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一龛灯火最相亲

1877年11月，黄遵宪作为中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的参赞官赴日，至1882年3月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先后在日本度过了四年多的外交官生活，与日本友人开展广泛交流，结下了深厚友谊。当时，一些日本友人将与何如璋、黄遵宪等公使馆成员的笔谈资料详加整理，妥善保存，成为今日我们研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宝贵资料。如原高崎藩藩主大河内辉声（1848—1882）所保存的大量笔谈资料《大河内文书》，其中有关黄遵宪部分，经郑子瑜、实藤惠秀两先生悉心整理，曾以《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名义刊行，嘉惠后人研究者甚多。然而，囿于当时的客观条件，此书并未能收录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资料的全部。笔者多年来潜心搜集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的有关笔谈资料，随着近年来调查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份内容更为丰富、史料价值更高的笔谈资料被发掘，这就是宫岛诚一郎与何如璋、黄遵宪等公使馆员的笔谈资料——《宫岛诚一郎文书》。本论文即以此为主要线索，并在广泛吸收前人有关研究的基础上，系统考察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的交友关系。[1]

宫岛诚一郎（1838—1911），号栗香、养浩堂等，出生于江户时代末期米泽藩的一个藩士家庭。自幼接受严格的汉学训练，被誉为神童。戊辰战争时期，宫岛虽任藩校“兴让馆”助教，然寄心于王事，洞察天下大势，为谋求东北诸藩的团结一致以及东北问题的和平解决，奔波于东北、江户、大阪、京都等地。

1870年（明治三年），宫岛诚一郎经胜海舟引见，结识新政府实力派人物大久保利通，由大久保推荐得以任职于明治政府的待诏院。由于宫岛具有深厚的汉学修养，主要负责诏敕及公文书的起草工作，然因身处战败一方，一直官途多舛。1872年经左院少议官，任左院仪制课课长，1875年左院被废，改任权少内史，次年内史被废转任修史局御用挂，1877年（明治十年）修史局被废任修史馆御用挂，1879年兼任宫内省御用挂，1881年7月专任宫内省御用挂。1884年（明治十七年）任参事院议官补，1886年任华族局主事补，1888年5月任爵位局主事补，同年12月任爵位局户籍课课长，1896年被敕选为贵族院议员。[2]

宫岛诚一郎还是明治时期倡导立宪政治的先驱者。1872年4月，宫岛出任左院仪制课课长时，与大议官伊地知正治协议后，向议长后藤象二郎提交《立国宪议》，实为明治新政府中最早建议制定宪法者。后来宫岛诚一郎将此建白的内容及提交过程，编辑整理为《国宪编纂起原》一书。

宫岛诚一郎研究东亚局势，深感与中国友好亲善之必要。1878年初，何如璋等抵达日本后不久，宫岛就与公使馆成员建立了深厚友谊。1880年，宫岛与海军大尉曾根俊虎等人发起成立“兴亚会”，并在3月9日的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认为日中两国唇齿相依，互派使臣，结**之情，乃是亚洲的幸福。1882年，黎庶昌继任驻日公使，宫岛诚一郎与黎庶昌、杨守敬等人亦结下了深厚交情。1887年，宫岛诚一郎的长子宫岛大八（1876—1943，字咏士）经黎庶昌介绍，入保定莲池书院，先后受教于张裕钊长达七年之久，归国后成为日本著名的汉语教育家和书法家。[3]

从现存的笔谈资料可知，宫岛诚一郎初次访问位于芝山月界院中的公使馆，是1878年2月15日，这天宫岛与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进行了长时间笔谈。而宫岛与黄遵宪的初次会晤，则为该年的4月19日，两人一见倾心，相见恨晚。其后，两人切磋诗文，过从甚密，尤其是该年11月，公使馆迁至永田町的新址后，由于离宫岛家只有一街之隔，彼此交往更加密切，诚如宫岛在其《养浩堂诗集》序中所述：“黄参赞公度，与余交莫逆”，两人已成莫逆之交。后来，黄遵宪在《续怀人诗》中怀念宫岛时亦曾咏道：

一龛灯火最相亲，日日车声碾麴尘。

绝胜海风三日夜，挈舟空访沈南苹。[4]

并自注曰：“宫岛诚一郎。君住麴町，与使馆隔一街耳，每见辄论诗。昔画师沈南蘋客长崎，赖山阳闻其名走访之，阻风三日夜，及至而南蘋已归，以为平生恨事。”（《人境庐诗草》卷七）诗中将宫岛视为一龛灯火下最为相亲的朋友，互相来往，从未间断。

从笔谈资料中还可看出，宫岛诚一郎经常将自己的诗稿，送至公使馆成员传阅，恳请为其批改评点，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以及应邀赴日作短暂游历的王韬，都曾参与过评点工作。在黄遵宪等人的协助下，宫岛于1882年将自己的诗集编成《养浩堂诗集》五卷刊行（明治壬午新镌文库藏版），卷首依次有三条实美、何如璋、黄遵宪、沈文荧四篇序及作者自撰《例言六则》，卷末有胜安芳（海舟）、黎庶昌二人的序文。

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的笔谈资料内容丰富，感情真挚，是我们研究黄遵宪的文学、史学、外交、思想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同时也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参考。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的交友关系：一、宫岛不断为明治政府高官提供有关秘密情报。二、两人互相切磋诗文。黄遵宪为宫岛悉心修订其《养浩堂诗集》，并请求宫岛为其修改《日本杂事诗》。三、宫岛为编纂《日本国志》提供有关资料。下面就分别加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