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薛福成序，黄遵宪撰《日本国志》“采书至二百余种”，这些书籍包括中日两国的正史、野史、笔记、杂录等。其中日本史籍有德川光国的《大日本史》、赖山阳的《日本政记》《日本外史》、岩垣松苗的《国史略》、蒲生秀实的《山陵志》《职官法》，以及《日本书纪》《续日本书纪》《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怀风藻》《扶桑集》《扶桑略记》《凌云集》《延喜式》《类聚三代格》《吾妻镜》《徂徕集》《江户繁昌记》等。[92]另据最新研究，《礼俗志》中不少条目多采自江户时期汉学家村濑栲亭的汉文著作《艺苑日涉》。[93]

而有关明治维新后的资料，据黄遵宪介绍，“所据多布告之书，及各官省年报”[94]，可知主要采自明治政府的太政官布告以及各省官年报。另据考证，《地理志》所据材料，则采自地理寮地志课冢本明毅等编撰的《日本地志提要》。[95]

由于黄遵宪没有具体记载所引资料的来源，书中亦未列出引用书目，因此给《日本国志》资料来源的考证辨析工作带来诸多不便，需要我们今后进行更加细致的调查研究。

黄遵宪驻日前后只有四年有余，又不通日本语言，因此要编纂一部包罗日本历史各个方面的史书，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典章制度方面，因史料匮乏，甚至令日本史学家亦望而却步，知难而退。日本友人冈千仞就曾告诉黄遵宪说：“此事水户史官所欲为而不能为，盖无足以供史料者也。蒲生君平亦有此志，中途而止，亦坐无史料耳”[96]，黄遵宪亦在《日本杂事诗》中叹道：“兵刑志外征文献，深恨人无褚少孙”[97]。然而，黄遵宪还是决心效仿褚少孙续补《史记》，完成《日本国志》的编撰工作。

当然，在撰写《日本国志》的过程中，黄遵宪亦曾面临重重困难。他将这些困难概括为以下三点（《凡例》）。

第一，采辑之难：“日本古无志书，近世源光国作《大日本史》，仅成兵、刑二志，蒲生秀实欲作氏族、食货诸志，有志而未就，新井君美集中有田制、货币考诸叙，亦有目而无书，此皆汉文之史而残阙不全，则考古难；维新以来，礼仪典章，颇彬彬矣，然各官省之职制、章程、条教、号令，虽颇足征引，而概用和文，不可胜译，则征今亦难。此采辑之难也。”[98]

第二，编纂之难：“以他国之人，寓居日浅，语言不达，应对为烦，则询访难；以外国之地，襄助乏人，浏览所及，缮录为劳，则抄撮亦难。此编纂之难也。”

第三，校雠之难：“既非耳目经见之书，又多名称僻异之处，而其中食物之名，有以和文译汉文者，有以英文译和文再译汉文者，或同字而异文，或有音而无义，则校雠亦颇为难。”[99]

上述种种困难，使得黄遵宪有时感到力不从心，“搁笔仰屋，时欲中辍”（《凡例》），甚至曾对日本友人说“此事大难，恐不成书”[100]。

幸好黄遵宪周围聚集了一大批硕学鸿儒，可以随时为他提供各种帮助。据黄遵宪自称，“遵宪来东，士大夫通汉学者十知其八九”[101]，可见当时与日本汉学家交流之广泛。[102]黄遵宪在任驻日参赞的四年多时间，由于能与这些汉学家们通过作诗唱和或笔谈来进行交流，得以克服因语言不通而造成的巨大障碍。可以说，黄遵宪之所以能够完成《日本国志》这部巨著的撰写工作，是与他们的鼎力相助密不可分的。

就现有史料可以看出，黄遵宪在编纂《日本国志》的过程中，主要得到了宫岛诚一郎、青山延寿、石川鸿斋、龟谷省轩等人的大力协助。[103]他们都曾在修史馆任职，具有很高的史学素养，熟悉相关史料，通过笔谈可以随时为黄遵宪解疑释难，提供帮助。下面就利用一些笔谈资料，分别予以论述。[104]

1.宫岛诚一郎

宫岛诚一郎（9838—1911），号栗香、养浩堂等，曾供职于左院、修史局、宫内省等，后被敕选为贵族院议员，著有《国宪编纂起原》、《养浩堂诗集》等。宫岛与首届公使何如璋、第二届公使黎庶昌、以及黄遵宪，杨守敬等人皆交情深厚，他们先后都参加过宫岛《养浩堂诗集》的俾改、评点、序跋工作，其中尤其以黄遵宪用力最深。[105]

正如宫岛在其《养浩堂诗集》序中所述：“黄参赞公度，与余交莫逆”，二人交情非同一般。黄遵宪亦在诗中咏道：“一龛灯火最相亲，日日车声碾麴尘”[106]，将宫岛视为一龛灯火下最为相亲的挚友。宫岛所居的麴町与公使馆仅一街之隔，二人来往频繁，关系非常密切。

由于黄遵宪与宫岛交情深厚，黄驻日期间，宫岛又先后任职于修史馆与宫内省，因此能够为黄遵宪《日本国志》的写作提供资料协助。

如1879年（明治十二年）3月31日，黄遵宪致函宫岛说：“德行自藤惺窝、文章自物徂徕以下诸公，乞条其名字、籍贯、所著之书，一一以告，汉学、宋学又当分别，文与诗又分举为妙也”[107]。藤惺窝即藤原惺窝，江户朱子学的开创者；物徂徕即荻生徂徕，江户古文辞学派的代表。毋庸置疑，黄遵宪是在为撰写《日本国志·学术志》中的汉学部分而请求宫岛提供有关资料。

又如，1880年（明治十三年）5月，黄遵宪在与宫岛笔谈中，介绍正在编撰的《日本国志》情况：

公度：近日作《日本史志》，必至今年年尾，乃能脱稿。分十三目，书约三十卷。

宫岛：先生独力犹为此事乎？且有公事，应多忙。吾辈突然访高馆，费贵闲，甚无心。一卷何十叶？

公度：独力为之。每脱一稿，则何大使润色之。一卷三十叶左右。

其目曰：国势、邻交（上下）、天文、地舆（有图）、食货（为目者六）、刑法、兵（为目二）、文学（为目三）、礼俗（为目十二）、物产、礼乐、工艺（十一）。有《礼俗志》一篇，中分十二目。有曰朝会，有曰祭祀者，此二事缺欠焉不详。阁下方官宫内省，必能缕悉之。幸于暇时别纸条示，感戴不尽。[108]

据此可知，黄遵宪计划于年内完成《日本国志》的编撰工作。将当时构想与后来成稿相比，可以发现略有不同，如十三目后减为十二志（无政治），三十卷后增至四十卷，另外如国势、地舆、兵制、文学，后亦改名为国统、地理、兵、学术诸志。但我们也可从笔谈中发现，此时黄遵宪已经初步设计好各志的细目。

由于当时宫岛正任职于宫内省，因此黄遵宪特地就《礼俗志》中有关朝会和祭祀问题请求帮助。随后，黄遵宪便开列了有关朝会和祭祀的十一项疑问，请求宫岛根据现行制度予以回答：

一问朝会日期。如天长节之类。

一问常朝仪式。

一问朝会时尚有卤簿否？

一问朝会时仪式。

一问宫中女官参朝仪式。

一问天子亲祭之神。

一问遣使祭告之神。

一问祭祀仪式。

一问祭祀时供设品物。

一问祭祀时祝辞。

一问臣庶家祭祀仪式。[109]

并特别指出：“以上所问，据现今所行而答，其古时制度，且略而弗道。阁下若有不及尽知者，祈转询之友人，是所至祷。”

对此，宫岛回答道：“朝会祭祀许之。现以假皇居，未有确制。古制则详于邦典，阁下应悉知。朝会规则现于式部寮议定之，阁下若求之，则缓求之。比阁下尊著渐成，必应定制。虽然，大抵假定之制度有之，仆为阁下徐应编纂之。”[110]表示愿意为黄遵宪提供帮助。

不久，宫岛将有关朝会、祭祀的暂行规定《现行假例》交给黄遵宪。8月14日，黄遵宪致函宫岛：“收到见惠《朝会祭祀现行假例》一本，俟暇趋谢。”并言：“前承赐《朝会典礼》，详密整赡，拜谢无已！”[111]

今阅《日本国志·礼俗志》有关朝会、祭祀记载，其中朝会包括新年朝贺、新年宴会、纪元节宴会、天长节宴会、每月赐宴等，祭祀包括新年祭、元始祭、祈年祭、春秋季皇灵祭、新尝祭、祭祢庙、祭陵等条目，分门别类，条理分明。而在最后的小注部分，黄遵宪写道：“以上今礼，从宫内书记询问得之，名曰《现行例假》，谓暂时所行，非典制也。”（《礼俗志》一）显然，此处所谓宫内书记是指宫岛诚一郎，所言《现行例假》即前述宫岛所提供者。

然而，宫岛并非能为黄遵宪提供所需的一切资料，尤其是有关军事机密的内容，更是无法满足黄的要求。如1881年（明治十四年）7月17日，黄遵宪致函宫岛：

仆所撰《日本志》将近脱稿，中有海军一门，因海军尚无年报，拉杂采辑，虑不免有误，且尚有一、二询请之事，因念令弟小森泽君今官海军，仆亦叨有一面之识，不揣冒昧，敬以奉恳。[112]

信中提出《兵志》中的海军一节，因需要海军船舰表、海军兵学校、海军新设规程局以及海军每年经费等有关资料，请当时任职于海军省的宫岛诚一郎胞弟小森泽长政（小森泽家养子）帮忙提供如下信息：

一、今送到海军船舰表共四纸，中有错误者祈为改正，有疏漏者祈为补入。

一、问海军兵学校规则，明治四年正月十日太政官布告者，今犹用否？若有新规则，可以借示否？

一、海军新设规程局，敢问所司何事？

一、问海军兵卒（专指下卒）规则可借示否？兵卒每月给俸一元七十钱，有等第否？

一、问海军每岁经费何项用多少？可示其大概否？[113]

宫岛8月2日回函，转达小森泽婉言回绝此事之意：

所示海军船舰表并军兵学校其馀数件，仆已领命。弟小森泽长政现奉职东海镇守府，常在横滨总辖诸舰。阁下所云，仆已转致。顷弟从横滨来，曰所云件件仔细检查，此等之事，固当明告者。但秘史之职，事无大小，非受省卿之命，则不能私告。若转照之本省书记，则知之亦甚容易耳。俄、德二公使亦有此公问，已经一一明告。弟之言如此，便以告阁下。[114]

但是，不久宫岛转来小森泽婉言回绝的口信：“秘史之职，事无大小，非受省卿之命，则不能私告”，要求黄遵宪直接照会海军省书记，并说对德、俄两国公使也持同样态度。

今《兵志》海军部分，较之陆军，内容要简单得多，其原因大概在此。

2.

青山延寿

青山延寿（1820—1906），字季卿，号铁枪，生于史学世家，著有《皇朝金鉴》、《大日本史地理志稿》、《读史杂咏》、《读史偶笔》、《铁枪文集》等。父延于，兄延光，皆为水户史学的著名学者。1878年，黄遵宪为其《皇朝金鉴》佼序，对青山父子的史学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

日本之史，以汉文纪事者，莫善于《大日本史》，而其书实出水户藩士之手。水户藩号多贤，有青山云龙氏者，世以史学鸣，其伯子延先（按：“光”之误），继《日本史》后，为《纪事本末》一书，而史体始备。余来日本，即闻青山氏名，后得与其季子延寿交。延寿官于史馆，平生所著述，多涉国史，与之征文考献，无能出其右者。[115]

由此可知，黄遵宪所交的日本友人之中，以青山延寿对日本史学造诣最深。

1878年（明治十一年）3月23日，青山延寿访问公使馆，与何如璋、黄遵宪等举行笔谈，以下是何如璋与青山之间的问答：

如璋：君在史馆现编何书？贵国史有各志否？如有成书，乞惠示一观为快。

青山：仆在史馆，搜索史料，是其任也。如撰修则在编修职，今仆所任，辑各藩史料也。《大日本史》有十一志略已就绪，兵志、刑法志已刻成，其他校合未毕也。[116]

据此可知，青山在史馆的工作主要是搜集史料。笔谈中，青山还介绍说，《大日本史》11志（按：实为10志）当时只刊行了兵、刑二志，其他尚未校合完毕。《大日本史》10志（神祇、氏族、职官、国郡、食货、礼乐、兵、刑、阴阳、佛事）最终全部刊行完毕，还须待到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因此黄遵宪编纂《日本国志》时，除兵、刑二志外，其余诸志皆未能参照。

青山延寿学识渊博，家藏史书极为丰富，可以推断，与其交流，是黄遵宪获取有关日本史志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

3.石川鸿斋

石川鸿斋（1833—1918），名英，字君华，号鸿斋、芝山外史等，三河丰桥人，工诗文，亦擅山水人物画。著有《精注唐宋八大家文》《日本八大家文读本》《日本外史纂论》《芝山一笑》等。1879年黄遵宪撰成《日本杂事诗》，石川曾为之题跋。二人来往密切，笔谈频繁。如1878年（明治十一年）6月16日的笔谈：

公度：《大日本史》有纪传而无表志，欲考典章，必于志乎。仆急急欲得如史志诸书览之，恨其不知也。

鸿斋：《日本外史》初卷有引书标目，仆不悉记，请在馆中示之耳。

公度：各史所引书目，多和文者，仆意欲得汉文者耳。[117]

由于《大日本史》表志部分此时尚未刊行，黄遵宪请石川为其推荐有关日本典章的史志书籍。对此，石川介绍说赖山阳的《日本外史》中列有引书目录，而黄遵宪更希望阅读用汉文撰写的日本史料。

又如该年11月21日的笔谈中，黄遵宪请石川代为翻译岩垣松苗的《国史略》:

公度：此篇自“政体”以下，祈代为译汉，但何以酬劳，祈足下自度，与王桼园言之。

鸿斋：政体以来迄尾译之欤？

公度：是书译毕，他尚有烦君者。一切纸笔之费，仆以为不如计篇数，如每十篇需多少，足下自审度之可也。

鸿斋：此文鄙拙，译之不甚佳，惟贯串意而已。仆尘事多端，请限今年毕业。

公度：是文虽鄙，阁下熟史，以意润色贯穿之可也。他日携归，可为君刊行之。

（中略）

公度：仆阅史，喜阅志，故求足下先为此。

鸿斋：译新闻纸布令者，有其人乎？未否？

公度：此间本有翻译冯姓者为之，然仆观之，不译亦知其事也。通西人语言文字者多，通日本语言文字者少。[118]

笔谈中，黄遵宪不仅委托石川翻译《国史略》的部分章节，而且提出译毕后，还有其他史籍需要石川继续帮忙，可见石川为黄遵宪采集资料提供了极大帮助。

另外，由此笔谈可知，对于当时报纸刊登的各种布告，黄遵宪无需借助翻译，便可大致看懂。因明治初期的新闻布告，尚保留较浓的汉文色彩，这也给不通日语的黄遵宪的资料采集工作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便利。

4.龟谷省轩

龟谷省轩（1838—1913），名行，字子省，号省轩，擅长诗文，曾任太政官少史、修史庶务、记录局长等职，后辞职专心从事著述，除《省轩文稿》

外，还著有《论语管见》、《论语汇纂》、《咏史乐府》、《近世义烈传》等。黄遵宪曾对日本友人说：“仆来此，最亲慕者，龟谷子一人”，足见其对龟谷非常推崇。

1879年（明治十二年）12月18日，黄遵宪与龟谷笔谈，其中内容多涉及《日本国志》的编纂问题：

省轩：阁下近来有何著述？

公度：近来方编《日本国志》，恐至明年此时方能脱稿，为目十有二：

曰国统，曰邻交，曰天文，曰地舆，曰职官，曰食货，曰兵，曰刑，曰学术，曰礼俗，曰物产，曰工艺，成书约有五六十卷。

省轩：所引之书已具否？弟有所知，亦应言之。

公度：其不备不全者，当一一请教。虽然，仆之此书，期于有用，故详近而略古，详大而略小，所据多布告之书，及各官省年报也。[119]

据此笔谈可知，黄遵宪对于《日本国志》篇目的构想最早形成于此时。12目中除地舆后改为地理志外，其他篇名与后来成书完全相同，只是卷数略有减少而已。另外，黄遵宪所言“所据多布告之书，及各官省年报也”，也为我们研究《日本国志》的资料来源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笔谈中，龟谷还向黄遵宪介绍了伊藤东涯的《制度通》，羽仓胜堂的《甘雨亭丛书》以及蒲生秀实、新井白石等的有关著作，增强了黄遵宪有关日本史学的知识。

以上据现有笔谈史料，主要介绍了宫岛诚一郎、青山延寿、石川鸿斋、龟谷省轩对黄遵宪编纂《日本国志》的协助情况。除此之外，当时其他汉学家如重野安绎、冈千仞等人，也都曾给予黄遵宪有力的帮助。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日本国志》的作者，现在一般皆认为由黄遵宪独自编撰而成，但黄本人曾数次言及《日本国志》乃与公使何如璋共同编辑，事实究竟如何？我们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如1880年7月25日（光绪六年六月十九日），黄遵宪致函王韬时说：“顷随何星使后，共编《日本志》，而卷帙浩博，明年乃能卒业”。[120]同年8月21日（七月十六日），黄遵宪在与朝鲜修信使金宏集的笔谈中，再次言及与何如璋共同编辑《日本国志》事：“《日本志》仆与何公同为之，卷帙浩博，可为三十卷，姑未清草”。[121]由此看来，《日本国志》似乎仅非黄遵宪个人所为，公使何如璋亦曾参与其中。

那么，何如璋究竟参与了哪些工作呢？据同年5月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的前述笔谈，便可知编撰工作实际上仍由黄遵宪独力进行，何如璋只是负责初稿的润色工作。笔谈中宫岛问道：“先生独力为此事乎？”黄答曰：“独力为之。每脱一稿，则何大使润色之”。[122]

当然，作为公使，何如璋亦为《日本国志》的编纂提供了诸多方便。可以设想，要想完成如此庞大的煌煌巨著，没有公使的大力支持，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作为有力的协助者和支持者，何如璋可谓功莫大焉，但若仅以上述材料为据，将何如璋作为《日本国志》的合著者，显然是不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