浚建议，中国“如欲仿设裁判，必也先之以国民教育，使民皆知耻，不复存幸胜之心；而又辅以警察，使民皆知法，不敢有非理之想。则刑讯之风，或庶几乎少息已。”[71]他认为，只有这样，中国的司法审判才能顺利地实行。

司法制度作为规定司法机关的性质、任务、组织、审判程序、司法行政工作的制度的总称，其内容既多且繁。清末游日者或囿于学识，或限于时间，其对日本司法的考察尚有欠系统与全面。但总的来看，游日者以审判制度、律师制度与监狱制度为中心，对日本司法制度所作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清末中国人已认识到了日本司法制度的先进性。同时，他们的论述为清末的法制改革亦提供了一些借鉴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