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志》共40卷50余万言，除卷首中东年表外，全书共分12志，计国统志3卷，邻交志5卷，天文志1卷，地理志3卷，职官志2卷，食货志6卷，兵志6卷，刑法志5卷，学术志2卷，礼俗志4卷，物产志2卷，工艺志1卷。作者采用中国传统史书中专门叙述典章制度的典志体裁，从各个角度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系统而深入的介绍和研究，称得上是一部研究日本的百科全书。特别是在介绍明治维新的制度改革方面，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官制、文化等各个层面，故黄遵宪亦称其为一部“明治维新史”。在介绍总结明治维新经验的同时，黄遵宪还史论结合，与中国的现状进行多角度对照比较，提出一系列先进的改革主张。

黄遵宪为何要编纂《日本国志》这部煌煌巨著呢？笔者认为，其动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参赞官的使命感

据《清史稿·职官志六》记载：“使臣掌国际交涉，参赞佐之”，规定参赞的主要职责主要是辅佐公使处理各种外交事务。然而，黄遵宪却认为，除此之外，身为参赞官，自己还负有仞事日本研究的历史使命。在《日本国志叙》中，黄遵宪明确表示：“今之参赞官即古之小行人，外史氏之职也”，并引用《周礼·秋官·小行人》:“小行人之职，使适四方，以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顺逆为一书，以反名于王”；以及《周礼·春官·外史氏》:“外史氏掌五帝三王之书，掌四方之志”，来具体说明自己的职责。黄遵宪认为，古昔盛时，就“已遣輶轩使者于四方，采其歌谣，询其风俗，又命小行人编之为书，俾外史氏掌之，所以重邦交，考国俗者”，而如今，由于出使大臣忙于各种外交大事，无暇著述，于是采风问俗的工作自然而然地落在身为僚属的自己身上，“不从事于采风问俗，何以副朝廷咨诹询谋之意？”故而将之视为参赞官义不容辞的使命。

（二）对中国人缺乏了解日本的强烈不满

黄遵宪来日后，发现日本人研究中国的著作汗牛充栋，而中国人对日本却缺乏最基本的常识，不由得感慨万端，他在《日本国志叙》中写道：

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论议也者，可不谓狭隘欤！[81]

长期的闭关锁国，使得中国的士大夫们陶醉在天朝至上、固步自封的自满情绪中，对于外部世界一直漠不关心。远隔重洋的欧美且不用说，就连仅隔一衣带水的日本，也将其视作传说中的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有感于此，黄遵宪认为有必要对日本进行全方位的介绍研究，以弥补国人对日认识的不足。

虽然鸦片战争后，为抵抗外来侵略，有志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着手研究外国，诞生了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及魏源的《海国图志》等富有影响的著作。然而，诚如薛福成所言，它们“于西洋绝远之国，尚能志其崖略；独于日本，考证阙如。或稍述之，而惝恍疏阔，竟不能稽其世系疆域，犹似古之所谓三神山者之可望不可至也。”（《日本国志序》）如徐继畲的《瀛寰志略》虽于卷一叙述东洋二国日本与琉球，但竟称日本是由对马、长崎、萨马（按：萨摩之译音，今鹿儿岛）三岛组成，并用地图标出，足见当时国人的日本地理知识何等肤浅。而魏源的《海国图志》亦只是罗列前人的有关记述而已。

与此相比，《日本国志》乃是黄遵宪亲自考察日本的结晶，所据材料皆为作者驻日四年间多方蒐集而成，自然与徐、魏的著作不可同日而语。对此，黄遵宪也颇为自信，曾致函日本友人宫岛诚一郎，称《日本国志》“翔实有体，盖出《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之上。”[82]

（三）明治维新观的转变

黄遵宪来日后，虽然亲身经历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但他对于明治维新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由怀疑到认同，再到赞美的转变过程。对此，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定本自序中回忆道：

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故所作《日本国志》序论，往往与诗意相乖背。久而游美洲，见欧人，其政治学术，竟与日本无大異。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时与彼国穹官硕学言及东事，辄敛手推服无异辞。[83]

由于黄遵宪来日当初，结交的友人多为汉学家，受他们对明治维新“微言刺讥，咨嗟太息”的影响，《日本杂事诗》初版本中“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甚至作诗讥讽维新后的民风衰败。[84]

但随着他“阅历日深，闻见日拓”，来日后期黄遵宪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认识到正是因为日本革故鼎新，引进西方的各项先进制度，才能做到“卓然能自树立”，进而坚信中国走向变法也是势在必然。他曾对何如璋说：“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吾不敢知，要之必变”，并且预言：“三十年后，其言比验”。1880年前后，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方兴未艾，黄遵宪“初闻颇惊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以为太平盛世必在民主”，这种思想转变使他认识到必须把明治维新的改革经验介绍到中国，为中国的改革提供宝贵的借鉴，这也是促使他着手编纂《日本国志》的动机之一。

后来黄遵宪出使美英，在与欧美人的接触中，发现它们对日本明治维新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赞不绝口，更加深了他对明治维新的高度评价。因此，黄遵宪于1890年在英国伦敦公使馆，对《日本杂事诗》进行大幅度修订，删除了初版本中讥讽明治维新之作，补充了吟诵各种新制度的诗歌，诗的数量由154首增至200首，并以其作为定本。

（四）对日本不断扩张的高度警戒

明治维新后，日本积极推行富国强兵政策，一方面殖产兴业，对内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开疆拓土，对外不断扩张，1874年入侵台湾，1879年强占琉球，进而窥视朝鲜，对中国构成威胁。正如梁启超所言，黄遵宪著《日本国志》，其用意之一就在于警告国人“日本维新之效成且霸，而首先受其衝者为吾中国”。

在《日本杂事诗》定本自序中，黄遵宪回顾道：维新之初，人们对于日本的走向议论纷纭，有人认为是“外强中干，张脈僨兴”，无法维持多久；也有人认为能“以小生巨，遂霸天下”。而黄遵宪则以其高度敏锐的洞察力，发现“日本维新以来，颇汲汲于武事”（《兵志》一），认为日本“颇有以小生巨，遂霸天下之志”（《地理志》一），因此极为详细地介绍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采用西方兵制，设立陆海二军的过程，并在《兵志》中著录了有关明治日本军事的最新统计表37个，包括“明治十三年征兵表”、“六管镇台表”、“陆军编制表”、“陆军军费出入表”及海军“船舰表”等，以期多角度地把握明治初期日本的军备发展情况。

1894年春，薛福成读罢《日本国志》，对中日两国的前途颇感不安，指出两国“自今以后，或因同坏而世为仇雠，有吴越相倾之势；或因同盟而互为唇齿，有吴蜀相援之形。时变递嬗，迁流靡定，惟势所适，未敢悬揣”（《日本国志序》），批评国人对日本缺乏相应的了解：“使稽其制而阙焉弗详，觇其政而瞢然罔省，此究心时务、闳览劬学之士所深耻也”，并盛赞黄遵宪“可谓闳览劬学之士”。[85]

不久，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清廷统治者的腐败以及对日认识的不足，致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被迫与日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屈辱求和。据黄遵宪回忆，当时任总理衙门章京的袁昶曾喟叹道：若是《日本国志》能够早流布的话，就可省去对日赔款的二亿两银子！[86]虽属事后夸大之辞，但也一语道破《日本国志》所具有的远见卓识及其觇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