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底，“东亚笔谈文献整理与研究”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课题负责人：现浙江大学王勇教授，项目号：14ZDB070）。以此为契机，笔谈研究在中国开始崭露头角，诸多成果应运而生。[121]而在文献整理方面最受瞩目的成果，当属王宝平教授主编的《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笔谈资料：大河内文书》全八册。[122]

如书名所示，本书为收录大河内辉声与明治前期赴日的中国人、朝鲜修信使之间笔谈资料《大河内文书》的全纪录。该资料从前就在研究者之间广为流传，而这一次编者将大东文化大学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高崎市赖政神社所藏的笔谈原本（部分为抄本）委托日本的专业公司制成彩色图片。本书全八册共计3785页，不仅仅是笔谈项目的中间成果，更是受惠于中国国家出版基金的重大工作，对学界大有益处。

大河内辉声（1848—1882）为原高崎藩主，姓源，亦称松平，号桂阁、墨水逸人。万延元（1860）年，由于其父大河内辉听去世，13岁的辉声继承了家督之位，于庆应三（1867）年被任命为陆军奉行助理，向法国军官夏诺安（Charles Sulpice Jules Chanoine，1835—1915）学习战术。废藩置县后成为华族，居住在浅草今户町的宅邸桂林荘中，沉迷于风雅之趣。明治十一（1878）年2月25日，始与位于芝增上寺月界院的清国公使馆中的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笔谈交往，频繁拜访公使馆，开展与中国人的笔谈。正如改年2月28日创作的七言律诗之颈联“不假辩官三寸舌，只挥名士一枝毫”（《大河内文书》第三册，第1362页）所述，与翻译（辩官）相比，大河内更喜欢用笔谈进行交流。包括孩子和杂役在内，只要见到陌生面孔，就请求用笔谈进行交流。而且，为了便于理解当时笔谈的情况，大河内在回到家以后，会用红笔对笔谈者的姓名、地点、场景等进行细致地说明，编号之后精心保存起来。他也在笔谈中反复强调，这一目的是为了将笔谈记录作为传家宝留给后代。

发现这一规模庞大的笔谈资料，并将其首先介绍给学界的，是已故早稻田大学教授实藤惠秀。1964年，实藤惠秀教授将其中部分笔谈编译为《大河内文书——明治日中文化人的交游》（平凡社东洋文库），使得笔谈资料广为人知。其后，又与郑子瑜共同编著，刊行了《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1968年版），2005年中华书局出版《黄遵宪全集》时，将郑先生的最新改订版以《与日本友人大河内辉声等笔谈》为题收录其中。

正如大河内本人对朝鲜修信使所说，“仆藏清人笔话帖，已百有余卷”（《大河内文书》，第八册，第3647页），笔谈资料原有100卷以上，现存仅78卷76册。具体为，大东文化大学图书馆51卷50册，早稻田大学图书馆16卷16册，赖政神社6卷6册，实藤抄本5卷4册。以下对此笔谈资料进行简要梳理。

一、《罗源帖》:1875（明治八、乙亥）年9月3日至翌年8月22日，大河内辉声与来日画家罗雪谷之间的笔谈记录，现存十六卷。罗雪谷为清末画家，广东人，名清，字壶水，号罗浮山樵、雪谷道人。1871年赴日，1876年回国。

二、《丁丑笔话》:1877（明治十、丁丑）年7月7日至12月31日间的笔谈记录，现存七卷。笔谈者为大河内辉声与王治本、王藩清、王仁乾等赴日的民间文人。

三、《戊寅笔话》:1878（明治十一、戊寅）年1月2日至12月15日间的笔谈记录。现存25卷，缺第24卷。第6卷与第15卷的笔谈原本佚失，仅存实藤抄本。其笔谈者，日方除大河内辉声外，主要有石川鸿斋、龟谷省轩、增田岳阳、青山延寿、加藤樱老、森春涛等汉学家。中方除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公使馆员外，上文提到的王治本、王藩清、王仁乾等民间文人也参与其中。

四、《己卯笔话》:1879（明治十二、己卯）年12月12日至12月31日间的笔谈记录。原有16卷，现仅存第15卷原本及第16卷实藤抄本两卷。笔谈者为大河内辉声、石川鸿斋、龟谷省轩等人与黄遵宪、沈文荧等公使馆员，以及上文提到的王治本、王藩清、王仁乾等民间文人。

五、《庚辰笔话》:1880（明治十三、庚辰）年1月日至5月26日间的笔谈记录。现存第一卷为实藤抄本，第二卷至第九卷为笔谈原本。笔谈者为大河内辉声、石川鸿斋、龟谷省轩等人与黄遵宪、沈文荧等公使馆员，以及上文提到的王治本、王藩清、王仁乾等民间文人。

六、《桼园笔话》:1880（明治十三、庚辰）年5月10日至翌年10月13日间的笔谈记录。17卷17册。笔谈者主要为大河内辉声与王治本（号桼园）。

七、《韩人笔话》:1卷1册。1880（明治十三、庚辰）年8月27日至9月6日间的笔谈记录。笔谈者为大河内辉声、龟谷省轩、石川鸿斋、王治本与赴日朝鲜修信使金宏集、随员李容肃、李祖渊、姜玮等。

八、《书画笔话》:1卷1册。以王治本为大河内辉声修改后的诗作为主。

在本书的开头，王宝平教授撰写长文“近代中日笔谈文献之瑰宝——《大河内文书》前言”，详细介绍了《大河内文书》一名的由来及本书的结构、发现者实藤惠秀教授、《大河内文书》的主人大河内辉声、笔谈的主要场所，以及《大河内文书》的特色、研究史概要、本书的出版经过等。另外，在第八册卷末，附有附录一“《大河内文书》佚存一览表”、附录二“《大河内文书》细目”、附录三“笔谈者小传及索引”，记载了诸多利于使用本笔谈录的指南信息。正如编者在序言中指出，虽说笔谈中一部分已然佚失，但在现存的笔谈中，论资料的庞大、整理的细致、内容的丰富、参加人数众多等方面，未有出《大河内文书》其右者。相信本书的刊行，定会对东亚文化交流的研究推进产生极大贡献。

翻阅本书后，便觉上述《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这一题目尚有美中不足之感。实际上，根据附录三的统计，在《大河内文书》中登场的中国笔谈者包含公使馆员及民间人士在内共58名，朝鲜修信使5名，日本参加人数总计共68名。其中不仅有石川鸿斋、冈千仞、增田贡、重野安绎、龟谷省轩、青山延寿、森春涛、依田学海、鹫津毅堂等有名的汉学家，还有与大河内辉声同为旧藩主的松平春岳、本多正讷，以及榎本武扬、胜海舟等幕臣，可见交流范围之广。在抛开政治纯粹进行文人交流这一点上，与《宫岛诚一郎文书》性质截然不同，在考察近代东亚文化交流上，显然是极为珍贵的资料。

例如，1878年4月16日，大河内招待来日不久的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等公使馆员在向岛赏花，日方陪同是加藤樱老和内邨绥所，众人享受日本料理与雅乐演奏，进行汉诗唱和等，气氛十分热烈。《戊寅笔话》第九卷第58话中，当日的笔谈占有相当的篇幅，正如何如璋公使吟咏的“海外看花第一遭”（《大河内文书》第四册，第1618页），本次赏花大会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后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关于赏花的诗二首，关于梅若之墓的诗一首，都被认为是基于当日的体验写作的。

此外，在1878年9月6日的笔谈中，黄遵宪向石川鸿斋和大河内辉声盛赞了《红楼梦》，称“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中略）论其文章，直与左、国、史、汉并妙”（《大河内文书》第五册，第1179页），将其置于与《左传》、《国语》、《史记》、《汉书》比肩的至高地位上。这一轶事作为最早向外国人介绍《红楼梦》的事例而闻名，黄遵宪在140年前，已然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进行高度评价，这一慧眼不得不让人叹服。

另外，在《韩人笔话》中，大河内辉声写道，“仆秘藏贵邦学士权菊轩氏与邦儒石川丈山笔话之帖，及邦儒林春斋与贵邦信使笔话之牒。仆欲历阁下之清鉴，赐跋文之撰”（《大河内文书》第八册，第3621—3622页）。秘藏权菊轩与石川丈山之笔谈，以及林春斋与朝鲜修信使之笔谈，请新修信使金宏集提跋文这一笔谈内容，显然是日韩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记录。

实藤惠秀在《大河内文书》（平凡社东洋文库）的扉页上写道，“此乃明治时代，日本人与中国人开展笔谈的珍贵记录。谈文，论诗，询问民俗，尽述风流。是中国崇拜的最后写照，包含日中友好的诸多问题”，本书不仅仅是对近代中日，对于整个东亚的文化交流研究来说，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笔者于2010年底，曾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刊行《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下两册[123]，收录了《与大河内辉声等笔谈》等六种笔谈资料。其中第一编《与大河内辉声等笔谈》不仅以压倒性的分量占有整体的五分之三，即便如此，翻刻完毕的也不足《大河内文书》的四分之一。期待通过笔谈课题的深入，全书的翻刻完成以及相关研究的下一步进展。

（原文为日文，题为「近代東アジアの筆談資料に不可欠な貴重資料——『大河内文書』刊行の文化史的意義」，载2018年10月发行的《东方》第452期，第28—31页，蒋静瑶译。）

注释

注释

[1]沈括撰、胡道静校注：《梦溪笔谈校证》，上海出版公司，1956年版，第3页。

[2]《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六次修订版。

[3]王晓秋：《海外文字缘——清代中日笔谈交流研究》，载香港浸会大学编《人文中国学报》第十六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08—609页。

[4]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参见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一章“中日始订修好条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9—44页。

[6]参见吴振清、吴裕贤编校整理：《何如璋集》卷二所收《使东述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5—82页。

[7]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清国钦差出使以来照会覆》。

[8]参见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第十卷，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49年版，188—190页。然《日本外交文书》所引文字稍有不同，即国书钞稿中“二品顶戴升用翰林院侍讲”作“二品顶载 用翰林院侍讲用”，“三品顶戴”作“三品顶载”，名单中参赞官前尚有“正使 何如璋，副使 张斯桂”，“余隽”作“余携”，“任敬和”作“仁敬和”，无“又共其仆役二十八人”等字。

[9]参见王宝平：《甲午战前中国驻日翻译官考》，载《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年第五期；阎立：《清末中国的对日政策与日语认识》第五章“清国首届驻日公使馆团与日语”，日本东方书店，2009年版，187—241页。

[10]钟叔河：《日本杂事诗广注》，《走向世界丛书》第五辑，岳麓书社，1985年版，793页。

[11]以上字号据吴振清、吴裕贤编校整理《何如璋集》“前言”，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学界著述多作“何如璋，字子峨”，而据1878年2月25日何如璋与大河内辉声笔谈原件中所作的自我介绍：“仆名如璋，字璞山，号子峨。”（见本书第一编“戊寅笔话”第三卷第23话），另据1878年10月15日何子纶与增田贡笔谈：“家兄号子峨”（见本书第五编二），可知“子峨”确非何如璋之字，乃其号也。

[12]详见龚缨晏：《张斯桂：从宁波走向世界的先行者》，载《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21卷第六期，2008年11月。

[13]参见中国宁波网2010年7月1日《慈城发现100多年前出版的日语词典》。

[14]参见王宝平：《清季东渡文人王治本序跋辑存》，载《文献》2009年10月第四期。

[15]佐藤三郎：《关于〈日本纪游〉的作者》，载日本历史学会编：《日本历史》总143期，1960年5月。

[16]李筱圃：《日本纪游》（王晓秋标点、史鹏校订），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五辑，岳麓书社，1985年版。

[17]黄遵宪：《中学习字本序》，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第241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18]引文皆见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第一编“与大河内辉声等笔谈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9]参见实藤惠秀、郑子瑜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实藤惠秀序”，收入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卷，中华书局2005年版，554—558页。

[20]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1]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纪要《国际文化学研究》第三号，1994年11月。

[22]见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宫岛诚一郎文书》C12“清国公使笔谈”。

[23]见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宫岛诚一郎文书》C7，目录题作《栗香大人与支那人之问答录》。

[24]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史料丛书》第九卷《修信使日记卷二（朝鲜策略）》，1985年版，160—171页。

[25]高丽大学中央图书馆编：《金弘集遗稿》所收《修信使日记》，高丽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306—313页。

[26]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7]《养浩堂私记》十册，见鱼住和晃：《宫岛家文书收录资料目录》（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纪要《国际文化学研究》第三号，1994年11月）所收“一、缩微胶卷收录资料”之“2.《养浩堂私记》十册，宫岛诚一郎撰，手抄本”。

[28]详见刘雨珍：《〈宫岛诚一郎文书〉中的琉球交涉史料》，载中国史学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黄遵宪研究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52—365页。收入本书第五编第一章。

[29]以下引用《养浩堂私记》，除标明原文为汉文外，均为作者自译。

[30]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69页。

[31]“桂阁：而那琉球先生姓名如何？公度：皆其使馆之官，一尚姓，一毛姓。桂阁：两人官系何职？公度：毛法司，尚耳目。”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2页。

[32]黄遵宪《续怀人诗》其一五：“东方南海妃呼稀，身是流离手采薇。深夜骊龙都睡熟，记君痛哭赋《无衣》。”自注曰：“琉球马兼才。初使日本，泊舟神户。夜四鼓，有斜簪颓髻、衣裳褴褛者，径入舟，即伏地痛哭，知为琉球人。又操土音，不解所谓。时复摇手，虑有倭人闻之。既出一纸，则国王密敕，为言今日阻贡，行且废藩，终必亡国。令其求救于使臣者也。”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30页。

[33]《日本外交文书》第十一卷125「十月七日 清国公使ヨリ寺島外務卿宛」，第271页。

[34]《日本外交文书》第十一卷126「十一月二十一日 寺島外務卿ヨリ清国公使宛」，第272页。

[35]详见米庆余：《琉球历史研究》第七章“中日交涉琉球归属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6]笔谈原件（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宫岛诚一郎文书》C9）之注记及《问答录》皆作“三月二日”。

[37]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74页。

[38]《养浩堂私记》卷二。

[39]《问答录》作8月4日。

[40]《养浩堂私记》卷二。

[41]《养浩堂私记》卷二。

[42]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94—595页。

[43]参见伊原泽周著：《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研究》第一编第二章“论黎庶昌的对日外交——以琉球、朝鲜为中心”，中华书局，2003年版。

[44]参见河宇凤著、森山茂德译：《开港时期修信使的日本认识》，宫岛博史、金容德编：《近代交流史与相互认识Ⅰ》，日韩共同研究丛书2，（日）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1年版。

[45]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2页。

[46]详见刘雨珍：《黄遵宪〈朝鲜策略〉中的日本因素》，载李卓主编：《近代化过程中东亚三国的相互认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6—446页。

[47]参见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第三章“从《朝鲜策略》看黄遵宪的外交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杨天石：《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及其风波》，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48]王宝平：《日本典籍清人序跋集》代前言“清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视角”，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

[49]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53页。

[50]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2页。

[51]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2页。

[52]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宫岛诚一郎文书》E—27。

[53]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宫岛诚一郎文书》E—109。

[54]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06—507页。

[55]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32页。

[56]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80页。

[57]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213页。

[58]详见刘雨珍：《日本国志》“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参见本书第四编第十六章及第十七章。

[59]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213页。

[60]金宏集：又作“金弘集”，因其自身在与何如璋、黄遵宪等笔谈资料中皆作“金宏集”，故本文统一作“金宏集”。

[61]中国方面的主要研究论著有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第三章“从《朝鲜策略》看黄遵宪的外交思想”，三联书店1988年版；杨天石：《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及其风波》，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后收入杨天石著：《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夏晓虹：《揭示一段沉埋多年的历史真相——黄遵宪撰写〈朝鲜策略〉的缘起》，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8月16日版；魏明枢：《论黄遵宪的〈朝鲜策略〉》，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3期，2004年5月。日本方面的主要研究论著则有平野健一郎：《黄遵宪〈朝鲜策略〉异本校合——近代初期东亚国际政治中文化的交错》，载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研究》第129号，2002年2月。

[62]有关此四次修信使的活动行程及意义，参见河宇凤著、森山茂德译：《开港时期修信使的日本认识》，宫岛博史、金容德编：《近代交流史与相互认识Ⅰ》，日韩共同研究丛书2，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1年版。

[63]参见前注河宇凤著、森山茂德译：《开港时期修信使的日本认识》。

[64]参见前注河宇凤著、森山茂德译：《开港时期修信使的日本认识》。

[65]参见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第六编“与朝鲜修信使金宏集笔谈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66]参见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第二编“与宫岛诚一郎等笔谈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67]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2页。

[68]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3页。

[69]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4页

[70]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5页。

[71]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6—707页。

[72]暧依村庄为日本近代著名实业家涩泽荣一（1840—1931）的别墅，故址在今东京都北区飞鸟山公园内，现建有涩泽史料馆。

[73]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2页。

[74]关于宫岛诚一郎与黄遵宪等人的交友情况，详见本书第四编第十四章。

[75]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2页。

[76]1882年2月4日，宫岛诚一郎为任期届满、即将离日的何如璋、黄遵宪设宴饯别时，黄遵宪亦作诗道：“天下英雄君操耳，高谈雄辩四筵惊。红髯碧眼正横甚，要与诸君为弟兄。”此处亦表达了作者对红髯碧眼横行一世局面的不满，以及希望亚洲联合起来的美好愿望。参见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91页。

[77]跋文曰：“余得晤栗香先生数次，襟度渊雅，英华袭人，今读其《养浩堂集》，可谓诗若其人，不觉心折。临行书此，以志景仰。‘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为君一诵，黯然而已。鸡林归客金宏集拜识。”参见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5页。

[78]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2页。

[79]参见王宝平主编：《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笔谈资料：大河内文书》第八册所收“韩人笔话”，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80]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6—707页。

[81]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12页。

[82]参见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第三章“从《朝鲜策略》看黄遵宪的外交思想”（三联书店1988年版），及杨天石：《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及其风波》（《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等。

[83]《朝鲜策略》常见主要版本有：1.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修信使记录》，《韩国史料丛书》第九卷，1958年版；2.高丽大学中央图书馆编：《金弘集遗稿》，高丽大学出版部1976年版；3.赵一文译注《朝鲜策略》，建国大学校出版部；3.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第十三卷 第389—394 页。关于《朝鲜策略》的各种版本，参见平野健一郎：《黄遵宪〈朝鲜策略〉异本 校合——近代初期东亚国际政治中文化的交错》，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研究》第129号，2002年2月。以下本文所引《朝鲜策略》据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51—258页。以下引文除特别注明外，均引自《朝鲜策略》。

[84]“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贾谊《过秦论》见《史记》陈涉世家，《汉书》陈胜传，《文选》卷51。

[85]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438页。

[86]《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439页。

[87]《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403—405页。

[88]《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403—405页。

[89]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68页。

[90]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75页。

[91]《日本杂事诗》其二十二（《人境庐诗草笺注》附录一，第1104页）。

[92]《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页。以下引用《人境庐诗草》时均据此版本，不特一一注明）。

[93]《马关纪事》（《人境庐诗草笺注》卷八，第676—681页）。

[94]《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其三（《人境庐诗草笺注》卷四，第337—342页）。

[95]关于《日本国志》的编纂过程及影响等，请参见刘雨珍：《日本国志》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引用《日本国志》原文时皆据此版本，不特一一注明。

[96]《黄遵宪全集》上，第255—256页。

[97]《黄遵宪全集》上，第256页。

[98]《日本国志》卷七“邻交志”下一，第88—89页。

[99]《黄遵宪全集》上，第256页。

[100]《日本国志》卷二十“食货志”六，第231页。

[101]《黄遵宪全集》上，第256页。

[102]《日本国志》卷三十八“物产志”一，第395页。

[103]《黄遵宪全集》上，第256—257页。

[104]《日本国志》卷二十一兵志一，第233页。

[105]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光绪十三年条，《人境庐诗草笺注》第1195页。

[106]黄遵宪：《三哀诗·袁爽秋京卿》:“马关定约后，公来谒大吏。（中略）公言行箧中，携有《日本志》，此书早流布，直可省岁币。我已外史达，人实高阁置。我笑不任咎，公更发深喟。”（《人境庐诗草》卷十）

[107]《李朝实录》高宗卷十七，第128页。

[108]《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445—446页。

[109]《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452页。

[110]《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437页。

[111]《李朝实录》高宗卷十七，第177页。

[112]《李朝实录》高宗卷十七，第183页。

[113]《李朝实录》高宗卷十七，第183—184页。

[114]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74页。

[115]《人境庐诗草笺注》，第586页。

[116]《黄遵宪全集》上，第130页。

[117]《左传》文公十三年：晋人患秦之用士会也，（中略）乃使魏寿馀伪以魏叛者、以诱士会，执其帑于晋，使夜逸。请自归于秦，秦伯许之。履士会之足于朝。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寿余曰：“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使士会。士会辞曰：“晋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为戮，无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归尔帑者，有如河。”乃行。绕朝赠之以策，曰：“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关于策之解释，分为“马鞭”与“策书”两种，杜预注：“策，马檛。临别授之马檛，并示己所策以展情。”孔颖达疏：“服虔云：绕朝以策书赠士会。”

[118]《左传》襄公四年：（晋悼）公曰：“然则莫如和戎乎？”（魏绛）对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君其图之！”公说，使魏绛盟诸戎，修民事，田以时。

[119]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七，第586页。

[120]《后汉书》隈嚣传：元遂说嚣曰：“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东收三辅之地，案秦旧迹，表里河山。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

[121]王勇主编，谢咏副主编：《东亚的笔谈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22]王宝平主编：《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笔谈资料：大河内文书》全八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123]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