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观日道人、东海公等，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曾任驻日参赞、驻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湖南长宝盐法道兼署按察使等职，是近代中国著名诗人、外交家、史学家和维新思想家。除《日本国志》外，还著有《人境庐诗草》11卷、《日本杂事诗》2卷。

早在青少年时代，黄遵宪就怀有远大抱负，立志“要抟扶摇羊角直上九万里”。[68]他不愿意过着那种埋头破屋，皓首穷经式的世儒生活，主张经世致用，认为“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69]，欲走出书斋，放眼认识外面的新世界，曾作诗曰：“噫嘻乎儒生读书不识羞，动誇虎头燕颔径取万户侯。万户侯耳岂足道，乌知今日裨瀛大海还有大九州”。[70]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他日后中举后即放弃举业，长年出使海外的思想基础。

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黄遵宪开始究心时务，“取《万国公报》及製造局所出之书尽读之”。[71]他还游历广州、香港、烟台、天津等沿海城市，开阔了眼界，扩大了视野。生于列强入侵、外患频仍之秋，黄遵宪逐渐认识到“非留心外交，恐难安内”，与张荫桓等时务派人士“抵掌论当世之务”，被李鸿章誉为“霸才”。[72]

1876年8月，经历了科场“三战三北”之痛的黄遵宪参加顺天乡试，终于考中了举人。是年12月，清廷任命翰林院侍讲、广东大埔人何如璋为出使日本钦差大臣，由于何如璋赏识黄遵宪的才华，加之与黄的父亲是世交，便邀黄一同出使日本。从此，黄遵宪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外交官生涯。

1877年（光绪三年，明治十年）11月，黄遵宪随首届驻日公使何如璋抵达日本。作为参赞官，黄遵宪在协助何如璋处理当时中日间存在的各种外交问题，如琉球归属问题及朝鲜问题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针对明治政府出兵台湾、吞并琉球的扩张政策，黄遵宪充分认识到琉球所奿有的战略地位，代何如璋上书总署，主张力保琉球社稷，为中国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对于朝鲜当时所面临的美日叩关的危机局面，黄遵宪特撰《朝鲜策略》一文，建议其“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对朝鲜的开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3]

另一方面，黄遵宪也极力主张中日两国应友好相处，共御外侮，为亚洲的稳定和繁荣共同努力。在《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一诗中，黄遵宪阐述了中日唇齿相依的近邻关係，表达了两国应世代友好的良好愿望：“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譬若辅车依，譬若犄角立。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侮自潜匿。解甲歌太平，传之千万亿”（《人境庐诗草》卷三）。

与此同时，黄遵宪还广交日本友人，积极开展文化交流活动。由于德川幕府长期推行锁国政策，江户时期日本文人很难与中国文人进行直接交流。因此，对于首届中华使节的到来，日本文人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入境以来，执经者，问字者，乞诗者，户外屦满，肩趾相接，果人人得其意而去”（石川英《日本杂事诗跋》[74]），登门造访者络绎不绝。尤其是年届而立、风华正茂的黄遵宪，在公使馆中最富文才，更成为日本友人的结交对象，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其中情形，正如王韬在《日本杂事诗序》中所描述的那样：“既副皇华之选，日本人士耳其名，仰之如泰山北斗，执贽求见者户外屦满。而君为之提唱风雅，于所呈诗文，率悉心指其疵谬所在。每一篇出，群奉为金科玉律，此日本开国以来所未有也”。[75]对于日本友人携来的诗文，黄遵宪或为其修改，或为其作序作跋，悉心指点，不厌其烦。

在与日本友人交往的过程中，黄遵宪也开始了自己的日本研究。其间情形，正如他后来在《日本杂事诗》定本自序中所述：

余于丁丑之冬，奉使随槎。既居东二年，稍与其士大夫游，读其书，习其事，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丳之以诗，即今所行杂事诗是也。[76]

来日后的二年间，黄遵宪一方面与日本友人广泛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另一方面对日本社会进行仔细观察，深入调查，他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于是萌生了撰写《日本国志》的念头。由于此项工作规模宏大，需要耗费大量时日，于是作为前期准备工作，黄遵宪首先撰写了《日本杂事诗》。

《日本杂事诗》于1879年7月由总理衙门以同文馆聚珍板刊印，初版本上下二卷共收诗154首，分别从国势、天文、地理、政治、文学、风俗、服饰、技艺、物产等各个方面，以诗夹注的形式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系统而形象的描述。就内容而言，《日本杂事诗》堪称《日本国志》的姐妹篇，所不同的是，《日本杂事诗》是采用七言绝句形式的文学作品，而《日本国志》则是采用中国传统史书中典志体裁的史学著作，由此而言，二者相辅相成而又相映成趣。

《日本杂事诗》刊行后，受到中日两国文人学者的极大赞誉，日本汉学家石川英在《日本杂事诗跋》中惊叹道：“上自神代，下及近世，其间时世沿革，政体殊异，山川风土，服饰技艺之微，悉网罗无遗。而词彩绚烂，咀英嚼华，字字征实，无一假借”，并对黄遵宪的才能佩服之至：“公度来日未及二年，而三千年之史，八大洲之事详确如此，自非读书十行俱下，能如此乎？”[77]

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黄遵宪终于完成了《日本国志》的初稿。1882年（光绪八年，明治十五年）3月，黄遵宪驻日任期届满，奉命调任旧金山总领事，他在赠别日本友人诗中咏道：“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争传。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78]诗中所谓“新诗”是指日本友人广为传诵的《日本杂事诗》，而所谓草完的“明治维新史”，则是指已经完成初稿的《日本国志》。

然而，在其后驻美的三年半时间，由于公事繁忙，黄遵宪无暇对《日本国志》初稿进行修改。1885年秋，黄遵宪由美乞假回乡，决心完成《日本国志》的编撰事业，因而谢绝了新任驻美公使张荫桓及两广总督张之洞之召，“家居有暇，乃闭门发箧，重事编纂”（《日本国志叙》）。经过近两年呕心沥血的艰苦努力，1887年夏，黄遵宪终于完成了这部前后费时8载、洋洋50余万言的巨著。为此，他特作《日本国志书成志感》（《人境庐诗草》卷五）一诗，以抒发自己的激动之情：

湖海归来气未除，忧天热血几时摅？

千秋鉴借《吾妻镜》，四壁图悬人境庐。

改制世方尊白统，罪言我窃比《黄书》。

频年风雨鸡鸣夕，洒泪挑灯自卷舒。[79]

诗中，黄遵宪将《日本国志》比作日本的史籍《吾妻镜》，以及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的《黄书》，明确表示欲借鉴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对中国进行改革的远大志向。

《日本国志》撰成后，黄遵宪将稿本抄写四份，一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送李鸿章，一送张之洞，自存一份。[80]1890年（光绪十六年），黄遵宪将《日本国志》书稿交付羊城富文斋刊刻，但此年并未出版。1894年（光绪二十年），黄又将书稿邮至巴黎，请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福成作序。直到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底左右，《日本国志》才终于得以正式刊行，此时离黄遵宪完成书稿已逾八载。就这样，从酝酿伊始到正式出版，《日本国志》前后竟然费时16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