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考察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的交友关系时，首先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宫岛充分利用与何如璋、黄遵宪等公使馆员的私交身份，将所获取的清廷有关琉球交涉的最新情报，迅速传达给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等明治高官，成为明治政府掌握清廷动态的主要线索之一。由于宫岛具有深厚的汉文修养，利用笔谈等方式可与何如璋、黄遵宪等人自由交流，日本外务省曾考虑让他负责对华接待工作，但宫岛认为：“今日与清国公使谈话，乃两国**之始，仅皮肤之谈而已。其心术如何，却在闲谈交际之中，今若公开供职于外务省，他日有事之时，却不免嫌忌。”与大久保利通商量后，谢绝了外务省的工作。大久保告诉宫岛：“闲谈之交际，反而可为政府谋求利益”，并要求宫岛“今后只管注意两国之协和，致力于两国和平。”（《养浩堂私记》卷二）就这样，此后宫岛利用其与公使馆成员个人私交甚厚的特殊身份，主动充当起为明治政府提供清政府动态的情报员的角色。宫岛自撰的《养浩堂私记》就详细记录了琉球归属交涉时的情形。

宫岛于1878年2月15日首次拜访公使馆，2月28日何如璋回访宫岛，两人皆进行了长时间笔谈。而据《养浩堂私记》卷二记载：“三月二日，与寺岛外务卿，会集于吉井议官宅，同阅清公使笔谈。同十四日，向大久保参议呈阅笔谈一条。”由此可知，宫岛将与何如璋公使的笔谈向明治政府的高官寺岛宗则、吉井友实、大久保利通等人作了详细汇报。1878年5月14日，大久保利通遭暗杀后，宫岛又继续与右大臣岩仓具视保持联络，不断地向其提供公使馆的最新情报。

对于宫岛的这种身份，何如璋、黄遵宪等人似乎也有所察觉，甚至可以说公使馆也在利用宫岛的这种特殊身份，作为与明治政府交涉的一个窗口。这在当时中日两国政府非常敏感的琉球归属交涉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显著。

宫岛在《养浩堂私记》中最早记述公使馆员对琉球问题的态度始于1878年12月1日：“十二月一日，访清公使何如璋笔谈，颇有关系于东洋，不啻琉球一事，以记之。”（《养浩堂私记》卷二）此次笔谈中，何如璋主要谈到俄国南下所带来的危胁，主张中、日、朝应携手防俄。最后，何如璋才附加指出：“顷照外务，告琉球之事，外务未有答。”此处所谓照会，乃指10月7日（光绪四年九月十二日），为抗议明治政府阻止琉球向中国进贡，何如璋向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提出的照会，其中使用了较为强烈的措辞：“今忽闻贵国禁止琉球进贡我国，我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5]日本政府却故意回避阻止琉球向中国进贡、企图吞并琉球的事实，而指责何如璋上述措辞为“假想之暴言”，要求向日方作出道歉，一时中日交涉陷入僵局。[6]

1879年2月26日，何如璋再次照会日本外务省，要求重新开始交涉琉球问题，但外务省不予理睬，反而进一步加快吞并琉球的步伐。

对于明治政府的强行措施，何如璋一方面向李鸿章及总理衙门报告，另一方面也向日方暗示，为抗议日方吞并琉球的暴行，公使馆员准备撤回中国。为此，派遣黄遵宪与沈文荧特去拜访久病初愈的宫岛诚一郎，据《养浩堂私记》卷二记载：“三月一日，清使馆黄参赞遵宪、沈知州文荧来访，笔话颇剧谈球事，余答辩太苦。”由此可见当时的紧张气氛。

笔谈中，首先沈文荧提出因日本将要实行“废琉置县”，因此公使馆员皆准备撤出日本，返回本国。进而黄遵宪指出：“贵政府若有事于球，非蔑球也，是轻我也。我两国《修好条规》第一条即言：两国所属邦土，务各以礼相让，不可互有侵越。条规可废，何必修好，故必绝聘问，罢互市，吾辈不得不归。”引用《中日修好条规》第一条，驳斥日本吞并琉球是对中国邦土的侵犯。沈文荧还威胁道：“今贵邦政府贪其地而不顾理之是非，将来用兵而致祸患，仆不解其惑也。”暗示中方对此可能付诸武力。[7]

3月10日，宫岛将此笔谈呈递给右大臣岩仓具视，岩仓告之曰：“庙堂之议已定”，态度未有改变。3月11日，日本政府派遣松田道之率领警察和军队奔赴琉球，27日松田抵达琉球，宣布废除琉球藩而设置冲绳县（“废琉置县”），要求31日前接管琉球王宫“首里城”。4月4日，明治政府通告全国实行“废琉置县”，5日任命锅岛直彬为冲绳县首任县令。5月27日，将琉球国王尚泰移居东京，琉球王国终于灭亡。黄遵宪曾作《琉求歌》以记之。（《人境庐诗草》卷三）

正当琉球交涉陷入僵局之时，1879年6月，美国前总统格兰特（U.S.Grant）周游世界途经中国前往日本，李鸿章便委托其居中调停。格兰特6月2日从北京出发，21日到达长崎，7月3日抵达横滨。而宫岛诚一郎则通过与沈文荧的频繁笔谈，最早获取了格兰特受清廷委托居中调停的情报。

6月20日，宫岛拜访何如璋，感到何对于日方的废琉置县“不能心平气和”。7月18日，宫岛再次来到公使馆，沈文荧笔谈中不小心透露出格兰特来日的目的：“彼驻北京一月，我政府与彼议论琉球事，彼来贵邦，为我排解，仆辈俟之。”对此宫岛内心大喜，他在《养浩堂私记》中写道：“以上笔谈事件，颇为紧要，就中美国格兰特受清国之托，为其周旋球事，实属紧要中之紧要，若非沈氏之雅量，绝不置对外泄漏。若黄遵宪为其机要枢纽之人，从未透露过有关格兰特调停之片言只语。”

得知这一秘密情报后，宫岛诚一郎迫不及待地报告右大臣岩仓具视，“岩仓右府大喜，曰：今格兰特将琉球之事奏陈圣上，又忠告政府，然不知其乃受清廷之请愿而为其周旋。今得此言，实需仔细考虑，则我须先采取措施。”（《养浩堂私记》卷二）7月12日，明治政府指派伊藤博文、西乡从道、吉田清成为接待使，陪同格兰特参观日光。其间，伊藤等人劝说格兰特放弃支持中国的立场。8月19日返京后，岩仓具视、大隈重信、吉田清成又多次拜访格兰特下榻的延辽馆，反复陈述日方对琉球问题的态度，经过日方的多次外交努力，终于使得格兰特改变了当初对李鸿章作出的为中国主持公道的承诺。

8月18日，宫岛再次访问公使馆，与沈文荧笔谈。其目的是“此时格兰特自日光归，想必有事告清公使者，”而欲试探“其间形状。”但沈文荧告诉他：“既彼居间，且俟其复音。刻下亦无事，俟彼回来再看。”[8]20日，宫岛“面见岩仓右府，详谈沈文荧之密话，且听其机密之政略。”（《养浩堂私记》卷二）虽然“机密之政略”为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岩仓一定对宫岛继续获取公使馆机密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

宫岛的这种努力在《养浩堂私记》中随处可见，甚至一直持绽到何如璋的离任之时。1882年2月26日，就在何如璋应召回国之前，宫岛提出了明治政府非常关注的问题。

诚曰：临别一言，如公与我则可谓千载知己矣。顷者，仆与一友人深虑两国利害，说某大臣。大臣深纳之，曰固以球一事，开两国祸端，余不喜也。此事唯我知之，请阁下一言。

何曰：两国绝不因此小事而开大争端，我政府亦是此意。

此处所谓友人指吉井友实，某大臣则指岩仓具视，宫岛在何如璋离任之际，渴望了解清政府对于日本吞并琉球后采取武力的可能性。何如璋则断然告诉宫岛，清廷不会为此大动干戈。对此，宫岛诚一郎特在其《养浩堂私记》卷二最后部分记述道：“上述临别一言，实为关系两国之处重大事件。苟使何公使归国，注意此点，则两国苍生所得幸福岂鲜少哉！余五年之间，区区心曲，以结私交，所忧虑者，在此一点，此事关系外交机密，特戒泄漏。”虽说宫岛不愿中日两国兵戈相见，但在琉球交涉过程中，却千方百计地刺探中方机密，并迅速报告日本政府，给当时的中国外交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由上述资料可知，宫岛诚一郎与何如璋、黄遵宪等公使馆成员的交往，与纯粹追求风雅之交的大河内辉声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性质。一方面，宫岛通过诗文交流，与公使馆成员结成了深厚友谊；另一方面他又充分利用其私交的特殊身份，不断向明治政府提供有关公使馆及清朝政府的最新消息，这也反映出明治初期在两国复杂关系的背景下，真正的友好交流是何等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