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朝鲜策略》的外交思想
《朝鲜策略》的中心思想,简而言之,即为防止俄国南下入侵,建议朝鲜采取“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的外交政策。文章开篇即分析来自俄国的威胁:
地球之上有莫大之国焉,曰俄罗斯。其幅员之广,跨有三洲,陆军精兵百余万,海军巨舰二百余艘。顾以立国在北,天寒地瘠,故狡然思启其封疆,以利社稷。自先世彼得王以来,新拓疆土既逾十倍。至于今王,更有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其在中亚细亚,回鹘诸部蚕食殆尽。天下皆知其志之不小,往往合纵以相拒。土耳其一国,俄久欲并之,以英法合力维持,俄卒不得逞其志。[83]
文中指出俄国“有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系借用贾谊《过秦论》中的名句[84],将当时不断对外扩张的俄国比作战国时期终灭六国的强秦,阐述其对亚洲各国所构成的巨大威胁:
俄既不能西略,乃幡然变计,欲肆其东封。十余年来,得桦太洲于日本,得黑龙江之东于中国,又屯戍图们江口,据高屋建瓴之势。其经之营之,不遗余力者,欲得志于亚细亚耳。朝鲜一土,实居亚细亚要冲,为形胜之所必争。朝鲜危,则中东之势日亟。俄欲掠地,必自朝鲜始矣。(中略)然则策朝鲜今日之急务,莫急于防俄。防俄之策如之何?曰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而已。
文中分析道,仅仅十余年间,就从日本手中获得桦太、从中国手中攫取黑龙江以东大片土地的俄国,下一步的侵略对象必然是朝鲜,因此朝鲜所面临的最大课题就是防俄。而防俄的基本策略,就是“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而已”。
接着,黄遵宪分别阐述了“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这一外交思想的具体内容:
1)亲中国
《朝鲜策略》首先指出,中国东西北三面与俄国接壤,地大物博,占据亚洲形胜,“天下以为能制俄者莫中国若”。并从地理位置、文化政教相近等角度,论述了中朝之间的友好情谊及历史上形成的宗藩关系,指出朝鲜“非独文字同、政教同、情谊亲睦”,且“形势毗连,拱卫神京,有如左臂,休戚相关而患难与共。”朝鲜危,则会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因此朝鲜一旦有事,中国必会竭力保护。黄遵宪认为,朝鲜亲中国,是防止俄日入侵的最根本的有效措施,“务使天下之人晓然于朝鲜与我谊同一家,大义已明,声援自壮。俄人知其势之不孤而稍存顾忌,日人量其力之不足敌而可与连和”。从后来的自强策中我们亦可看出,黄遵宪所说的“亲中国”,其目的还是欲加强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
2)结日本
《朝鲜策略》指出,从地理角度来看,除中国之外,日本与朝鲜最近,“日本苟或失地,八道不足自保;朝鲜一有变故,九州、四国亦恐非日本能有。故日本与朝鲜实有辅车相依之势”。日本、朝鲜同时面临来自俄国的巨大威胁,因此黄遵宪力劝朝鲜应从维护亚洲大局的角度,与日本结盟,捐弃前嫌,化敌为友,共御强俄。
在《朝鲜策略》中,黄遵宪还以问答论难的方式,与反对者展开辩论,反复强调指出:明治维新后日本虽有倡导征韩论者,但目前力量不足,加之中国示意力在必争,故日本必有所顾忌。再则,朝鲜的保国之道,不在闭关拒盟,而在于发展自身的实力。
3)联美国
《朝鲜策略》对美国抱有一种幻想,认为美国刚刚独立,没有领土野心,“其与中国立约十余年来,无纤芥之隙。而与日本往来,诱之以通商,劝之以练兵,助之以改约,尤天下万国之所共知者。”在黄遵宪看来,美国处处表现出作为民主国家的雍容大度。又因其“商务独盛”,故特别希望东亚保持和平局面,有利其开展贸易。《朝鲜策略》劝朝鲜主动与其订约,并“引之为友邦之国”。
当然,上述防俄联亚的思想,并非黄遵宪所独有,更应视作首届驻日公使馆员们的共同认识。
(二)何如璋“防俄联亚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
1880年11月18日(十月十六日),何如璋在致总署函中曾指出:
先是,朝鲜金使之将来,如璋欲劝令外交,荷蒙总署指示,又素知北洋李爵相屡经致书劝谕,而近来南洋岘庄知府亦主此议。因于其来也,危词巽语,面为开导,渠颇觉悟。复虑言语未通,不能尽意,中亦有如璋碍难尽言者,因命参赞黄遵宪作一《朝鲜策略》,设为问答论难之辞,先告以防俄,而防俄在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即今所谓册子是也。[85]
由此可知,《朝鲜策略》是在公使何如璋的授意下由黄遵宪执笔而成的,其中所提出的“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的防俄思想,自然也就反映出何如璋的外交思想。只是何如璋作为公使身份,不便公开抛头露面,因此《朝鲜策略》最终才以“广东黄遵宪私拟”的私人撰写名义转呈朝鲜国王。何如璋本人则在致总署函的附件中,提交《主持朝鲜外交议》,强调要加强与朝鲜的宗藩关系。[86]
那么,何如璋的上述防俄联亚思想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早在该年5月21日(四月十三日),何如璋在致总署函中,便“合一切传闻之词”而作出“窃以为高丽之患,不在日本,而在俄罗斯”的论断[87]。而从当时何如璋附记的《与日外务卿寺岛问答节略》中可以看出,其防俄思想相当程度上受到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 Harry Smith Parkes,1828—1885)以及日本外务卿寺岛正则(1832—1893)等人的影响。[88]
另据《宫岛诚一郎文书》中的有关笔谈资料,早在明治11年(1878
年)12月1日,何如璋就在与宫岛诚一郎的笔谈时,大谈东亚形势,指出将来亚细亚的最大威胁来自俄国。由于当时中国正就伊犁问题与俄国展开交涉,笔谈中何如璋告诉宫岛:“今朝廷派钦差大臣于俄国,以当其事,其人姓崇名厚”。清政府派遣崇厚作为钦差大臣前往俄国谈判归还伊犁问题,是在1878年6月22日。
当时围绕俄国对亚洲所形成的威胁,何如璋坦陈了自己的看法:
诚曰:将来亚细亚之大势如何?
何曰:熟察亚洲大局,将来为我大害者,非英、非德、非澳,唯一俄国也。俄真虎狼之国。其作祸先发端于朝鲜,朝鲜一跌,中土则危;中土危,则贵国亦危,不可不思也。
诚曰:朝鲜近状如何?
何曰:固守旧法,不好通商。视我中土,颇极谨恪,奈何力不足敌俄。
诚曰:今朝鲜不好通商,其势不免固陋。然我之防俄,籍以为干城,却似为得策,如何?
何曰:不然。防俄之策,却在劝彼使为通商。劝其通商,宜以英法人为之。何也?英法通商而入朝鲜,俄必与之拮抗。若使英法牵制俄国,则中东之祸庶得少迟。故曰亚洲安危在朝鲜,朝鲜一跌,则亚洲之势忽变,诚可寒心。近俄国新胜土鲁古(土耳其——引者),非唯英惧之,德亦实惧之。可知伯(柏)林之一会,英德通策以平均俄之力也。俄所得既不足偿其所失,不得不发愤于外,此般亚汗(阿富汗——引者)之战,无乃非其兆乎?今英国开亚汗之战,其力固难保不败,如英败则欧洲大局立失平均,于是乎俄纵强暴之势,骎骎然转方以迫我亚洲,我亚洲陷危地也必矣。此事决不出十年。及今之时,精练军舰、甲兵,以待他日之变,犹可及也。[89]
由此可知,早在1878年底,何如璋就将俄国视为最大的威胁,并言及朝鲜一国不足以抵抗俄国,需要引进英法势力以达到抗衡俄国的目的,这可谓《朝鲜策略》外交思想的最早体现。
四个月后的1879年3月2日,就在中日两国为琉球归属问题展开激烈交涉时,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也曾谈到联亚抗俄的问题:
公度:我政府隐忍台役,即为维持亚洲大局起见。近日李爵相且驰书朝鲜,告以日本之可亲,俄人之可畏,且欲合纵两大,驱逐诸小,勿辱欧人之辱也。今贵国必欲绝好,吾亦无可奈何,不得已而应之。言及此,岂惟慨叹,实痛哭流涕之事也。李伯相之贻朝鲜书,即何公使以告伯相者。伯相之书:何公使到日本,知日本于朝鲜非能利土地人民,实欲联络亚洲大局云。
宫岛:过日窃与何公使论亚洲之大局,颇有益于敝国,想当有益 于贵邦。今俄国之势隐然并吞亚洲(黄遵宪旁注:朝鲜亦在其中)。贵邦危则敝国亦危,敝国危则贵邦亦或危。今日之势,唇齿相持,维持亚洲也。可不深畏乎!(下略)[90]
由上述笔谈资料可知,无论公使何如璋、还是参赞黄遵宪,都抱着“联络亚洲大局”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又影响到李鸿章对朝鲜政策的最终决策。
(三)黄遵宪的东亚联合思想
那么,除了上述何如璋影响的因素之外,黄遵宪自身的东亚联合思想又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呢?
早在1879年刊行的《日本杂事诗》初版本中,有感于日本在1875年签订的《桦太·千岛交换条约》中以牺牲桦太而换取千岛群岛一事,黄遵宪就曾表达过对日本北方领土安全的担忧:
一洲桦太半狉榛,瓯脱中居两国邻。
罗刹黑风忽吹去,北门管钥付何人?[91]
黄遵宪认为,日本把桦太(库页岛)交给俄国,就等于将北方大门的钥匙交由俄国人控制。而俄国得到桦太后,就可进一步巩固其在远东的侵略基地,为其日后南下入侵打下基础。因此,黄遵宪提醒日本要警惕沙俄的侵略野心。
另外,黄遵宪在应邀参加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开学典礼时,曾作诗献给有栖川炽仁亲王,表达了自己对于亚洲各国辅车相依、共同富强的美好愿望:
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譬若辅车依,譬若犄角立。
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侮自潜匿。
解甲歌太平,传之千万亿。[92]
诗中,黄遵宪将中日两国比作唇亡齿寒、辅车相依的关系,希望两国共同富强,维护亚洲的和平。
黄遵宪的这种希望东亚联合的美好愿望,即使在甲午战争失败、日本要求中国签定屈辱的《马关条约》之时,也没有完全破灭。在题为《马关纪事》的诗中,黄遵宪写道:
既遣和戎使,翻贻骄倨书。改书追玉玺,绝使复轴车。
唇齿相关谊,干戈百战余。所期捐细故,盟好复如初。(其一)
蕞尔句骊国,群知国必亡。本图防北狄,迁怒及西皇。
患转深蝉雀,威终让虎狼。弟兄同御侮,莫更祸萧墙。(其五)[93]
第一首虽然前半部分讽刺日本拒绝中国使者的高傲态度,但后半部分还是期待着两国兵戎相见后,作为唇齿相依的近邻,“所期捐细故,盟好复如初”,能够捐弃前嫌,和平共处。
第五首吟诵甲午战争后的朝鲜半岛局势,本来希望共同联合起来,防止北部沙俄的入侵,不意日本迁怒于中国,挑起战端。黄遵宪担心这种“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的做法,最终会使拥有虎狼之心的俄国坐收渔翁之利。因此他希望“弟兄同御侮,莫更祸萧墙”,东亚应该像弟兄一样,不要自我残杀,而应团结起来。
虽然黄遵宪留下了《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台湾行》(均见《人境庐诗草》卷八)等大量有关甲午战败的悲愤之作,但由上述《马关纪事》组诗可以看出,黄遵宪自始至终都抱有东亚联合起来防俄抗俄的这一思想。
可惜,此后的历史证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所推行的大陆政策走的却是吞并琉球,侵占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道路,与黄遵宪的美好愿望完全背道而驰。作为明治初期的年轻外交官,黄遵宪对此缺乏足够的警惕和认识,不可不谓是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