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具有两千多年的交流史。而两国近代外交关系的建立，则肇始于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

1870年（同治九年，明治三年），日本政府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等人来华，要求订约通商。总理衙门担心日本在条约中援引欧美各国对华立约条款，故援引《礼记·学记》中“大信不约”之语，予以拒绝，而李鸿章与曾国藩则力主与日订约。1871年6月，日本任命大藏卿伊达宗城为钦差全权大臣、外务大丞柳原前光为副使，来华议约。尽管明治新政府为美、英、法等国的不平等条约所束缚，却企图援引西方列强之例，将不平等特权列入条约。李鸿章则在曾国藩的提议下，坚决不肯将“一体均沾”的字样写入条文。经过长达数月的交涉，最终于9月13日（农历七月二十九日，下同），双方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全称《大清国大日本修好条规》）。虽然明治政府以为条约有欠妥之处，于翌年5月派遣柳原前光再次来华，要求改约，但李鸿章坚决不允。明治政府见清廷态度坚决，成约难以更改，乃于1873年3月，命外务大臣副岛种臣来华换约。[5]

《中日修好条规》共计十八条，其中包括如下几条重要内容：

第一条 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

第二条 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

第四条 两国均可派秉权大臣，并携带眷属随员，驻扎京师。或长行居住，或随时往来，经过内地各处，所有费用均系自备。其租赁地基房屋作为大臣等公馆，并行李往来及专差送文等事，均须妥为照料。

第六条 嗣后两国往来公文，中国用汉文，日本国用日本文，须副以译汉文，或只用汉文，亦从其便。（《同治条约》卷二十）

第一条乃对所属领土互不侵犯之规定，此后中日两国在围绕琉球归属进行交涉时，何如璋、黄遵宪等公使馆员曾屡加引用。第二条被欧美各国驻日公使疑为中日结盟，招致不满。第四条乃为互派使节之规定，而第六条对于往来公文使用汉文之规定，对近代中日交流具有深远意义。

根据条规，明治政府于1874年2月派遣柳原前光为公使来华驻扎。由于该年发生日本入侵台湾事件，清廷派遣驻日公使之事稍有推迟。

1877年1月15日（光绪二年十二月二日），清廷任命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为出使日本国钦差大臣、即选知府张斯桂为副使，因日本爆发西南战争，赴任被迫延期。据何如璋《使东述略》记载，8月17日（七月初九）由军机处颁发敕书及国书，9月10日（八月初四）离京。9月14日（八月初八）抵达天津，拜谒李鸿章，“语使事颇详”，并会晤继任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10月25日（九月十九日）抵达上海吴淞口，继而赴南京面见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请派兵船东渡，沈葆桢乃命“海安”号护送。11月23日（十月十九日），奏报出洋日期及所带随行人员，11月26日（十月二十二日）晚，偕副使张斯桂、参赞官黄遵宪等人登上“海安”号兵船。翌日，船出吴淞，11月30日（十月二十六日）抵达日本长崎，中日双方各放礼炮二十一响，互为敬意。后泊神户，一行登岸，日人观者如堵，“汉官威仪，见所未见，日人间从西京、大阪百十里来观者”。一行游览大阪、京都、神户后，于12月16日（十一月十二日）抵达横滨，宿外务省准备之行馆。20日，何如璋派黄遵宪赴东京，面见外务卿寺岛宗则，22日何如璋偕副使张斯桂入京，会晤外务卿寺岛宗则、外务大辅鲛岛尚信，“钞国书稿示之”。[6]

另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照会资料[7]，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于1877年12月19日（光绪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向外务卿寺岛宗则发出抵日后的第一号照会：

大清钦差大臣何、副使张为照会事

本大臣奉使贵国，于我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自上海起行，二十六日到长崎，十一月初三日到神户，十二日到横滨，接见神奈川县令并贵外务省一等属官，情意殷勤，具征两国格外和睦，本大臣实深感悦。

兹本大臣于日内陆续搬运行李上岸，暂在贵出张所居住数日，所有随带官员、亲属、仆役等共五十人先开清单，送被查照。除在横滨一面租房，与理事等官分驻外，特遣参赞黄遵宪、洋员麦嘉缔先到东京租赁公馆，望贵外务省妥为照料。一俟租定后，本大臣当即束装来京与贵大臣把晤，藉亲懿范，以笃和衷，本大臣不胜欣幸之至。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

大日本国外务省卿寺岛

光绪三年拾壹月拾伍日

该照会对公使一行的出发及抵日时间进行了详细通报，并言将派遣参赞黄遵宪及洋员麦嘉缔赴东京租赁公馆。此外，该照会还附有下列“国书抄稿”及一行名单：

一、国书抄稿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朕诞膺天命，寅绍丕基，眷念友邦，言归于好。兹特简二品顶戴升用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为钦差出使大臣、三品顶戴即选知府张斯桂为副使，往驻贵国都城，并令亲赍国书，以表真心和好之据。朕知何如璋等和平通达，办理交涉事件，必能悉臻妥协。惟冀推诚相信，得以永臻友睦，共享升平，朕有厚望焉。

大清光绪三年七月初五日

二、名单

参赞官：黄遵宪

洋 员：麦嘉缔

正领事官：范锡朋

副理事官：余 隽

翻译官：沈鼎钟、张宗良、潘任邦、冯昭炜

随 员：沈文荧、陈文史、廖锡恩、吴广霈、张鸿淇、陈衍范、何定求、任敬和、刘坤

亲 属：何其毅、张子菁、施积型、张德耀、罗贞意又共其仆役二十八人

12月24日，外务卿寺岛宗则将国书抄稿及一行名单抄送给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并约定28日上午11时向明治天皇递交国书。[8]

12月28日（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何如璋偕张斯桂、黄遵宪在外务卿、宫内卿、式部头（按：皇宫典礼长）的引导下，向明治天皇递交国书，“使臣口宣诵词毕，参赞捧授国书，使臣捧递日主”（《使东述略》）。下午，拜会太政官三条实美、岩仓具视以及参议大久保利通等人。

1878年1月15日（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三日），黄遵宪租下位于东京芝山增上寺内的月界院作为公使馆公馆，并于1月23日（十二月二十一日）自横滨的出张所搬入。虽然四周幽静，环境优美，但由于空间太过逼仄，最终于该年11月，公使馆迁至位于永田町的原华族会馆新址。本书所收的笔谈，不少即以此二处为舞台而展开。

公使馆在月界院安置妥当后，何如璋、张斯桂于1878年2月7日（光绪四年正月初六）向外务卿寺岛宗则发出第七号照会：

大清钦差大臣何、副使张为照会事

本大臣于东京择定芝山月界院作为公署，于光绪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自横滨移驻，所带官员、亲属、通事、并仆役人等，自应开单，恳饬地方官知照。因在我国度岁之期、故未及行照会，旋于光绪四年正月初一日接到尊函，具悉厚意。兹合将单送来，即烦贵大臣饬地方官查照可也。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

计单

右照会

大日本国外务省卿 寺岛

光绪肆年正月初陆日

官员

参赞官：黄遵宪

洋 员：麦嘉缔

翻译官：沈鼎钟

翻译官：冯昭炜

随 员：沈文荧

随 员：陈文史

随 员：廖锡恩

随 员：张鸿淇

随 员：陈衍范

随 员：何定求

随 员：任敬和

随 员：刘 坤

亲 属：何其毅、张子菁、施积型、张德耀

通 事：鉅鹿赫泰（日本国长崎县人）

又通共仆役二十六人：

范升、朱升、江天育、张德、宋全有、吴升、纪贵、郎升、郑福、洪仁、梁玉、古金、江林玉、黄三、薛坤、费德、王裕三、邹顺、马升、王升、叶仁、薛贵、陈龙。

初村盛四郎（年十七岁，日本国长崎县人），

汤日常次郎（年二十六岁，日本国广岛县人）

石川兼吉（年二十岁，日本国东京府人）

该照会通报了公使何如璋与副使张斯桂所带官员、亲属、通事及仆役等详细清单，与前述第一号照会相比，名单中已无赴任横滨及长崎的理事官范锡朋及余隽等人，而增加了日人通事及仆役26人（包括3名日本人）。

另外，前述翻译官中，沈鼎钟、张宗良及后任的杨枢皆为西文翻译官，而东文翻译官冯昭炜后调任驻神户领事，留在东京的潘任邦亦于1878年8月因病归国，何如璋等人的活动大多需要通过从天津带去的日本通事鉅鹿赫泰（又名鉅鹿赫太郎，中文名魏梨门、魏鲤门等）进行翻译，因此首届驻日公使馆始终面临着严重的翻译不足问题[9]。这也从客观上促使当时的公使馆员在与日本文人的交流时，并非完全借助口译，而是更多地使用笔谈（又称笔语、笔话）。

另一方面，对于首届中华使节的到来，明治初期的日本文人表现出空前的热情，诚如汉学家石川鸿斋在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跋中所述：“入境以来，执经者，问字者，乞诗者，户外屦满，肩趾相接，果人人得其意而去”[10]，造访公使馆的日本人络绎不绝。何如璋、黄遵宪、沈文荧等公使馆员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与日本友人频频笔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诗词格律，典章制度，语言文字，风土习惯，可谓无所不谈，极尽其欢，揭开了中日近代外交的序幕，谱写了波澜壮阔的中日文化交流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