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3月，公使何如璋任期届满，应召回国，参赞黄遵宪则调任驻旧金山总领事。宫岛诚一郎忙于筹备送别宴会，并亲赴横滨分别为二人送行。在离开日本之际，黄遵宪作《奉命为美国三副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五首，对驻日四年多的生活进行了回顾，其中第一首便是对明治政府强行吞并琉球的强烈不满：

远泛银河附使舟，眼看沧海正横流。

欲行六国连衡策，来作三山汗漫游。

唐宋以前原旧好，弟兄之间况同仇。

如何瓯脱区区地，竟有违言为小球。

当然，出使日本四年多来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使黄遵宪对日本更多地充满了善意的赞美：“占此江山亦足豪，凌虚楼阁五云高”（其二），“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争传。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其三），并表达了对离开日本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情：“一日得闲便山水，十分难别是樱花”（其四）。对此，宫岛诚一郎也一一次韵，诗中称赞黄遵宪道：“渤海初浮星使舟，知君参赞果名流”（其一），“佳篇上梓人争诵，新史盈箱手自编”（其三），并表达了对黄遵宪的美好祝愿：“期君早遂经时志，海陆兼营两火轮”（其五）。[26]

然而，我们也必须充分注意到，由于中日两国当时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外交问题，宫岛诚一郎在与何如璋、黄遵宪及其后出使的黎庶昌等人开展友好交流的同时，亦曾极力利用与公使馆成员的私人交情，在琉球交涉及朝鲜问题上，千方百计地为明治政府搜集有关情报。虽然何如璋、黄遵宪等人能够较好地处理这种公私有别的交友关系，但部分使臣如首届公使官随员沈文荧、第二届公使黎庶昌等人，往往在闲谈中不经意间泄露了重大的外交机密，给中国外交带来了巨大损失[27]。由此可见，与当今世界外交官们的职业外交相比，虽然近代初期他们这种具有儒者风范的文人交友堪称风雅，但要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知心知己，该是何等之难！

（本文为笔者2005年3月26—28日参加由中国史学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时提交的论文，原载中国史学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黄遵宪研究新论：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52—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