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我们把视野进一步扩展开来，从更加广泛的范围来看，《日本杂事诗》的源流当然不止于此，应该说，它具有更深的文学渊源，那就是与海外竹枝词的关系。

关于这一点，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的最后一首诗及诗注（原本第154首、定本第200首）中作了详细说明，原诗如下：

纪事只闻筹海篇，徵文空诵送僧诗；

未曾遍读《吾妻镜》，惭付和歌唱竹枝。[36]

诗的前二句对中国的日本研究进行了回顾，而最后一句“惭付和歌唱竹枝”，则表明由于作者不谙日本和歌，便用中国传统的竹枝词形式创作《日本杂事诗》，用以描绘日本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

竹枝词本是巴渝地区的民歌，唱时以笛、鼓伴奏，同时起舞，声音婉转动人。崔令钦《教坊记·曲名篇》中载有《竹枝子》之名，可见唐玄宗时就曾被谱成乐曲。中唐诗人顾况曾有《竹枝词》之作，但真正独具慧眼地将竹枝词发扬光大的应数同为中唐诗人的刘禹锡（772—842）。

刘禹锡在任夔州刺史时，依调填词，根据民歌创作《竹枝词》十一首，诗的内容基本上是歌唱巴蜀的风土人情、男女爱情等。如著名的“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就是模拟民歌，借景抒情的千古杰作。诗人巧用“晴”与“情”的谐音，一语双关，成功地刻划出一位初恋少女含蓄而又微妙的恋情。这些新诗受民歌影响，大都采用七言绝句形式，且不拘泥于平仄，因此刘禹锡称之为“变风”之始（《竹枝词》引）。刘禹锡的好友、著名诗人白居易也曾创作竹枝词，但正如《词谱》所述，“刘白竹枝词，俱拗体七言绝句”（《词谱·竹枝词注》），他们所创作的竹枝词中多有平仄不调者。后世诗人便多借竹枝词形式，用以描绘各地的风土人情。[37]由于竹枝多用七言绝句形式，通俗易懂，音调轻快，不但记录了大量中国域内的风俗事物，而且还记载了不少域外的风土人情，具有很高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前述的《南宋杂事诗》及《滦京杂咏》便属于此列。

对于中国历代吟诵日本风俗的竹枝词，黄遵宪在该诗的原注中作了详明的阐述，虽然诗注较长，但它是我们了解《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创作动机及性质的重大线索，兹摘录于下：

《山海经》已述倭国事，而历代史志，于舆地风土，十不一真。专书惟有《筹海图编》，然所述萨摩事，亦影响耳。（《明史·艺文志》有李言恭《日本考》五卷，侯继高《日本风土记》四卷，书皆不行于世。余从友人处假有《风土记》钞本，不著撰人，未审是侯本否？书极陋，不足观。）唐人以下，送日本僧诗至多，曾不及风俗。日本旧已有史，因海禁严，中土不得著于录。惟朱竹坨收《吾妻镜》一部，故不能详。士大夫足迹不至其地，至者又不读其书，谬悠无足怪也。宋濂有《日东曲》十首，《昭代丛书》有沙起云《日本杂咏》十六首。宋诗自言问之海东僧，僧不能答，亦可知矣。起云诗仅言长崎风民风，文又甚陋。至尤西堂《外国竹枝词》，日本仅止二首。然述丰太阁事，已谬不可言。日本与我仅隔衣带水，彼述我事，积屋充栋，而我所记载彼，第以供一噱，余甚惜之。今从大使后，择其大要，草《日本国志》成四十卷，复举杂事，以国势、天文、地理、政治、文学、风俗、服饰、技艺、物产为次，衍为小注，丳之以诗。余虽不文，然考于书，徵于士大夫，误则又改，故非向壁揣摩之谭也。第不通方言，终虑多谬，愿后来者订正之耳。[38]

由于这是《日本杂事诗》的最后部分，因此在诗注中，黄遵宪对中国的日本研究作了总体回顾，并对自己创作《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的动机作了详细说明。

《山海经·海内北经》言：“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是为中国史书对日本的最早记载。以后，历代中国正史都有关于日本的记述。但真正意义上研究日本专著的诞生，还要到明朝。明万历、嘉靖年间，由于倭寇的大量入侵，明人感觉有必要对日本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在这种背景下，涌现出不少研究日本的专门著作，诗注中所述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和李言恭、郝杰的《日本考》就是其中颇有影响的代表之作。另外，诗注中所指出的李言恭《日本考》与侯继高《日本风土记》虽然作者有异，实则内容相同，属于一书二刻，据研究，当是京官李言恭根据前线指挥官侯继高著作易名重刊的结果。[39]

虽然唐宋时期有不少日本僧人来华，中国诗人也与他们多有酬赠唱和之作。然而明代以前，有关日本的诗歌并未见采用竹枝词的形式，如著名的欧阳修《日本刀歌》便是以长篇歌行体的形式而创作的。最早利用竹枝词形式吟诵有关日本风土人情的，正如黄遵宪所述，始于明初的著名文学家宋濂。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明初朝廷祭祀、朝会、诏谕、封赐等文章，大都出自他的手笔，被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同时，我们在他的文集中，也可发现不少他为日本人所作的文章，有的是为日本高僧作的碑铭，有的是为日人诗集作的序跋。在这种交流过程中，宋濂从当时的日本人处了解到不少有关日本的知识，创作了《赋日东曲》10首。按严绍盪先生分类，这十首诗歌内容包括王都形胜、富士景色、古老传说、佛教盛事、中华文物等五个方面。[40]如其中第六首咏日本的杨贵妃传说道：

玉环妖血污寰中，岂有灵祠祝鬼雄。

莫是仙山真飘渺，雪膏花貌主珠宫。

（自注：国有杨贵妃祠）[41]

由于《长恨歌》在日本的广泛影响，日本各地都流传着马嵬兵变中杨贵妃未死，最终逃亡日本的故事，由此衍生出许多有关杨贵妃的传说。如名古屋的热田神社便流传道，杨贵妃本为热田明神的化身，由于唐玄宗妄图征服日本，热田明神便化作杨贵妃，去迷惑唐玄宗，挫败了玄宗的侵日之志，从前社殿后面有一座五轮塔，即为杨贵妃墓。

有关日本杨贵妃传说产生的具体原因及其演变过程，笔者曾作过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42]总之，宋濂由日本友人处听到日本有关祭祀杨贵妃灵祠的传说，从而创作了这首诗。

关于沙起云《日本杂咏》16首的创作背景，作者在自序中说道：

日本为海外诸国之胜，舟楫辐辏，其中山水奇绝，景况佳好，不可尽悉，偶占绝句十六首，聊记岁序、民风之盛。[43]

由上述记叙看来，与宋濂根据道听途说创作《赋日东曲》不同，沙起云可能亲自去过日本，《日本杂咏》是建立在作者在日本的实际生活体验基础上而创作的作品。如其中描写中元时的日本风俗时写道：

一年佳节是中元，老幼挑灯立墓墩。

火炬灿空星斗动，家家坐队不关门。

中元佳节，男女老少一同挑灯出门，祭祀祖先，灯火灿烂辉煌，与闪烁的星星交相辉映，诗中表达了日本纯朴的民风和浓厚的节日气氛。当然，如黄遵宪所述，此处的民风大概是指长崎一带，沙起云足迹也未能遍及日本。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尤侗的《外国竹枝词》。尤侗（1618—1704），字展成，号西堂道人。康熙十八年举博学宏儒，授翰林院检讨，并任侍讲。他在撰修《明史·外国传》时，虽然对郑和船队下西洋有所记载，但对于所经各地的风土人情却叙述较少，有感于此，他特撰竹枝词，以补正史之不足，并由其子尤珍为之作注。

《外国竹枝词》100首，另有土谣10首，共110首。始自朝鲜、日本、流球等东亚地区，沿海路到缅甸、真腊、爪哇、暹罗等东南亚地区，远至天竺、欧罗巴，再沿陆路经哈密、吐鲁番、于阗等西域各地，范围之广，几乎遍及当时所知的整个世界。有关日本的诗歌共有两首，一首咏丰臣秀吉，一首咏圣德太子。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被黄遵宪讥为“谬不可言”的第一首：

日出天皇号至尊，五畿七道附庸臣。

空传历代吾妻镜，太阁遂归木下人。

隋时，致书自称日出处天子。国中称天皇，以尊为号。有五畿七道三岛，附庸国百余。吾妻镜记本国君臣事略，吾妻、岛名也。木下入为平秀吉，万历中，篡夺倭国，自号为太阁王。[44]

诗注的前半部分，引用《隋书·倭国传》中圣德太子致隋炀帝书“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部分，并无不妥。但后半部分如将泛指关东地区的吾妻说成是岛名，将丰臣秀吉说成是篡夺倭国王位，皆与事实不符，难怪黄遵宪要批评道“谬不可言”。

尤侗为补正史记载之不足，撰写《外国竹枝词》，但由于他本人足未出国，所以他的外国知识只能借助于有关资料记载，有些地方缺乏真实，也是在所难免的，对此我们当然不能求全责备。

当然，上述有关日本的竹枝词，根本谈不上对日本的系统研究，来日以后，黄遵宪发现日本人研究中国的著作汗牛充栋，而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却停留在传说中的海外三神山基础上，两者相差过于悬殊，不由得感慨万端，他在《日本国志》自叙中说道：

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向不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论议也者，可不谓狭隘欤。[45]

由于长时间的闭关锁国，使得中国的士大夫们沉浸在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自满情绪中，对于外来的世界漠不关心。远隔重洋的欧美且不用说，就连相隔一衣带水的日本，也把它看作是传说中的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正是这种狭隘的心理，导致近代中国的落后，而黄遵宪则很早意识到这一点，这也是他立志研究日本的原因之一。

《日本杂事诗》虽然在形式上，与这些上述这些作品一样，都是采用海外竹枝词的方式，然而在内容上，《日本杂事诗》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文学艺术、风土人情、甚至技艺物产，无不成诵，远远超过了所有的同类作品。

幸好，到了清朝末期，随着中国海禁的渐开，中国与海外各国的交往也不断增加，如同黄遵宪一样，许多文人奉使出访，或到外国讲学游历时，每到一处，都仔细观察，采风问俗，用竹枝词的形式记下了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开阔了国人的眼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涵。据王慎之、王子今辑《清代海外竹枝词》[46]，收录康熙20年（1681年）尤侗至清末郁华等人的海外见闻竹枝词18种1370首，其中记述日本者约占一半，达9种900多首，除前述的何如璋《使东杂咏》、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外，还有四明浮槎客《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100首、濯足扶桑客《增注东洋诗史》150首（原名《日本竹枝词》）、姚鹏图《扶桑百八吟》108首、郭则云《江户竹枝词》100首、陈道华《日京竹枝词》100首、单士里《日本竹枝词》16首、郁华《东京杂事诗》73首等。[47]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郁达夫，在1916年留学日本时，也曾创作过《日本竹枝词》12首，其诗序云：

明治初，黄公度有《日本杂事诗》之作，数千年历史风教网括无遗，义至博也。然近年世变重繁，民风移易，迥非昔比，古有其传，今无其继，非法也。于是乎《日本谣》作矣。[48]

由此可知，郁达夫的《日本竹枝词》乃是仿照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而作，虽然《日本杂事诗》博大精深，但由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为了继承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的优良传统，郁达夫创作了《日本竹枝词》（《日本谣》）12首。

郁达夫的这些《日本竹枝词》，就其内容而言，分别吟咏灯笼、百人一首、菖蒲汤、净琉璃、《源氏物语》、活动写真（电影）、《复活》、女子高师、买花女、爱克斯光线、荒川夜樱、吉原初见世等，虽然描绘了一些当时的风俗近事，但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远远无法与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相比。而且在诗注方面，郁达夫只是片言只语地作简单说明，远不如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诗注那样翔实渊博。

除了郁达夫的《日本竹枝词》外，台湾的乐恕人也曾作《新日本杂事诗》（台北大华晚报社，1965年版），这就表明近代以来许多赴日的中国人，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不同程度地模仿过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创作出有关日本的竹枝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杂事诗》在同类作品中的显著地位，以及给后来作品所产生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