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抛开上述琉球交涉中各为其主的立场外，黄遵宪还是与宫岛诚一郎通过切磋诗文，互相帮助，结成了莫逆之交。宫岛经常将自己的诗文稿，送至公使馆成员传阅，恳请为其批改评点，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以及应邀赴日作短暂游历的王韬，都曾参与过评点工作，据佐藤保教授研究，比起其他诸人，黄遵宪的评语可谓最为具体、最为严厉。[9]而宫岛对于黄遵宪的批评，也表示心悦诚服，可见两人友情非同一般。如前所述，在黄遵宪等人的协助下，宫岛于1882年将自己的诗集编成《养浩堂诗集》五卷刊行。在早稻田大学收藏的《宫岛诚一郎文书》中，收入两种尚未刊行的手稿本《养浩堂诗集》，一为“《养浩堂诗集》乾、坤，黄、沈二氏点削”[10]，一为“《养浩堂诗集》一、二，黄公度、沈梅史、王紫诠评阅”[11]翻阅后可以发现，较之沈文荧、王韬等人的评阅，黄遵宪对宫岛诗文的修改远要认真仔细，其评语也多切中要害。下面就稍加举例说明。

1879年10月10日（光绪五年九月十日），黄遵宪致函宫岛诚一郎，对其诗作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意见，认为此二本诗作皆不宜编入诗集，可谓出自挚友的肺腑之言：

大稿经一再读过，此二本殊少佳作，披沙拣金，偶一见宝耳。谬以鄙见，辄为删弃，其余未动笔者，仆皆以为可删，然未敢自信，冀吾子更请他人阅之耳。狂妄之罪，不敢求谅，惟恃至爱，乃敢出此言也。[12]

另外，1880年1月31日（光绪五年十二月二十日），黄遵宪又致函宫岛，以中国古代著名诗人杜甫、陆游之例，告诫宫岛诗作必须去芜存精：

大著拜读一过，此卷尚少名篇，以工部诗圣，亦以中年以后为佳，可知少作未易存耳。四库目论陆放翁，讥其作诗太多，故伤冗滥，通人当知其意，无俟仆喋喋也。[13]

黄遵宪一方面对宫岛的诗文创作要求甚严，另一方面对于自己的作品，也虚心向宫岛诚一郎等日本友人求教。来日二年后，黄遵宪完成了《日本杂事诗》，曾请宫岛等日本汉学家代为修改。如1879年4月16日，宫岛拜访公使馆时，黄遵宪将《日本杂事诗》上卷50首抄录后，请求宫岛改正其中的错误，宫岛谦虚地回答道：“仆才薄识卑，何以遽望改削君之诗，若有事实谬误者，则少改之耳。”对此，黄遵宪则说道：

是诗数日间我兄改定，亟以次卷呈上，仆俟兄阅毕后，以示青山、龟谷二子，仆是诗恐贻方家之笑，然意在纪事，故拙亦不辞。仆居此，多有知其不工者，若执此种为诗以律敝国人，以为大概如此，则敝国文士便当攘臂而起，诟骂仆不置也。（中略）望痛改之，极斥之，仆读君诗，尚谬评如此，况君施于仆乎。仆平生无他长，唯可闻近，能服善，区区所窃自许者。再俟一月，当比别钞一册存尊处，有友来都可请正。[14]

由此可见，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在完成后，曾请宫岛诚一郎、青山延寿、龟谷省轩等日本友人为其修改。为了尽量减少其中的错误，黄遵宪还希望来宫岛诚一郎处的友人都能提出修改意见。

《日本杂事诗》于1879年刊行后，受到中日两国文人学者的极大赞誉，日本汉学家石川英在《日本杂事诗跋》中惊叹道：“上自神代，下及近世，其间时世沿革，政体殊异，山川风土，服饰技艺之微，悉网罗无遗。而词彩绚烂，咀英嚼华，字字征实，无一假借”，并对黄遵宪的才能佩服之至：“公度来日未及二年，而三千年之史，八大洲之事详确如此，自非读书十行俱下，能如此乎？”我们在称赞黄遵宪博学多才、虚心好学的同时，也不应忘记宫岛诚一郎等日本汉学家们所给予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