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对《临刑诗》在东亚三国的传承过程大概可作如推断：隋灭陈后，传为陈后主所作的《临刑诗》，曾长期流传于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此后，一方面，通过留学吴越间的入唐僧人智藏传到日本，最终影响到大津皇子《临终诗》的创作；另一方面，又通过五代江为的临刑赋诗、明朝孙蕡的临刑口占，在中国不断流传下来并影响到朝鲜成三问的刑前赋诗。《水浒传》等小说戏曲中的引言，使得该诗在民众之间更加广泛流传，以致衍生出假托金圣叹、戴名世、叶德辉等名士的附会之作。

当然，《临刑诗》在传承过程中，之所以出现如此众多的变异，应与临刑口占这一特殊背景有关。面对即将受刑、离别人世的残酷现实，诗人们在大致相同的极端环境之下，追忆起前人流传下来的诗作，放声吟诵，期间文字稍有出入亦属自然。而这种悲剧性的故事，经过民间不断加工，逐渐衍生出更多的附会和传说。毋宁说，这也正是《临刑诗》流传如此之广的根本原因。

比较一下流传于东亚三国的《临刑诗》，可以发现，除陈后主的《临行诗》外，中国流传的《临刑诗》皆与文人的笔祸有关；而日本、朝鲜的《临刑诗》皆与皇位的争夺有关，这一点可谓与陈后主的《临刑诗》更为接近。[40]然而，令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大津皇子与成三问除上述《临刑诗》外，还分别留下了用自己民族语言创作的和歌和时调。即使是告别人世之际，一方面要用汉诗这种东亚地区的共同语言赋诗言志，使其具有地区间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又须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声，使其具有特定的真情实感。近代以前东亚地区这种诗与歌奇妙组合，应该引起我们的进一步关注。

（本文为2001年9月8日至10日由南开大学、东亚比较文化国际会议主办的“变动期的东亚社会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表论文，后收入杨栋梁、严绍璗主编，赵德宇、刘雨珍副主编：《变动期的东亚社会与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4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