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杂事诗》是近代中国著名诗人、外交家、改良思想家黄遵宪研究日本的代表作之一，与他的另一部巨著《日本国志》并称为近代中国人研究日本的双璧。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观日道人、东海公等，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1876年中举，1877年11月随首届驻日公使何如璋赴日，作为公使馆的参赞官，除了协助何如璋处理当时中日间存在的各种外交问题如琉球问题、朝鲜问题外，还广交日本友人，积极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并在公务之余，对日本社会进行深入调查，仔细观察，于1879年冬撰成《日本杂事诗》，由总理衙门交同文馆以聚珍板刊印。

《日本杂事诗》初版本上下二卷共收诗154首，分别从国势、天文、地理、政治、文学、风俗、服饰、技艺、物产等各个方面，以诗夹注的形式对日本进行了系统而形象的描述。就内容而言，它堪称呼黄遵宪完成于1887年、40卷50余万言的煌煌巨著《日本国志》的姐妹篇。所不同的是，《日本杂事诗》是采用七言绝句形式的文学作品，而《日本国志》则是采用中国传统史书中“志”这一形式的历史书籍，从这方面来看，二者相辅相成而又相映成趣。

《日本杂事诗》刊行后，受到中日两国诗人们的极大赞誉，日本汉学家石川英在《日本杂事诗》跋中惊叹道：“公度来日未及二年，而三千年之史，八大洲之事详确如此，自非读书十行俱下，能如此乎？”[25]另外当时应日本报社之邀，作为民间文人首次赴日的清末著名改良思想家王韬，看到《日本杂事诗》稿本后，也对此大加赞赏，“读未终篇，击节者再”[26]，恳请将稿本带回香港，在其主持的《循环日报》社用活字板排印。此后它曾在中日两国被多次翻刻刊印，1890年黄遵宪任驻英公使馆参赞期间，于闲暇之余，对初版本（以下简称“原本”）进行大规模的修订补充，将原诗的154首增至200首，于1897年4月在长沙刊印，是为“定本”。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将《日本杂事诗》与《日本国志》一道，推荐为了解外国的必读书籍之一，由此可见，它对于近代中国人认识和理解日本，曾起过积极的启蒙和推动作用。

笔者在进行《日本杂事诗》日文版译注的连载工作中[27]，感到《日本杂事诗》虽然内容丰富，记事翔实，含英咀华，不乏佳作，但也有不少诗歌平仄不甚协调，且多用日语固有词汇，虽具异国情调，却不易理解，与一般的七言绝句大异其趣。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该从何种角度来进行说明呢？笔者以为，只有正本溯源，深入探讨有关《日本杂事诗》的源流问题，才能找到较为满意的答案。由于以前论述《日本杂事诗》的有关文章，鲜有关于这方面的探讨，偶有提及，也总是蜻蜓点水，语焉不详，未能展开深入论述。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此问题作一初步考察，不妥之处，望请方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