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在陈后主的《临刑诗》被发现之前，中日两国不少学者推测中国的《临刑诗》可能是受大津皇子《临终诗》的影响。但自从小岛宪之博士由《净名玄论述略述》中发掘出陈后主的《临行诗》后，我们可以推断大津皇子的《临终诗》是受陈后主《临行诗》影响的结果。

《净名玄论略述》为日人智光对中国隋代著名三论宗高僧吉藏（549—623）所注《净名玄论》的注疏。作者智光，日本奈良时期著名僧人，俗姓锄田连，后改为上村主。从奈良元兴寺高僧智藏学习三论，除《净名玄论略述》四卷外，尚著有《般若心经述异记》一卷、《大般若经疏》二十卷、《法华玄论略述》五卷、《中论疏记》三卷等，今唯有前二书传世。

《净名玄论略述》的撰述年代不可考，据小岛宪之博士考证，大约成书于八世纪中叶，与《怀风藻》属同一时期。其中卷一本中对吉藏大师“至长安，悬芙蓉曲水日严精舍”的下列注疏，有助于我们清楚地了解陈后主《临行诗》的创作背景，现摘录于下，其中括号内为笔者改正之处。

如有传曰：后周终王号少帝阐，将诸大夫京（享）祀先庙。掌客之臣扬（杨）坚有二美女与一男，男是扬（杨）光也。坚使此二女举觞上帝，帝感于二女好色，即敕之曰：“欲纳其弟女耳。”坚乃献之。仍纳此女而弃先妃，宠爱甚重。经乎三年，女启帝曰：“欲见父焉。”乃诏：“莫过三日，归矣。”女退语父：“欲帝位乎？”父曰：“若似朝花，一日得耳。”女曰：“欲赍铦刀。”遂置靴里而入宫中。帝善非违约，甚为燕乐而卧。女以铦刀密刺帝颈，乃出敕曰：“扬（杨）坚入宫，因宠爱女而让位于坚矣。”坚乃施行云：“威宪去可去，用可用。不知所以然之，忽行此事。”已获天下，群臣皆服，无敢出异言者。躬治万机，其势亦尔。坚乃兼文武远振威德，次其子光袭于帝位，然即隋有二君，合三十八年。坚初年号开皇二十年，次年号仁寿四年，光年号大业十四年。

凡陈合五主三十二年，从大将军陈霸先至舛（叔）宝。舛（叔）宝在位八年，以己酉年正月为隋扬（杨）坚所威（按：“灭”之误）。舛（叔）宝之臣号曰妙景，其妻妍美，王闻感念，乃任以景将军，居戍隋之南境，而集其妻纳于宫中。晿乃言：“戍境有限，无所奈何。心虽甚悔，今无所为。”遂生叛逆，使人告隋朝曰：“舛（叔）宝无义失道，虐恶甚之。”坚固作色而怒曰：“天授不取，还受殃耳。”乃以扬（杨）光为大将军，率诸兵卒，度江伐陈。临发之日，坚语光等：“朕闻其吉藏者，善达法门，宜申诚心要请之。至今伐于陈，岂贪其地乎？良由有道之王耳。”以铁琐与鼓权为浮梁而度□津，景前导而伐之。遂平其城而囚执舛（叔）宝并子。光乃申坚意确请，大师抚叹而应之。既已，还于长安矣。宝发路咏曰：“鼓声推命役，日光向西斜。黄泉无客主，今夜向谁家？”及度□津至梁上，宝咏曰：“闻道长安路，今年过□津。请问浮梁上，度几失乡人。”遂至于隋，诸家大人看之感慕。宝子入宫，坚便（使之误）为咏。咏曰：“年少未敢言，口咏墙上草。生处非不高，但恨逢霜早。”又作咏曰：“野林无大小，山花色并鲜。唯有权折枝，独自不知春。”

然坚目大师之前预造日严精舍，遂及至，自躬出迎之，止诸其中，事以国师之礼，劝请传法，暨于光辰，弥复敬重。于是大师兴隆大法，仍制净名玄等，禀法之徒，百千万众。……[19]

本文为叙述吉藏大师从建康移至长安之历史背景，引用某“传”而穿插了两个故事。首先是北周最后的皇帝——少帝阐看中了隋文帝杨坚之女，遂纳为妃。然该妃为使乃父杨坚即位，而将少帝刺杀。另一个则是陈后主叔宝为夺取将军妙景之妻，将妙景调任南方国境，妙景遂弃陈投隋，最终将陈消灭。当然，上述故事并不见于正史记载，传抄过程中又出现不少基本性错误（如杨坚之子“杨广”误作“扬光”）；从其生硬的文体判断，该文绝非出自中国文人之手，应是日人根据当时流传的故事著录而成。所本典籍，据金文京教授考证，或为《开业平陈记》之类的杂史类著作。[20]《开业平陈记》见于《隋书·经籍志》史部·旧事类及《新唐书》《旧唐书》艺文志·杂史类，后失传，元·陶宗仪所编《说郛》卷45辑有《平陈记》一卷，疑为其逸文。“开业”为隋文帝年号“开皇”与隋炀帝年号“大业”之合称，从书名判断，该书主要记载隋灭陈的一些趣闻逸事。

那么，智光又是从何处了解到这些趣闻逸事的呢？据推测，应自乃师智藏处获知。据《怀风藻》记载：“释智藏者，俗姓禾田氏，淡海帝世遣学唐国，时吴越之间有高学尼，法师就尼受业，六七年之，学业颖秀。（后略）”[21]智藏于淡海帝即天智天皇时在吴越之地留学长达六七年，期间当然有机会接触到上高数趣闻逸事。当时唐朝处于高宗时代，隋灭陈的故事尚广泛流传。上述陈后主父子诗或非本人所作，而为后人假托，但无论如何，智光从乃师智藏处得知这一传说，而将其记录到《净名玄论略述》之中。

至于大津皇子如何而接触到这些材料。据《日本书纪》持统天皇称制前纪记载：“皇子大津（中略）及长有才学，尤爱文笔。诗赋之兴，自大津始也。”可见皇子对中国文学之热爱。另外，《怀风藻》对大津皇子记载如下：

皇子者，净御原帝之长子也。状貌魁梧，器宇峻远。幼年好学，博览而能属文。及壮爱武，多力而能击剑。性颇**，不拘法度。降节礼士，由是人多附托。时有新罗僧行心，解天文卜筮，诏皇子曰：太子骨法，不是人臣之相。以此久在下位，恐不全身。因进逆谋，迷此诖误。遂图谋不轨，呜呼惜哉！蕴彼良才，不以忠孝保身，近此兼竖，卒以戮辱自终。古人慎交游之意，因（固）以深哉。时年二十四。[22]

此处言大津皇子为净御原帝即天武天皇的长子，而据上述《日本书纪》记载，实为第三子。由于皇子礼贤下士，身边聚集了不少人才，甚至包括新罗僧人。我们可以推测，皇子在这种博览群书、广交贤才的过程中，当然有机会接触到前述陈后主的《临刑诗》。

朱鸟元年（686）十月，天武天皇驾崩后不久，大津皇子被告谋反，随即被赐死于自宅“译语田舍”（《日本书纪》持统天皇称制前纪），其实这是皇后（后即位为持统天皇）为确保其亲生的草壁皇子顺利即位而使出的一个政治阴谋。

皇子于临刑前吟作的这首《临终诗》，虽然脱胎于陈后主的《临行诗》，但在句式、押韵、用词等方面还是可以看出一些改动的痕迹，如将第一、二句次序颠倒，改变韵脚，以及用词上的刻意雕琢等。如果我们仔细比较两者的基本词汇如“日光—金乌，黄泉—泉路，今夜—此夕”等，便可发现，陈后主的《临刑时》用语非常浅显，几近日常口语，似为脱口而成，而大津皇子的《临终诗》则力求典雅，刻意认为是在前者的基础上雕饰而成。

当然，作为汉诗，大津皇子的《临终诗》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该诗与其他同类《临刑诗》的最大区别，在于押韵的不同。除此之外，其他所有《临刑诗》皆用“斜”“家”作韵脚，押下平六麻韵。而此诗由于第一、二句颠倒了顺序，以致全诗的韵脚变成“命”“向”，这显然不合近体诗的押韵规范。但如金文京教授所言，此类以中古音“曾梗摄（ing）”与“江宕摄（ang）”押韵的例子另见于智藏的《秋日言志》（情·声·惊·芳）及葛野王的《春日玩莺梅》（声·情·阳·觞），只是如此押仄声韵的诗在《怀风藻》中亦属绝无仅有。

其次，末句的“此夕谁家向”并不符合汉语规范。虽然小岛宪之博士曾花费大量篇幅考证，此句中的“此夕”一词与出自《诗经·绸缪》中“今夕何夕兮，见此良人”的诗语“今夕”不同，很少见于中国诗歌，应属于“和习表现”即日本人创造的表现方式，但实际上这种说法不能成立。只要我们翻阅一下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中收录的六朝时期诗歌，便可发现使用“此夕”的例子也是时有可见。如：

谁能当此夕，独处类倡家。（梁宣帝《月夜闺中诗》）[23]

此夕甘言宴，月照露方涂。（北齐·魏收《月下秋宴诗》）[24]

愁人当此夕，羞见落花飞。（隋·李奉贞《酬萧侍中春园听妓诗》）[25]

此夕未央宫，应照仙人掌。（隋·许仪《暮秋望月示学士各释愁应教》）[26]

此夕穷途士，郁陶伤寸心。（隋·李密《五言诗》）[27]

可见，“此夕”在六朝时期的诗歌中还是较为常见的一个词语。

与此不同的是，句中后半部分“谁家向”可谓典型的“和习表现”。由于中日文语法结不同，此处虽符合日文的语法结构，却觉不符合汉语规范。虽然为避免这种矛盾，日本大多数教材将此句改作“此夕离家向”，但即便如此，以汉语习惯，“向”字后面还是缺少表示方位的名词。关于此点，江户时期的著名学者荻生徂徕就曾在《文戒》中指出过“‘谁家向’以下属和语，可笑！”“宛然和人之声口”。

另据《万叶集》记载，大津皇子在临死前，还曾作如下和歌：

大津皇子被死之时磐余池陂流涕御作歌一首[28]

百伝ふ 磐余の池に 鳴く鴨を 今日のみ見てや 雲隠れなむ（卷三·416）

（试译）磐余池里鸭悲鸣，今日见罢云中隐。

以前，皇子可以尽情地欣赏在自家附近的磐余池中鸭子们嬉戏鸣叫，但自己马上就要死去（云中隐），今后再也见不到它们欢快的姿态了。鸭子们也在不停地悲鸣，似乎在与皇子作最后的告别。歌中以悲鸣的鸭子为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生的无限眷恋之情。这首歌与前述的《临终诗》一道，成为日本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