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薛福成序，黄遵宪撰《日本国志》“采书至二百余种”，这些书籍包括中日两国的正史、野史、笔记、杂录等。而有关明治维新时期的资料，则主要采自明治政府的太政官布告以及各省官年报。黄遵宪驻日前后只有四年有余，又不通日本语言，因此要编纂一部包罗日本历史各个方面的史书，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典章制度方面，因史料匮乏，甚至令日本史学家亦望而却步，知难而退。日本友人冈千仞就曾告诉黄遵宪说：“此事水户史官所欲为而不能为，盖无足以供史料者也。蒲生君亦有此志，中途而止，亦坐无史料耳。”[15]黄遵宪亦在《日本杂事诗》中叹道：“兵刑志外征文献，深恨人无褚少孙。”然而，黄遵宪还是决心效仿褚少孙续补《史记》，完成《日本国志》的编撰工作。

幸好黄遵宪周围聚集了一大批硕学鸿儒，可以随时为他提供各种帮助。据黄遵宪自称，“遵宪来东，士大夫通汉学者十知其八九”[16]，可见当时与日本汉学家交流之广泛。黄遵宪在任驻日参赞的四年多时间，由于能与这些汉学家们通过作诗唱和或笔谈来进行交流，得以克服因语言不通而造成的巨大障碍。可以说，黄遵宪之所以能够完成《日本国志》这部巨著的撰写工作，是与这些汉学家的鼎力相助密不可分的，宫岛诚一郎就是其中之一。[17]

由于黄遵宪与宫岛交情深厚，黄驻日期间，宫岛又先后任职于修史馆与宫内省，因此有条件为黄遵宪《日本国志》的写作提供资料协助。

如1879年（明治十二年）3月31日，黄遵宪致函宫岛说：“德行自藤惺窝、文章自物徂徕以下诸公，乞条其名字、籍贯、所著之书，一一以告，汉学、宋学又当分别，文与诗又分举为妙也”[18]。藤惺窝即藤原惺窝，江户朱子学的开创者；物徂徕即荻生徂徕，江户古文辞学派的代表。毋庸置疑，黄遵宪是在为撰写《日本国志·学术志》中的汉学部分而请求宫岛提供有养资料。

又如，1880年（明治十三年）5月，黄遵宪在与宫岛笔谈中，介绍正在编撰的《日本国志》情况：

仆近日编《日本史志》，必至今年年尾乃能脱稿，分十三目，书约三十卷，一卷三十叶左右。其目曰：国势，邻交（上下篇），天文，地舆（有图），食货（为目者六），刑法，兵制（为目二），文学（为目三），礼俗（为目十二），物产，职官，政治，工艺（十一）。有礼俗志一篇，中分十二目，有曰朝会，有曰祭祀者，此二事缺焉不详，阁下方官宫内省，必能缕悉之，幸于暇时，别纸条示，感戴不尽。[19]

据此可知，黄遵宪计划于年内完成《日本国志》的编撰工作。将当时构想与后来成稿相比，可以发现略有不同，如十三目后减为十二志（无政治），三十卷后增至四十卷，另外如国势、地舆、兵制、文学，后亦改名为国统、地理、兵、学术诸志。但我们也可从笔谈中发现，此时黄遵宪已经初步设计好各志的细目。

由于当时宫岛正任职于宫内省，因此黄遽宪特地就《礼俗志》中有关朝会和祭祀问题请求帮助。随后，黄遵宪便开列了有关朝会和祭祀的十一项疑问，请求宫岛根据现行制度予以回答[20]，并特别指出：“以上所问，据现今所行而答，其古时制度，且略而弗道。阁下若有不及尽知者，祈转询之友人，是所至祷。”

对此，宫岛回答道：“朝会、祭祀件，东迁后因假定皇居，未有确制，不可以直告之。如古制则详于邦典，现行规程则现于式部寮编纂之。阁下若求之，则应徐请之，比尊著告成，仆为编成一部以奉赠也。此事豫申宫内卿而着手，未可望急效也。”表示愿意为黄遵宪提供帮助。

不久，宫岛将有关朝会、祭祀的暂行规定《现行假例》交给黄遵宪。8月14日，黄遵宪致函宫岛：“收到见惠朝会、祭祀《现行假例》一本，俟暇趋谢。”并言：“前承赐朝会典礼，详密整赡，拜谢无已。”[21]

今阅《日本国志·礼俗志》有关朝会、祭祀记载，其中朝会包括新年朝贺、新年宴会、纪元节宴会、天长节宴会、每月赐宴等，祭祀包括新年祭、元始祭、祈年祭、春秋季皇灵祭、新尝祭、祭祢庙、祭陵等条目，分门别类，条理分明。而在最后的小注部分，黄遵宪写道：“以上今礼，从宫内书记询问得之，名曰《现行例假》，谓暂时所行，非典制也。”（《礼俗志》一）显然，此处所谓宫内书记是指宫岛诚一郎，所言《现行例假》即前述宫岛所提供者。

然而，宫岛并非能为黄遵宪提供所需的一切资料，尤其是有关军事机密的内容，更是无法满足黄的要求。如1881年（明治十四年），黄遵宪提出《兵志》中的海军一节，因需要海军船舰表、海军兵学校、海军新设规程局以及海军每年经费等有关资料，请当时任职于海军省的宫岛诚一郎胞弟小森泽长政（小森泽家养子）帮忙提供。但是，不久宫岛转来小森泽婉言回绝的口信，“秘史之职，事无大小，非受省卿之命，则不能私告”，要求黄遵宪直接照会海军省书记。今《兵志》海军部分，较之陆军，内容要简略得多，其原因大概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