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黄遵宪的上述外交策略，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公使何如璋的外交思想的话，那么，关于朝鲜国内的自强策略，则可以说更多地体现出黄遵宪自身对近代中日韩三国进行仔细观察与努力思考的结果。由前述黄遵宪与金宏集的笔谈可知，《朝鲜策略》的撰写时期，正值黄遵宪编纂《日本国志》的初稿时期，因此《朝鲜策略》中所提出的“结约、通商、富国、练兵”等自强策略，也就充分反映了黄遵宪本人对明治初期日本社会的观察与思考。这种对明治日本观察与思考的成果，一方面直接反映在《朝鲜策略》的自强策略之中，另一方面又在1887年完稿的《日本国志》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以往有关《朝鲜策略》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探讨其外交思想，本章则对《朝鲜策略》中所展现的自强思想与《日本国志》的内在联系进行探讨。

黄遵宪来日后的第二年即1878年，目睹了明治维新后所日本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在与日本友人广泛开展交流，以及对日本社会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萌生出撰写《日本国志》的念头。但由于此项工作规模宏大，需要耗费大量时日，于是作为前期准备工作，黄遵宪首先于1879年夏完成了《日本杂事诗》初版本154首的撰写工作。金宏集一行来日之际，黄遵宪正全力以赴投入《日本国志》的资料搜集及初稿编辑工作。至1882年3月黄遵宪驻日任期届满，调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时，黄遵宪曾在赠别日本友人的诗中咏道：“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争传。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94]前者所谓“新诗”乃指《日本杂事诗》，后者“明治维新史”则指《日本国志》。但驻美3年半时间，由于各种事务繁忙，无暇对原稿进行修改。直到1885年秋，黄遵宪乞假回乡，决心完成《日本国志》的编纂事业，经过两年呕心沥血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887年夏完成了近代中国的日本研究名著《日本国志》，并于1895年底正式刊行[95]。

《日本国志》共40卷50余万言，除卷首中东年表外，全书共分12志，计国统志3卷，邻交志5卷，天文志1卷，地理志3卷，职官志2卷，食货志6卷，兵志6卷，刑法志5卷，学术志2卷，礼俗志4卷，物产志2卷，工艺志1卷。作者采用中国传统史书中的典志体裁，从各个角度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系统而深入的介绍和研究，堪称一部研究日本的百科全书。特别是在介绍明治维新的制度改革方面，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官制、文化等各个层面，故黄遵宪亦称其为一部“明治维新史”。在介绍总结明治维新经验的同时，黄遵宪还史论结合，以“外史氏”名义共撰写评论31篇，在与中国的现状进行多角度对照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先进的改革主张。

如前所述，黄遵宪为朝鲜所筹划的“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外交思想，其最终目的也就在于促使朝鲜对外开放，以图自强。而在黄遵宪提出的国内自强策中，最先提出的就是要立朝鲜自强之根本：

群疑既释，国事一定，于亲中国则稍变旧章，于结日本则亟守条规，于联美国则急缔善约，而即奏请陪臣常驻北京，又遣使居东京，或遣使往华盛顿，以通信息；而即奏请推广凤凰厅贸易，令华商乘船来釜山、元山津、仁川港各口通商，以防日本商人之垄断，又令国民来长崎、横滨，以习懋迁；而即奏请海陆诸军袭用中国龙旗为全国旗帜，又遣学生往京师同文馆习西语，往直隶淮军习兵，往上海制造局学造器，往福州船政局学造船，凡日本之船厂、炮局、军营，皆可往学；凡西人之天文、算法、化学、矿学、地学，皆可往学。或以釜山等处开学校，延西人教习，以广武备。诚如是，而朝鲜自强之基基此矣。[96]

以上所建议采取的措施，归根结底，就是要将朝鲜置于中国的保护之下，积极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实现工业现代化，以立自强根基。黄遵宪认为，实行这种对外开放方针后，在“结约、通商、富国、练兵”等方面都是大有益处的。以下就分别考察一下《朝鲜策略》中所提出的“结约、通商、富国、练兵”等自强策略与《日本国志》的关联。

1.结约

首先，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中，以中日两国皆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被迫开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惨痛教训来警告朝鲜，力劝其在和平时期主动与西方立约通商：

盖于无事时结公平条约，一利也。中东两国与泰西所缔条约，皆非万国公例，其侵我自主之权，夺我自然之利，亏损过多，此固由未谙外情，抑亦威逼势劫使之然也。今朝鲜趁无事之时，与外人结约，彼不能多所要挟。即曰欧亚两土风俗不同、法律不同，难遽令外来商人归地方管辖，然第与之声明归领事官暂管，随时由我酌改，又为之定立领事权限，彼无所护符，即不敢多事；而其他决毒药输入之源，杜教士蔓延之祸，皆可妥与商量，明示限制。此自强之基一也。[97]

虽然黄遵宪对于当时西方列强的侵略野心认识尚有不足，以为朝鲜在无事时期与外国缔结条约，可以少受一些外人的要挟。但文中，黄遵宪也深刻认识到“领事裁判权”对中日两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在《日本国志》“邻交志”下，黄遵宪首先介绍了日本与西方的交流史，然后对西方的治外法权进行了猛烈抨击：

泰西诸国，互相往来，凡此国商民，寓彼国者，悉归彼国地方官管辖，其领事官不过约束之，照料之而已。唯在亚细亚，理事得己国法审断己民，西人谓之治外法权，谓所治之地之外，而有行法之权也。（中略）而今日治外法权之毒，乃遍及于亚细亚。余考南京旧约，犹不过曰设领事官管理商贾事宜、与地方官公文往来而已，未尝曰有犯事者归彼惩办也。盖欧西之人，皆知治外法权为天下不均不平之政，故立约之始，犹不敢施之于我。迨戊午岁与日本定约，遂因而及我，载在盟府，至于今而横恣之状，有不忍言者。当日本立约时，幕府官吏未谙外情，任其鼓弄，而美国公使为定约稿，犹谆谆告之曰：此治外法权，两国皆有所不便，而今日不得不尔，愿贵国数年后急改之。其后岩仓、大久保出使，深知其弊，亟亟议改，而他国皆谓日本法律不可治外人，迁延以至于今。夫天下万国，无论强弱，无论大小，苟为自主，则践我之土即应守我之令。今乃举十数国之法律，并行于开港市场一隅之地，明明为我管辖之土，有化外之民干犯禁令，掉臂游行，是岂徒卧榻之侧，容人酣睡乎？[98]

文中，黄遵宪首先阐释了治外法权的定义，在简单介绍了西方治外法权的历史之后，指出“今日治外法权之毒，乃遍及于亚细亚”，并痛斥治外法权为“天下不均不平之政”，阐述其对中日两国之危害，并介绍明治维新后日本派遣岩仓使节团为修改条约而周游列国、但均遭拒绝的例子。由此可见，黄遵宪对朝鲜提出限制领事裁判权的对策，是为了防止朝鲜步中国和日本的后尘，免遭同样困境。

2.通商

其次，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中强调指出通商有利于国家自强：

于通商亦有利焉。我亚细亚居天地正带，物产甚富。中国自唐宋以来，设市舶司，与人通商，所用金钱，皆从外国输入，数百年来，不可胜数。至于近日，金钱稍有流出，则以食鸦片烟之故也。日本受通商之害，则以易洋服、用洋货之故也。苟使不食洋药，不用洋货，则通商皆有利无害。朝鲜一国虽曰贫瘠，然其地产金银、产稻麦、产牛皮，物产固未尝不饶。吾稽去岁与日本通商之数，输入之货值六十二万，输出之货值六十八万，是岁得七八万矣。苟使善为经营，稍稍拓充，于百姓似可得利，而关税所入，又可稍补国用。此又自强之基也。[99]

黄遵宪指出，造成中国近来金银外流，是由于吸食鸦片之故。而日本受通商之害，则由于易洋服用洋货之故，因此，朝鲜若能戒鸦片，不用洋货，则通商有利而无害。他劝朝鲜发展本民族的商品生产来抵抗外国商品的输入。

在《日本国志》“食货志”六“商务”条中，黄遵宪着重阐明西方国家的商品输出导致金钱流出海外的严重危害：

逮夫今日，乃有祸患百倍于聚敛，至于民穷材尽，虽有圣贤，实莫如何者，是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不及料、所不及言者也。是何也？曰：金钱流出海外也。晚近之世，弱肉强食，以力服人者，乃不取其土地，不贪其人民，威迫势劫，与之立约，但求取他人之材，以供我用，如狐媚蛊人，日吸精血；如短蜮射影，日中其荼毒。以有尽之材，填无穷之欲，日朘月削，祸深于割地数杯、于输币百倍，于聚敛又不待言也。既明效大验者，印度则亡矣，埃及则弱矣，土耳其则危矣。欧洲大国，皆知其然，比惶惶然，合君臣上下，聚族而谋之。[100]

黄遵宪认为，抵御外国资本主义商品输入的最好办法，就是鼓励本国人民发展商品生产，并提出以下三种办法：

1）生财之道——加强本国产品的竞争力，争取扩大本国商品的出口额。“欲我国之产，广输于人国；则日讨国人，以训农，以惠工，于是有生财之道。”

2）抵御之术——尽量使本国产品能够满足本国市场的需要，以抵御外国商品的输入。“欲我国所需者，悉出于我国；不必需者，禁之绝之。必需者移种以植之，效法以制之。于是乎有抵御之术。”

3）保护之法——通过加重对进口税来限制外国商品的输入。“欲他国之产，勿入于我国，则重征进口货税，使物价翔贵，人无所利；于是乎有保护之法。”

黄遵宪进一步指出，如果不即使采取以上措施以抵抗外国商品输入，堵塞金银外流，则“十数年后，元气剥削，必将胥一国而为人奴矣。”通过对明治五年至十三年金银输出输入的比较，指出“日本与诸大国驰骋，而十年之间，流出金钱，乃逾亿万之多，其何以支？痛念兄弟之国，窘急若此，不禁为之太息而流涕也。”

3.富国

接着，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中阐述通商可以富国的道理：

于富国亦有利焉。英国三岛止产煤炭，法国止产葡萄，秘鲁止产金银，皆以富闻于天下。他若印度之丝茶，古巴之糖，日本之棉，皆古无而今有，以人力创兴之，竟得大利。朝鲜土尚膏腴，物亦饶有，其人亦多聪明、善工作。（中略）苟使从事于西学，尽力以务材，尽力于训农，尽力于惠工，所有者广植之，所无者移种之，将来亦可为富国。又况地产金银，人所共知，若得西人开矿之法，随地寻觅，随时采掘，地不爱宝，民无游手，利益更无穹也。此又自强之基也。[101]

文中以英国、法国、秘鲁、印度、古巴、日本为例，来说明通商可以富国。黄遵宪指出：朝鲜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适宜，人民聪明勤勉，且矿藏丰富。力劝朝鲜采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开矿兴利，大力发展生产，实行“务材”、“训农”、“惠工”和鼓励种植的新政策，繁荣经济。

这种思想，在《日本国志》“物产志”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黄遵宪深刻认识到物产的兴衰关系到国家的强弱：

今海外各国，汲汲求富，君臣上下，并力一心，期所以繁殖物产者，若伊尹吕尚之谋，若孙吴之用兵，若商鞅之行法，其竭志尽力，与邻国争竞，则有甲弛乙张，此起彼仆者。其微析于秋毫，其末甚于锥刀，其相倾相轧之甚，其间不能以容发。

故其在国中也，则日讨国人，朝夕申儆，教以务材、力农、蓄工，于己所有者，设法以护之，加意以精之；于己所无者，移种以植之，加法以效之。广开农尚工诸学校，以教人有异种奇植，新器妙术，则摸其形绘其图，译其法而广传之。[102]

黄遵宪所提倡的“殖物产”，并非仅仅是发展农业生产，它既是蓄工之本，又是商业之源。他认为必须积极吸收外国先进技术和经验，还必须广开农商工学校，向国人传授各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

4.练兵

最后，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中强调指出，当今世界，日新月异，必须讲修武备，考求新法，实行军队现代化：

于练兵亦有利焉。（中略）今强邻交迫，日要挟我，日侮慢我。同一乘舟，昔以风帆，今以火轮；同一行车，昔以骡马，今以铁道；同一邮递，昔以驿传，今以电线；同一兵器，昔以弓矢，今以枪炮。使两军有事，彼有而我无，彼精而我粗，不及交绥，而胜负利钝之势既判焉矣！朝鲜既喜外交，风气日开，见闻日广，既知甲胄戈矛之不可恃，帆樯桨橹之无可用，则知讲修武备，考求新法，可以固疆圉、壮屏藩。此又自强之基也。[103]

在《日本国志》“兵志一”中，黄遵宪指出处于弱肉强食的激烈竞争环境下，必须使军队尽快实现近代化，以抵御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略：

况于今日之列国弱肉强食，耽耽虎视者乎。欧洲各国，数十年来，竞强角力，迭争雄霸，虽使车四出，敦雍容，而今日玉帛，明日兵戎，包藏祸心，均不可测。各国深识之士，处长治久安之局，不可终恃，皆谓非练兵无以弭兵，非备战无以止战。于是筑坚垒，造巨舰，铸大炮，日讨国人，朝夕训练，务使外人莫敢侮。东戎巴邱，则西城白帝，务使犬牙交错之国，度权量力，相视而莫敢发。

嗟夫！今日之事，苟欲禁暴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非讲武不可矣，非讲武不可矣。[104]

黄遵宪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商品大量输入，帝国主义列强到处扩张侵略，占领殖民地，掠夺资源，奴役弱小国家人民的当今世界，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发展军事，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来抵御外来侵略。据此，黄遵宪提出向日本学习，改革兵制，采用西法练兵，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近代化常备军。在《日本国志》“兵志”中，黄遵宪指出“日本维新以来，颇汲汲于武事”，并详细地介绍了明治政府改革兵制的过程。

以上所述黄遵宪为朝鲜提出的自强策略，概括起来，就是希望朝鲜对外实行开放，主动与西方各国订约通商，尽量减少条约中的不平等因素，争取获得较大的主动权。对内则厉行改革，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民族经济，加强国防，最终实现自立自强。如此则不但可以避免如波兰、越南、印度、土耳其受瓜分之危，而且欧亚诸大国，必欲与之合纵拒俄，此时朝鲜将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些自强思想虽然在《朝鲜策略》中还只是雏形，未能形成一种体系，但在1887年完稿的《日本国志》中，却得到极大的充实和完善。然而，黄遵宪撰成《日本国志》后，虽然将稿本抄写四份，一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送李鸿章，一送张之洞，自存一份[105]，却并未得到清廷的应有重视。直到1895年底左右，《日本国志》才终于得以正式刊行。此时清廷已在甲午战争败于日本，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屈辱求和，出于对日本的了解以及改革自强的需要，人们开始认识到《日本国志》的巨大价值。据黄遵宪回忆，当时任总理衙门章京的袁昶曾喟叹道：若是《日本国志》能够早流布的话，就可省去对日赔款的二亿两银子！[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