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了近代化的发展道路，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强国。而同时代的中国则国势衰微，内忧外患，接连不断。1874年日本悍然出兵台湾；1875年进攻朝鲜；1879年又强占琉球。日本的崛起开始引起中国驻日外交官员的关注，如首届驻日参赞黄遵宪在1877年底抵日后，经过不到两年的仔细考察，在与日本友人开展广泛交流的基础上，于1879年撰成《日本杂事诗》二卷，以诗附注的形式对日本的历史、社会、文化、风俗以及明治维新后的各项改革进行了广泛的介绍。此后，黄遵宪继续密切关注日本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并于1882年3月离开日本前夕，完成了名著《日本国志》的数据搜集及初稿编纂工作。《日本国志》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凡例）的方针，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政治、经济、官制、法律等作了全面而系统的介绍，旨在通过详细探索明治维新后日本走向近代化道路的具体历程，为中国的改革和施政提供一部生动的参考教材。但由于作者随即调任旧金山总领事，无暇修订刊行。直至1887年，《日本国志》的修订工作才得以完成，其正式刊行更是在甲午战争后的1895年底。[29]

由于甲午战争以前，日本的迅速崛起并未引起清廷的足够重视，加之明治政府采取严厉限制中国人游历日本内地的措施，因此赴日考察游历的国人寥寥无几。1886年7月，经过中日政府的长期交涉，明治政府终于决定向中国开放门户，允许中国人赴日本内地旅行、视察。1887年，经光绪皇帝钦定、被选为外国游历使的兵部员外郎傅云龙与刑部主事顾厚焜，奉命游历日本、美国、秘鲁、古巴、巴西等国。11月16日（旧历九月二十六日），二人抵达长崎，开始了为期六个月的日本考察。二人先在东京考察了海军、陆军、大藏省、司法省以及学校、制造工厂、工场局厂、公园、船坞等，在外务大臣伊藤博文发给游历内地的护照后，又先后考察了静冈、名古屋、琵琶湖、滋贺、京都、大阪、神户等地。考察时二人作了具体分工，傅云龙负责搜集日本的地理、历史、风俗及旧事逸闻，顾厚焜则负责考察明治维新后所推行的各种新政。考察结束后，傅云龙撰成《游历日本图经》三十卷，顾厚焜撰成《日本新政考》二卷。《日本新政考》共分九部，其中卷一为洋务部、财用部、陆军部、海军部，卷二为考工部、治法部、纪年部、爵禄部、舆地部，下列共计73个细目，对于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官制、经济、军事、法律等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但是，诚如自叙中所言：“盖慨西法之转移国俗，何如此之速也！又慨是邦之轻弃成宪，何如此之易也！”作者对于明治政府所推行的改革措施并非全面赞成，军事、经济方面改从西法，尚表理解，但对于政治典章方面的改革，依然抱有极大的疑虑：“若夫岁历之推迁，守其旧则农民称便；衣冠之制度，率其常则国体自存。日人乃好异矜奇，竟一变而无不变也，是诚何道也！抑亦思一姓相传，历世已一百二十二，历年已二千五百四十八，一旦举法度典章，一一弃若弁发，是得谓是邦之福哉！”[30]可见顾厚焜对于明治政府改革法度典章并不是完全持赞同态度。

1894至1895年的甲午之战，一向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竟然打败了自视为天朝上国的清朝，令国人上下对其刮目相看。值此民族危亡之际，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号召学习日本、变法图强。1895年，康有为联合在北京应试的举人1300余人上书光绪皇帝，陈述变法的主张。在这次有名的“公交车上书”中，康有为指出：“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能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31]在他看来，日本以一个小岛之国，竟敢挑战中华，其变法自强的经验应该借鉴。1898年，他又将《日本变政考》上呈光绪皇帝，书中以大量篇幅对西方的议会制度和日本维新的具体过程与措施进行了介绍，同时还将维新前的日本与中国对照，认为“日本蕞尔三岛，土地人民不能当中国十分之一”，但维新以后仅数十年，日本却能文明大辟，政法大备，成为强国。“以日本之小，能更化则聚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32]康有为以日本的成功来证明变法之可行。他介绍说，日本明治维新，其作法虽多，不外乎如下几条：“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他认为，“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足已”。[33]康有为建议：“彼与我同俗，则考其变法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之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规，将发现于我神州大陆矣。”[34]在此，康有为进一步阐明了其欲师法日本，并通过日本而学习西方的主张。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实行变法。然而，由于慈禧太后等顽固派的疯狂反扑及维新派自身力量的软弱，“戊戌变法”运动仅仅持续了103天便告失败。

然而，甲午一役确实也为中国人提供了一次重新认识日本的机会，诚如梁启超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35]面对日本的崛起与中国的衰落，中国的有识之士痛感应积极学习西洋文化，以求存图强。他们认为，“取法泰西，获效最著者莫如日本”[36]；赴日学习，不仅路近费省，而且文字相近，易于通晓。对中国来说，日本不仅是学习西洋文化的成功典型，更是一条输入西洋文化的快捷方式所在。

《辛丑条约》签订后，政治统治江河日下的清政府不得不以日本为师，开始推行新政，进行所谓的改革，旨在求强自保。1901年1月29日，清廷颁布上谕，指出：“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

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要求督抚以上重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并，如何而国事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37]

自此，国人对日本的关注日渐密切，赴日考察、学习其政治、法律制度的游历者也愈益增多，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东游热潮。自1903年起，无论官派还是自请，不管公费还是自费，赴日人数猛增，一时竟如过江之鲫。具体而言，留学生人数以1903年—1906年为多[38]，而游日官绅人数则以1903年—1907年为多[39]。始自1903年的东游热，在1905至1907年达到**。

总的来看，无论是公派还是自请，游日者的派出机关一为中央政府，一为地方督署。当然，他们的游历考察得到了日本有关团体及友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虽然其中不乏维护日本自身利益的动机，但客观上却为清末中国人的大举东游提供了方便。下面我们就分别从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对当时国人考察日本政法的情况加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