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中日韩东亚三国文人，以东京为舞台，以笔谈为手段，以汉诗汉文为纽带，展开了多种方式的文化交流。其情其景，宛如一幅幅画卷，跨越一百四十年左右的时空，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

毋庸置疑，本书所收的笔谈数据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它不仅可为近年来陆续刊行的《黄遵宪全集》、《何如璋集》等补充大量文献资料，而且还是我们研究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首届驻日公使馆员外交、思想、文学、史学、学术、生活等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堪称明治初期东亚外交及文化交流研究的资料宝库。

（一）笔谈资料与外交

1.笔谈资料与琉球归属交涉

首届驻日公使何如璋面临的最大外交课题，便是琉球的归属交涉问题。

琉球群岛位于中国台湾省和日本之间，作为独立王国存世五百余年。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派杨载招抚琉球的中山、山北、山南三国，三国开始朝贡，成为明王朝的藩属国。自此直至清末的五百年间，中国共向琉球派遣册封使24次，其中明代16次，清代8次，一直维持者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册封朝贡关系。1609年，日本萨摩藩主岛津家久出兵入侵琉球，掳走国王尚宁，一方面对琉球加强控制，另一方面又允许其继续对清朝纳贡，由此形成对中日的“两属”局面。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强制推行“琉球处分”，于1872年废除琉球国而设琉球藩，要求琉球停止向中国朝贡。琉球国王派使者向清廷求援，由此展开中日之间有关琉球归属的外交交涉。

本书所收的笔谈数据之中，《大河内文书》中的笔谈倾向于追求所谓风雅之交，远离政治外交。与此相对，《宫岛文书》中的笔谈则带有某种搜集情报的功能，将其与宫岛有关琉球的私人日记《养浩堂私记》[27]加以比照，其特色更加明显。《养浩堂私记》详细地记录了有关琉球归属交涉时的内幕，可作为本书第二编的背景说明。一方面，宫岛通过诗文酬酢，与何如璋、黄遵宪、沈文荧等公使馆员结成了深情厚谊；另一方面宫岛又充分利用这种私交身份，将所获的清廷有关琉球交涉的最新情报，迅速传达给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等明治高官，成为明治政府掌握清廷动态的主要线索之一。[28]

由于宫岛具有深厚的汉文修养，利用笔谈等方式可与何如璋、黄遵宪等人自由交流，日本外务省曾考虑让他负责对华接待工作，据宫岛《养浩堂私记》卷二：“顷者，外务省有内谕，愿采用余为清国应接之差”云云，但宫岛经过斟酌后认为：“予亦自左院废院以来，深考时势，轻举妄动，贪一时之荣利，素非所好。况今日与清国公使谈话，乃两国**之始，仅皮肤之谈而已。其心术如何，却在闲谈交际之中，今若公开供职于外务省，他日有事之时，却不免嫌忌。”[29]与大久保利通商量后，谢绝了外务省的工作。大久保告诉宫岛：“闲谈之交际，反而可为政府谋求利益”，并要求宫岛“今后只管注意两国之协和，致力于两国和平。”就这样，此后宫岛利用其与公使馆成员个人私交甚厚的特殊身份，主动充当起为明治政府提供清政府动态的情报员的角色。

《养浩堂私记》最早记述公使馆员对琉球问题的态度始于1878年12月1日：“十二月一日，访清公使何如璋笔谈，颇有关系于东洋，不啻琉球一事，以记之”（原文为汉文）。笔谈中，何如璋主要谈到俄国南下所带来的威胁，主张中、日、朝应携手防俄。最后，何如璋才附加指出：

顷者照贵外务，告琉球之事，外务未有答。中东本宜唇齿相依，此球在中东之间颇好，若有谬落外人之手，则忽为东洋祸根，今之时不可不有两便之法，如何？[30]

对此，宫岛批注曰：“此般何公使始言琉球之事，盖球人诉何公使乎？”而据《大河内文书》，十日前的11月21日，琉球使馆曾派尚姓和毛姓使者造访公使馆[31]。

其实，早在公使一行路过神户时，就曾有琉球使者马兼才（亦称与那原良杰、与那原亲方）求见，带来琉球国王尚泰密敕，伏地痛哭，恳请公使出手救琉球[32]。

此处所谓照会，乃指10月7日（九月十二日），为抗议明治政府阻止琉球向中国进贡，何如璋向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提出的照会，其中使用了较为强烈的措辞：“今忽闻贵国禁止琉球进贡我国，我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33]日本政府故意回避阻止琉球向中国进贡、企图吞并琉球的事实，而指责何如璋上述措辞为“假想之暴言”[34]，要求向日方作出道歉，一时中日交涉陷入僵局。[35]

1879年2月26日，何如璋再次照会日本外务省，要求重开交涉，但外务省不予理睬，反而进一步加快吞并琉球的步伐。对于明治政府的强行措施，何如璋一方面向李鸿章及总理衙门报告，另一方面也利用宫岛的特殊身份，作为与明治政府交涉的一个窗口。为此，特派黄遵宪与沈文荧造访久病初愈的宫岛，据《养浩堂私记》卷二记载：“三月一日[36]，清使馆黄参赞遵宪、沈知州文荧来访，笔话颇剧谈球事，余答辩太苦”（原文为汉文），足见当时的紧张气氛。

笔谈中，沈文荧提出因日本将要实行“废琉置县”，因此公使馆员皆准备撤出日本，返回本国。进而黄遵宪指出：

郡县之说，新闻纸所言不足尽凭。然贵政府若有事于球，非蔑球也，是轻我也。我两国修好条规第一条即言：“两国所属邦土，务各以礼相待，不可互有侵越。”条规可废，何必修好？故必绝聘问，罢互市。吾辈不得不归也。”[37]

黄遵宪援引《修好条规》第一条，驳斥日本吞并琉球是对中国邦土的侵犯。沈文荧还威胁道：“今贵邦政府贪其地而不顾理之是非，将来用兵而致祸患，仆甚不解其惑也。”暗示中方对此可能付诸武力。

3月10日，宫岛将此笔谈呈递给右大臣岩仓具视，岩仓态度未有改变，告之如下：

庙堂之议，今日已定。今若踟蹰此事，则先年大久保之施行，亦不成前后顺序，如此则除断然废藩、如内地一般施政外，别无他策。此笔谈非谈寻常文事，于国事颇有巨大干系，作为内部机密，惟可示以主管参议一人，烦请誊写一部。

对此，宫岛要求岩仓为其保守秘密：“若此事外露，则有失清人交际之道，万请予以保守机密。”[38]

3月11日，日本政府派遣松田道之率领警察和军队奔赴琉球，27日松田抵达琉球，宣布废除琉球藩而设置冲绳县，要求31日前接管琉球王宫“首里城”。4月4日，明治政府通告全国实行“废琉置县”，5日任命锅岛直彬为冲绳县首任县令。5月27日，将琉球国王尚泰移居东京，琉球王国遂至灭亡。

正当中日两国琉球交涉陷入僵局之时，1879年6月，美国前总统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1822—1885）周游世界，途经中国前往日本，李鸿章便委托其居中调停。格兰特6月2日从北京出发，21日到达长崎，7月3日抵达横滨。而宫岛则通过与沈文荧的频繁笔谈，最早获取了格兰特受清廷委托居中调停的情报。

6月20日，宫岛访问何如璋，感到何公使对于日方的废琉置县“不能心平气和”（《养浩堂私记》卷二）。7月18日[39]，宫岛再次来到公使馆，沈文荧笔谈中不小心透露出格兰特来日的目的：“彼驻北京一月，我政府托球事于彼，彼来贵邦，为我作排解，仆辈望之。”对此宫岛内心大喜，在《养浩堂私记》中写道：

以上笔谈事件，颇为紧要，就中美国格兰特受清国之托，为其周旋球事，实乃紧要中之紧要，若非沈氏之雅量，绝不至对外泄漏。若黄遵宪为其机要枢纽之人，从未透露过有关格兰特调停之片言只语。

得知这一秘密情报后，宫岛迫不及待地报告右大臣岩仓具视。

岩仓右府大喜，曰：今格兰特将琉球之事奏陈圣上，又忠告政府，然不知其乃受清廷之请愿而为其周旋。今得此言，实需仔细考虑，则我须先采取措施。[40]

7月12日，明治政府指派伊藤博文、西乡从道、吉田清成为接待使，陪同格兰特参观日光、箱根等地。其间，伊藤等人劝说格兰特放弃支持中国的立场。8月19日返京后，岩仓具视、大隈重信、吉田清成又多次拜访格兰特下榻的延辽馆，反复陈述日方对琉球问题的态度。

8月16日，宫岛再次访问公使馆，与沈文荧笔谈。其目的是“此时格兰特自日光归，想必有事告清公使者，欲试探其间情况”。但沈文荧告诉他：“既彼居间，且俟其复音。刻下亦无事，俟彼回来再看。”20日，宫岛“面见岩仓右府，详谈沈文荧之密话，且听其机密之政略。”[41]虽然“机密之政略”为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岩仓一定在对宫岛继续获取公使馆机密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后来，中日双方为琉球分岛方案移至北京展开激烈交涉，宫岛与何如璋、黄遵宪等人的笔谈之中又恢复了往日的友好气氛。

当然，宫岛的这种努力一直持续到何如璋的离任之时。1882年2月16日，就在何如璋应召回国之前，宫岛提出了明治政府非常关注的问题。

宫岛：临别一言，如公与我则可谓千载之知己也。顷仆与一亲友深虑两国利害，说某大臣。大臣深嘉纳之，曰以琉球一事，决不至开祸端。于贵国也，此事不在世人所知，敢告之阁下。

子峨：两国绝不因此小事开大争端，我政府亦是此意。[42]

据《养浩堂私记》，此处所谓亲友乃指吉井友实，某大臣则指岩仓具视。宫岛在何如璋离任之际，渴望了解清政府对于日本吞并琉球后采取武力的可能性。何如璋则断然告诉宫岛，清廷不会为此大动干戈。对此，宫岛诚一郎在其《养浩堂私记》卷二末尾特地记道：

上述临别一言，实为关系两国之重大事件也。苟使何公使归国后注意此点，则两国苍生所得幸福岂鲜少哉！余五年之间，区区心曲，以结私交，所忧虑者，在此一点，此事关系外交机密，特戒泄漏。虽说宫岛不愿中日两国兵戈相见，但在琉球归属交涉过程中，却利用与公使馆员频繁笔谈的机会，千方百计刺探中方机密，将其迅速报告明治政府。何如璋归国之后，宫岛在与第二任驻日公使黎庶昌诗文交往之际，继续就琉球交涉为明治政府提供情报，给中国外交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43]

在研究明治初期的笔谈资料时，我们对此不可不察。

2.笔谈资料与朝鲜开国

1876年朝鲜被迫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由此揭开了两国近代外交的序幕。自此直至1882年，李朝政府先后向日本派遣了四次修信使。尤其是于1880年派遣的以金宏集为首的第二次修信使，对近代朝鲜的开化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金宏集一行于1880年8月1日（六月二十六日）离开釜山，8月11日（七月六日）抵达东京。先后在日本滞留近一个月，于9月15日（八月十一日）返回釜山港。修信使的此行目的，主要是为解决如仁川开港、釜山关税赔偿、禁止谷物输出等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一些问题，并借机考察明治初期日本的开化情况。然而，由于金宏集并未携带“全权委任状”以及明治政府的交涉态度缺乏诚意，致使此行在外交上并未取得有效进展[44]，而金宏集在与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等人的交流中，就关税问题及国际形势等交换了意见，学习到西洋的《万国公法》及势力均衡等有关知识，并带回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对其后的开化运动产生深远影响。金宏集的《修信使日记》及《宫岛文书》中的笔谈数据，为我们了解《朝鲜策略》的诞生过程提供了便利。

修信使抵达东京后十天即8月20日（七月十五日），何如璋派参赞黄遵宪与翻译杨枢前往一行下榻的浅草本愿寺，拜会金宏集。见面伊始，黄遵宪便转达了何如璋急于会晤金宏集之意。金宏集答复翌日便去拜见何公使。接着，黄遵宪阐述了他对中朝关系及国际形势的看法：“朝廷与贵国休戚相关，忧乐与共。近来时势，泰西诸国日见凌逼，我两国尤宜益加亲密。”[45]金宏集同意黄遵宪对国际时势的精辟分析，表示希望得到中国的庇护。

次日，金宏集前往公使馆拜会何如璋。寒暄完毕后，何如璋单刀直入地问金宏集来日的目的，金宏集仅作简单回答。8月23日（七月十八日），何如璋与张斯桂来到金宏集寓所回访，询问金宏集有关谒见明治天皇的日期以及与明治政府会谈、订约的情况。何如璋向金宏集介绍了日本与西洋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情形，并表示将设法取得日本与西方列强议改的约稿，以供金宏集作参考。

8月26日（七月二十一日），金宏集再次来到公使馆，与何如璋会谈。此前，金宏集已经阅读了何如璋提供的日本与西方列强议改的条约稿，因此谈话围绕着“通商”进行。何如璋力劝朝鲜对外通商，说明只要关税能够自主，此乃“有益无损之事”，并详细地介绍了西方的关税保护办法。此外，何如璋再次谈到俄国南下所带来的巨大威胁，并提出联合美国、实行对外通商的对策。对此，金宏集认为要改变推行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实非容易之事，便回答道：“敝国事务，未可遽议交涉。”会谈之后，何如璋担心笔谈不能尽意，便命黄遵宪起草《朝鲜策略》一文。

9月6日（八月初二），黄遵宪携带刚刚完稿的《朝鲜策略》，来到金宏集寓所，金宏集对此表示感谢：“见示册子，万万感铭，胜似逢场笔话多矣。”黄遵宪还说，对于“禁输出米”和“定税则”二事，何公使尚有一二意见，但来不及在《朝鲜策略》中阐述，并就通商及关税自主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对于金宏集所言“我国读书人，皆以为通商为不可”，黄遵宪回答道：“今日尚欲闭关，可谓不达时务之甚！仆策中既详及之，请归而与当局有力者，力主持之，扶危正倾，是在君子！”

9月7日（八月初三），金宏集来公使馆辞行，临别之际，何如璋告知俄国海军大臣率领的十五艘军舰已停泊在珲春，形势紧张，建议朝鲜联合日本、美国，以抵御俄国。何如璋还告诉金宏集：“近日情形甚急，如阁下归国，众论稍通，请飞函告我，当相谋一善法也。”对此，金宏集爽然答应。

9月8日（八月初四），金宏集一行离开日本返国复命。通过与何如璋、黄遵宪等人的笔谈，金宏集对朝鲜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并发现朝鲜面临着许多重大问题，回国后须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

《朝鲜策略》的主要内容是，外交方面为防止俄国南下，朝鲜应“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而已”。而在内政方面，则应通过“结约、通商、富国、练兵”以自强，这充分地体现了黄遵宪对明治初期日本社会的观察与思考。[46]

1880年9月，金宏集将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带回国后，立即上呈给高宗。11月3日（十月一日），金宏集被擢升为吏曹参议。1881年2月，朝鲜仿照中国制度，设立统理机务衙门，下设交邻、军事、边政、通商、机械、船舰、语学等司，迈出了内政改革的第一步。同月，金宏集被任命为统理机务衙门经理。其后，朝鲜于1882年分别与美、英、德等国缔结修好通商条约。

由此可见，金宏集在日本与何如璋、黄遵宪的笔谈及其带回的《朝鲜策略》，对十九世纪后期的朝鲜开国产生了深远影响。[47]

（三）笔谈资料与文化交流

王宝平教授曾将甲午战争前的中日文化交流归纳为以下四种形式：1.笔谈，2.唱和，3.序跋，4.书信[48]。可以说，正是这种以汉字为纽带的跨越国界的风雅之交，构成了汉字文化圈内文化交流的一道道亮丽风景。

本书所收的笔谈资料，囊括了上述笔谈、唱和、序跋、书信全部四种形式，包含大量的汉诗酬唱、诗文切磋、序文跋语、采风问俗、学术探讨、日常琐事等。由于涉及面极为广泛，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且待来日，今仅择其要而言之。

1.汉诗酬唱

由于清廷派驻日本的外交官员大多是文人学者，能诗善文，因此公使馆员与日本汉学家之间的汉诗酬唱，就成为聚会时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

如1878年4月16日，大河内辉声邀请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等公使馆员，与日本友人加藤樱老、内村绥所等人一道，来到东京著名的赏花胜地——墨江（即隅田川）的向岛赏花。席间，饮酒赏乐，酬唱不断，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廖锡恩、王治本、王藩清、大河内皆有诗作，诚如何如璋和诗所言“飞觞不惜醉蒲桃，海外看花第一遭”，堪称中日交流史上的一大佳话。

另如1878年6月14日，宫岛诚一郎设家宴招待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公使馆员，并邀请重野成斋、三浦安、青山延寿等汉学家同席。席间，宫岛即兴赋诗，沈文荧、黄遵宪、何如璋继而唱和，其中尤以黄遵宪的和诗最具代表：

舌难传语笔新通，笔舌澜翻意未穷。

不作佉卢蟹行字，一堂酬唱喜同风。[49]

这种用汉字笔谈，赋汉诗传情，正是汉字文化圈内文人雅会的独特风景。

1880年8月29日，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邀请朝鲜修信使金宏集、李祖渊、姜玮，及何如璋、黄遵宪等人相聚于东京飞鸟山暧依村庄。据《宫岛文书》中的笔谈数据记载，此日“三国文士，欢饮挥毫，正午来会，到晚始散”，颇为热闹。在此三国文人欢聚、尽情交流的值得纪念时刻，黄遵宪趁着酒兴作诗曰：

满堂宾客，三国之产，更无一人，红髯碧眼，

纸笔云飞，笙歌雨沸，皆我亚洲，自为风气；

人生难得，对酒当歌，今我不乐，复当如何？

纵横战国，此乐难得，奚怪有人，闭关谢客。[50]

诗中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东亚三国文人欢聚一堂的兴奋之情，并流露出对“红髯碧眼”的西方列强欺凌东亚的不满。席间，宫岛诚一郎还与姜玮连手创作《散步暧依村庄赋》诗一首：

素心兰馥郁，可以订交情。（宫岛）

一去沧溟滴，何由急远程？（姜玮）[51]

可见，汉诗酬唱已成为三国文士尽情交流、增进感情的重要推进剂。

2.诗文切磋

无论是王治本与大河内辉声，还是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都是通过诗文切磋，互相帮助，结成了莫逆之交。可以说，大河内定稿的每一首诗，都是王治本精心删改的产物；而宫岛诗集的编辑，也凝聚着公使馆员的心血。

据笔谈资料可知，宫岛诚一郎常将自己的诗文稿送至公使馆成员传阅，恳请为其批改评点，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以及应邀赴日作短暂游历的王韬，都曾参与过评点工作。在黄遵宪等人的协助下，宫岛于1882年将自己的诗集编成《养浩堂诗集》五卷刊行。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宫岛诚一郎文书》中，收入两种尚未刊行的手稿本《养浩堂诗集》，一为“《养浩堂诗集》乾、坤，黄、沈二氏点削”[52]；一为“《养浩堂诗集》一、二，黄公度、沈梅史、王紫诠评阅”[53]。翻阅后可以发现，较之沈文荧、王韬等人的评阅，黄遵宪对宫岛诗文的修改远要认真仔细，其评语也多切中要害。下面就据笔谈资料，稍举数例说明。

1879年10月24日，黄遵宪致函宫岛诚一郎，对其诗作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意见，认为此二本诗作皆不宜编入诗集，可谓出自挚友的肺腑之言：

大稿经一再读过，此二本殊少佳作，披沙拣金，偶一见宝耳。谬以鄙见，辄为删弃，其余未动笔者，仆皆以为可删，然未敢自信，冀吾子更请他人阅之耳。狂妄之罪，不敢求谅，惟恃至爱，乃敢出此言也。[54]

1880年1月31日，黄遵宪又致函宫岛，以中国古代著名诗人杜甫、陆游之例，告诫宫岛诗作必须去芜存精：

大著拜读一过，此卷尚少名篇，以工部诗圣，亦以中年以后为佳，可知少作未易存耳。《四库目》论陆放翁，讥其作诗太多，故伤冗滥，通人当知其意，无俟仆喋喋也。[55]

黄遵宪一方面对宫岛的诗文创作要求甚严，另一方面对于自己的作品，也虚心向宫岛诚一郎等日本友人求教。来日两年后，黄遵宪撰就《日本杂事诗》，请宫岛等日本汉学家代为修改。如1879年4月16日，宫岛拜访公使馆时，黄遵宪将《日本杂事诗》上卷50首抄录后，请求宫岛改正其中的错误，宫岛谦虚地回答道：“仆才薄识卑，何以遽望改削君之诗，若有事实谬误者，则少改之耳。”对此，黄遵宪则说道：

是诗数日间我兄改定，亟以次卷呈上，仆俟兄阅毕后，以示青山、龟谷二子，仆是诗恐贻方家之笑，然意在纪事，故拙亦不辞。仆居此，多有知其不工者，若执此种为诗以律敝国人，以为大概如此，则敝国文士便当攘臂而起，诟骂仆不置也。

（中略）

望痛改之，极斥之，仆读君诗，尚谬评如此，况君施于仆乎。仆平生无他长，唯可闻近，能服善，区区所窃自许者。再俟一月，当比别钞一册存尊处，有友来都可请正。[56]

据本书笔谈数据可知，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在完成后，曾请宫岛诚一郎、青山延寿、龟谷省轩、冈千仞等日本友人为其修改。

《日本杂事诗》于1879年刊行后，受到中日两国文人学者的极大赞誉，石川鸿斋在《日本杂事诗跋》中惊叹道：“上自神代，下及近世，其间时世沿革，政体殊异，山川风土，服饰技艺之微，悉网罗无遗。而词彩绚烂，咀英嚼华，字字征实，无一假借”，并对黄遵宪的才能佩服之至：“公度来日未及二年，而三千年之史，八大洲之事详确如此，自非读书十行俱下，能如此乎？”我们在称赞黄遵宪博学多才、虚心好学的同时，也不应忘记宫岛诚一郎、青山延寿、龟谷省轩、冈千仞等日本汉学家们所给予的帮助。

3.提供资料

众所周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乃近代中国人研究日本的名著，其初稿则编纂于驻日期间。然而黄遵宪任参赞官只有四年多时间，又不通日本语言，因此要编纂一部像《日本国志》（四十卷五十万言）这样包罗日本历史各个方面的史书，殊非易事。特别是在典章制度方面，因史料匮乏，甚至令日本史学家亦望而却步，知难而退。冈千仞就曾告诉黄遵宪说：“此事水户史官所欲为而不能为，盖无足以供史料者也。蒲生君亦有此志，中途而止，亦坐无史料耳”[57]，黄遵宪亦在《日本杂事诗》中叹道：

“兵刑志外征文献，深恨人无褚少孙”。即使如此，黄遵宪还是决心效仿褚少孙续补《史记》，完成《日本国志》的编撰工作。

可以说，正因为黄遵宪周围聚集了一大批硕学鸿儒，可以随时为他提供各种帮助，才得以克服因语言不通而造成的巨大障碍。黄遵宪之所以能够完成《日本国志》这部巨著的撰写工作，是与这些汉学家的鼎力相助密不可分的。据本书的笔谈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在黄遵宪编撰《日本国志》的过程中，曾得到宫岛诚一郎、青山延寿、石川鸿斋、龟谷省轩、重野安绎、冈千仞等汉学家的有力帮助。他们都曾在修史馆任职，具有很高的史学素养，熟悉相关史料，通过笔谈可以随时为黄遵宪解疑释难，提供帮助。对此笔者曾撰文论之，不再赘述。[58]

4.其他

除了上述交流外，笔谈资料中尚有大量介绍中国文化的记录。如《大河内文书》中，何如璋、沈文荧、王治本等皆向日本友人详细介绍过清代的科举取士制度。另外，1881年12月12日，何如璋还应宫岛诚一郎之请，介绍清朝的爵赏制度，为宫岛制定日本宫内勋爵制度提供了参考。

1878年9月6日，黄遵宪还在与石川鸿斋、大河内辉声等日本友人的笔谈中，极力推荐《红楼梦》:

《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恨贵邦人不通中语，不能尽得其妙也。

（中略）

论其文章，直与《左》、《国》、《史》、《汉》并妙。[59]

这是中国人首次向外国人公开推介《红楼梦》，将其定义为“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堪与《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古典名著并驾齐驱，给予高度评价。

本书所收各编笔谈资料，还有大量关于中日双方生活风俗的记载，涉及碑帖、围棋、饮食、服饰等方方面面，为我们研究中日民俗提供了宝贵资料。

总之，笔谈数据是一座研究近代中日甚至东亚文化交流的丰富宝藏，需要我们从各个角度去探讨。

（本文除前言部分外，乃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撰写的“前言”，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