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主要从中国海外竹枝词的角度探讨了《日本杂事诗》的渊源关系。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日本杂事诗》既然是黄遵宪驻日期间的作品，那么同时期的日本汉诗人又是如何描写维新后日异变化的明治社会的呢？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与它们有着何种联系呢？下面再就这个问题谈谈笔者的一些看法。

据木下彪《明治诗话》言，明治初期日本汉诗创作盛况空前，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超过了日本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期。[49]赋诗言志，不仅是少数汉学家们的专利，就连许多下级武士出身的政治家也多有抒情言志之作，如大久保利通、副岛种臣等人都擅长汉诗，并与黄遵宪等驻日公使馆的文人有过唱和之作。当然，这种汉诗的繁荣主要是由于德川幕府将朱子学列为官学，各地藩校注重汉学教育的结果。然而，由于幕府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只是允许中国人和荷兰人来长崎进行贸易，限制了中日文人之间的相互交往，这对江户时代的日本汉学家们来说，不可不谓是巨大的遗憾。

直到1871年（清同治十年，日本明治四年），中日签订《修好条约》，规定互派使节后，中日文人正式恢复交流，上述局面才得以打开。对于首届中华使节的到来，日本文人表现出空前的热情，据石川英《日本杂事诗》跋：“入境以来，执经者，问字者，乞诗者，户外屦满，肩趾相接，果人人得其意而去”，登门造访者络绎不绝。尤其是风华正茂的黄遵宪在公使馆里最富文才，更成了日本人的崇拜对象，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其中情形，正如王韬在《日本杂事诗》序中所描写的那样：

既副皇华之选，日本人士耳其名，仰之如泰山北斗，执贽求见者户外屦满。而君为之提唱风雅，于所呈诗文，率悉心指其疵谬所在。每一篇出，群奉为金科玉律，此日本开国以来所未有也。[50]

对于日本友人携来的诗文，黄遵宪或为其修改，或为其作序，悉心指点，不厌其烦。如对于宫岛诚一郎的《养浩堂诗集》，黄遵宪费力最多，批改也最为严厉。[51]

另一方面，黄遵宪也拿出自己的《日本杂事诗》原稿，恳请日本友人批评改正。这些日本诗人学者，或提供资料，或改正错误，对黄遵宪的日本研究工作帮助极大。可以说，黄遵宪之所以能够完成《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这两部巨著的撰写工作，是与他们的鼎力相助密不可分的。

总之，黄遵宪在任驻日参赞的4年多时间，由于能与精通汉文的汉学家们，通过作诗唱和或笔谈来进行交流，由此克服了因语言不通而造成的巨大障碍，因而这段时光，成了黄遵宪14余年外交生涯中最愉快而难忘的回忆。

直到1890年，黄遵宪任驻英公使馆参赞时，还念念不忘这些日本友人，相继作了《续怀人诗》10首，以表达对他们的思念之情。其中怀念大沼厚等友人的诗写道：

袖中各有赠行诗，向岛花红水碧时。

只恨书空作唐字，独无炼石补天词。

大沼厚、南摩纲纪、龟谷行、岩谷修、蒲生重章、青山延寿、小野长愿、森鲁直、冈千仞、鲈元邦，皆诗人也。壬午春，余往美洲，设饯于墨江酒楼，各赋诗送行，多有和余流别韵者。……别后时时念之。[52]

这里所列的都是黄遵宪的好友，也是当时知名的汉学家。1881年1月，黄遵宪调任旧金山总领事时，他们在隅田川畔的中江酒楼，设宴饯别，席上，黄遵宪作《奉命为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5首（《人境庐诗草》卷四），宫岛诚一郎等日本友人皆有次韵唱和之作。

关于以竹枝词方式描绘明治初期东京状况的作品，我们先看看前面黄遵宪所列举的著名汉诗人大沼枕山所创作的《东京词》。

大沼枕山（1818—1891），名厚，字子寿，号枕山，是活跃于江户末期至明治初期之间的日本著名汉诗人。幼从学于叔父鹫津松隐，后学诗于菊池五山，并参加著名诗人梁川星岩的玉池诗社，渐有诗名。后于下谷仲御徒町设下谷诗社，教育弟子。学诗者无论上下贵贱之别，云集门下，称雄诗坛达三十余年。枕山诗主宋诗，崇尚陆放翁，最擅咏物。著有《历代咏史百律》、《日本咏史百律》、《咏史绝句》、《江户名胜诗》、《东京词》等。[53]

《东京词》刊行于明治二年（1869）十月，共计七言绝句30首，乃津田信全仿照市川宽斋的《北里歌》，请当时著名的书法家10人各写3首，画家10人各画3幅，以书画集的形式刊印而成。津田信全在该书的跋文中写道：

枕山先生顷者作东京词三十绝，其旨柔婉，其辞清丽，实有刘宾客、温方山之妙趣矣。大都家家传诵，洛阳之纸殆将贵矣。[54]

信全高度评价了枕山的《东京词》，说它柔婉清丽，实得唐代诗人刘禹锡、温庭筠妙趣，由于它生动地描绘了明治初期东京的情景，致使人人争相传诵，洛阳为之纸贵，可见《东京词》受到时人的高度喜爱。

关于《东京词》的内容，正如日野龙夫所说：“作者的用意多在于揶揄讽刺浅薄的文明开化的风俗，但并非全部作品都是如此，从中也可发现积极肯定新文明的一些诗歌。”[55]下面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首，这是当时吟诵明治维新以后东京风情的最初汉诗作品：

天子迁都布宠华，东京儿女美如花。

须知鸭水输欧渡，多少簪绅不顾家。

明治元年（1868）7月17日，天皇下诏将江户改为东京，9月20日车驾由京都出发，10月13日抵达东京，以江户城为皇居，改称东京城。随着天子迁都的实施，许多公绅贵族也都云集东京，由于失去了幕府时期严禁狎妓的束缚，新政府的高官贵族包括以前的公家缙绅们，公然出入柳桥及新桥等花柳街巷，沉湎于富贵温柔之乡，将旧都抛至九霄云外。

诗中第三句中的“鸭水”，指的流经京都的鸭川，“欧渡”则指出东京隅田川畔群鸥竞飞的渡口，此处实则化用了《伊氏物语》中的有名故事。平安时代的多情才子在原业平风流倜傥，**不羁，最终被赶出京城，奔赴东国。当他路过角田河（今东京隅田川）边时，看见白色的小鸟在天空飞舞，便问船夫小鸟的名字，船夫答道“都鸟”（中文名“赤味鸥”），听到这带有“都”字的鸟名，日暮途远的在原业平感慨万千，禁不住思念远在京城的妻子，咏道：“都鸟都鸟诚如言，借问伊人可平安？”，舟中人闻之泪流不断。[56]大沼枕山则在诗中借用上述典故，用来讽刺那些沉湎于东京的玩乐，而忘记了从前旧都的高官贵族们。

下面再来看看描写维新后东京街头日趋变化的第十首：

城隅邸址半为空，广狭分区课众功。

尘海何能变桑土，旋看平地起蚕丛。

幕府灭亡以后，树倒猢狲散，各藩诸侯及幕臣纷纷撤离东京，回到各地家乡，那些幕府时期喧嚣热闹的各个藩邸也都人去楼空，衰败不堪。明治二年（1869）8月，太政官发出布告，奖励人们利用藩邸旧宅的土地种茶养蚕，并将土地划成小块，免费出租。虽然这项政策在两年后的明治四年八月被废除，但这两年期间，东京街头上处处可见茶田和桑田，“沧海桑田”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现实。“蚕丛”本为传说中蜀国的开国之君，李白《送友人入蜀》诗云：“且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则指入蜀的崎岖山路，而此诗以“蚕丛”对“桑土”，形象地刻划出明治维新后东京沧海桑田般的异常变化。

与此诗所咏内容一样，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第49首也发出过同样的感慨：

新绿在树残红稀，荒园菜花春既归；

堂前燕子亦飞去，金屋主人多半非。

德川氏时，旧藩邸宅，皆在东京，广厦杰阁，今皆没入官。或改官舍，或为民居。其荒凉者，鞠为茂草矣。因记杜工部诗曰：“王侯邸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甚切近事也。[57]

明治十年（1877）赴日的黄遵宪，当然没能看到处处宅第变桑田的景象，但触目所见，也是荒草萋萋，一片萧条。诗的三、四句，显然是化用了著名的杜牧《乌衣巷》诗中的后半部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用以表达明治维新以后旧藩邸宅的日渐衰微，而且黄遵宪还在诗注中，引用了杜甫《秋兴》其四中的诗句“王侯邸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表现物是人非的人生感慨，题材风格皆与前述的枕山诗极为相近。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山内容堂的《墨水竹枝》，容堂被木下彪评为“各藩诸侯中最富诗才者”。[58]

山内容堂（1827—1872），名丰信，号容堂，江户末期至明治初期高知藩藩主。明治维新前夕因主张公武联合著称，后于庆应3年听从后藤象二郎意见而建议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奉还大政，此后致力于保全德川权力，但终未能遂愿。明治维新后在新政府中历任议定、内国事务局总督、刑法官知事、学校知事、制度寮总裁、上局议长等。明治2年7月受到麝香之间祗候的优待，隐居浅草桥场别邸，过着悠悠自适的生活，明治5年6月病逝。[59]

山内容堂《墨水竹枝》十二首，吟诵的是文明开化后的东京风情，前面已经说过，墨水即现在的隅田川。其中描写柳桥风情的诗如此写道：

水楼宴罢烛光微，一队红妆带醉归。

纤手烦张蛇眼伞，二州桥畔雨霏霏。[60]

红妆指柳桥的艺妓们，二州桥即如今的两国桥。蛇眼伞，日语读作“じゃのめがさ”，为日本江户时期开始使用的伞，伞面为红色或蓝色，中间有一个白环，撑开后呈蛇眼状，故名。此处蛇眼伞乃是日语固有词汇，容堂不加改动，作为汉语词汇用于诗中。木下彪赞叹它甚为雅驯，不露痕迹，同时又举出，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也曾用相同手法，这就是原本的第91首诗：

末知散布趁农闲，买捌来寻屋小间；

铭酒御茶闲话后，相邀一饱鸭南蛮。

街市曰“末知”，读若“买基”。铺店悬幌子居卖曰“大问屋”，贩卖曰“买捌所”，贱买曰“大安卖”，零卖曰“小间物屋”，易钱曰“两替屋”，制衣曰“仕立屋”，酒曰“铭酒”（铭同名），茶曰“御茶”（御为日本通用之字，义若尊字，又日本书函、函外题名，必曰某某殿、某某样，亦尊之之词，皆不知何所仿也，附注于此。）饭店曰“御茶渍”，鸡子曰“玉子”，草器曰“荒物类”，以油煎鱼虾曰“天夫罗”，和面以肉曰“鸭南蛮”，菜蔬曰“八百屋”……凡右所录，彼皆笔之书者。[61]

此诗每句皆镶嵌着日语的固有词汇，虽然这些词汇，对于现今通晓日语的人们来说，也许不难理解，但在当时，如果没有作者的诗注，人们是很难读懂的。至于最后一句中的“鸭南蛮”，即用野鸭肉做的“葱花鸭肉汤面”，木下彪称其可与容堂的“蛇眼伞”相媲美，堪称绝妙一对。[62]

虽然我们难以断定两者之间的直接承袭关系，但至少可以指出，明治初期日本汉诗中所洋溢的这种风格，对黄遵宪的创作曾经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自序中就曾如此说道：

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故所作《日本国志》序论，往往与诗意相乖背。[63]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黄遵宪的另一位日本友人大河内辉声（1848—1882）对《日本杂事诗》的评价。今埼玉县新座市野火止的平林寺内，树有一座圆柱形石碑，碑面刻着黄遵宪亲笔书写的“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九个大字，碑后是大河内辉声撰写的《葬诗冢碑阴志》，对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予以极其高度的评价：

公度姓黄氏，名遵宪，清国粤东嘉应州举人，明治丁丑随使来东京，署参赞官，惟隽敏旷达，有智略，能文章。退食之暇，披览我载籍，咨询我故老，采风闻俗，搜求逸事，著《日本杂事诗》百余首。一日过访，携稿出示，余披诵之，每七绝一首，括记一事，后系以注，考记详该，上自国俗遗风，下至民情琐事，无不编入咏歌。盖较《江户繁昌志》《扶桑见闻记》尤加详焉。而出自异国人之载笔，不更有难哉。[64]

大河内辉声指出，黄遵宪为撰写《日本杂事诗》，披览日本载籍，咨询日本故老，采风闻俗，搜求逸事，《日本杂事诗》中所描绘的日本风俗，甚至超过了寺门静轩的《江户繁昌记》。我们在赞叹其刻苦努力的同时，也可以推测黄遵宪在创作《日本杂事诗》的过程中，一定会积极地吸收一些日本友人的成果。应该说，不但在内容方面，而且在形式和手法方面，与当时的日本人的汉诗及汉文作品，必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