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底，黄遵宪作为中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的参赞官赴日，至1882年3月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先后在日本度过了四年多的外交官生活。除协助何如璋公使处理琉球归属交涉、朝鲜开国等问题外，还与明治初期的日本文人开展广泛交流，结下了深厚友谊。当时，一些日本友人将与何如璋、黄遵宪等公使馆成员的笔谈资料详加整理，妥善保存，成为今日我们研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宝贵资料。如原高崎藩藩主大河内辉声（源桂阁，1848—1882）所保存的大量笔谈资料《大河内文书》，其中有关黄遵宪部分，经郑子瑜、实藤惠秀两位先生悉心整理，曾以《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名义刊行，嘉惠后学者甚多[1]。然而，囿于当时的客观条件，此书未能收录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资料的全部。随着调查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份内容更为丰富、史料价值更高的笔谈资料被发掘，这就是宫岛诚一郎与何如璋、黄遵宪、黎庶昌、杨守敬等初期清朝驻日公使馆员的笔谈资料——《宫岛诚一郎文书》[2]。笔者近年来以此为中心，系统考察了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的交友关系[3]。本文则以《宫岛诚一郎文书》中所记录的琉球交涉史料为线索，探讨一下当时公使馆成员与明治政府关于琉球交涉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