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稳定中东石油供应的前提下，要想进一步防止石油危机发生，参与国际合作就显得更加主动并且十分重要。日本参与国际合作，一是与西方工业化国家协调共同抵制措施；二是扩大开展从中东地区以外产油国进口石油渠道，以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

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中，美国就极力主张西方石油消费大国采取共同行动抵制产油国的斗争。1973年12月12日，基辛格呼吁设立“能源调整中心”，要求日本、西欧等盟国相互协调采取一致行动。但是日本及西欧盟国却采取了静观态度，因为皆怕设置此机构，会刺激阿拉伯产油国而遭到更大的报复。

随着石油危机呈现缓解趋势，1974年1月9日基辛格再次发出呼吁，日本与西方盟国马上表示接受美国邀请参加会议。日本此时参加国际协商活动的主要原因为：政治上出于日美特殊关系的考虑，不愿因石油危机问题而过分引起美国的不满。经济上的原因为，此时石油危机已由初期石油供应量限制，转变为石油价格上涨，需要主要消费大国协商对策。

1974年2月11—13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石油消费国会议，日、美、英、法、西德、意等13个国家代表出席会议。会议再次围绕基辛格提出设立“能源调整中心”组织问题出现争论。法国表示反对，其外长若贝尔指出：“美国是半个产油国，在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上与消费国之间有区别，日本与法国才是真正的消费国。”[13]但是，日本却在法美之间采取协调方针，在大平外相的活动下，法国最终作出让步，会议决定设立“能源调整中心”组织。会议还决定在紧急状态，石油供应出现严重不足情况下，消费国实施分配制度。另外，作为没有国际石油资本的消费大国，有权从国际石油公司方面获得有关情报。这些都是日本所要解决的难题。日本认为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正是因为美国不能确保补充自己缺少的石油供应差额，又缺少准确石油危机情报才导致被动局面。

1979年6月28日，在东京举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因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会议再次以石油问题为中心议题。石油危机再次袭来，使西方国家感到有必要联合采取行动。会议经过秘密讨论，确立不同国家限制进口石油的数额与今后五年内的限制目标。会议确立限制目标如表4-1所示。[14]

表4-1 各国进口石油控制目标（日、万桶）

从表4-1中可以看出，多数国家到1985年基本控制在1978年水准，而日本则明显超出。

日本坚持自己为完全石油进口大国，需要在计划中得到宽松的限制。西方国家采取压缩石油消费数额的对策，无疑是对中东产油国实施石油提价战略的抵制，而日本又获得相对宽松的限制，有利于其经济发展。日本参与西方国家共同抵制产油国家的石油战略，对转变国际石油市场的供求关系起了一定作用。

如果说稳定中东石油供应是日本解决石油危机的急切对策，那么尽力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便是较长期对策，而且更加艰难。自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国际石油市场价格保持高价位，但是相对平稳。1978年底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后，石油出口大国伊朗突然停止石油出口，引起国际石油市场供求关系短暂发生变化，引发第二次石油危机。1980年9月两伊爆发战争后，国际石油市场价格一路高攀。1979年石油每桶价格为14.55美元，到了1981年1月竟高达36—40美元。然而市场经济运作绝非产油国一厢情愿所能为，过高的价格致使消费国难以承受，纷纷减少石油进口。而过高的石油价格，也促使非欧佩克组织成员的产油国家加快石油开采，其大量向国际石油市场抛售石油，不仅填补了国际石油市场的空缺，而且造成了供大于求的状况。最终造成国际市场石油价格转向逆势，一路下滑。1981年10月石油每桶价格为34美元，1983年3月降为29美元，1985年3月降为25.85美元，1986年3月跌致11.51美元。1986年以后，油价大致在每桶14—18美元间波动。

以石油价格剧烈波动为标志的第二次石油危机，虽然持续时间并不算长，但是却引发了二战后最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日本在确保中东石油稳定供应的前提下，极力寻找尽量减少对中东石油依赖程度的办法。日本所采取的手段包括，开发利用替代石油的新能源如核能、太阳能等，扩大水力、地热等能源利用，恢复已经被淘汰的煤炭能源。在国际上扩大石油进口新来源，增加从亚太地区的印度尼西亚、中国、文莱等国进口石油，并计划与苏联共同开发苏联远东地区油田。

1974年1月，田中首相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中指出，“为确保资源的稳定供应和来源的多元化而锐意努力”[15]。1974年1月，日本与印度尼西亚两国签订协议，日本向印度尼西亚提供2亿美元的日元贷款，用于购买日本的天然气成套设备，开发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北部和加里曼丹东部的油气田。按协议规定，从1977年投产开始，每年向日本出口750万吨天然气。1974年日本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进口石油款额分别为45.72亿美元和9.79亿美元，比前一年分别猛增了106%和26%。[16]1975年日本从美国的阿拉斯加进口天然气达96万吨，从文莱进口天然气达510万吨。

1974年3月，苏联主动向日本提出联合开发秋明油田的建议，要求日本提供相当于24亿卢布的资金信贷，并且预定从1981年开始向日本每年提供500万吨原油，以后逐年增加，至2000年总计提供4.5亿吨原油，以作为交换。但是，日本出于安全考虑以及运输成本过高等原因，对苏联提议采取了回避态度。1974年4月，日苏两国就合作勘探与开发萨哈林海底大陆架石油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在日本如何提供信贷，苏联怎样偿还，设备供应和产品分配等具体问题上未能求得共识。1974年10月，日本成立了“萨哈林石油合作开发株式会社”，专门承担对萨哈林石油合作开发事业。1974年6月，日苏两国就合作开发苏联南雅库特煤矿达成协议，规定从1979年至1998年的16年间，苏联向日本提供总计为8440万吨南雅库特煤。[17]同月，围绕西伯利亚天然气开发问题，日本联合美国，与苏联共同签署三国谈判备忘录，即由日美两国向苏联提供资金信贷、机械设备等，苏联开发出天然气后，在25年内分别每年向日美两国提供1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18]1977年9月，日苏两国第7次经济联合委员会发表共同声明，指出在萨哈林地区联合勘探石油和天然气，尽快促成对西伯利亚天然气的民间联合开发。但是，出于各种原因，日本参与西伯利亚的资源与能源开发一直没有大的突破。尽管如此，石油危机后日本从苏联进口石油、煤炭及木材等均有明显增加。

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从中国进口的石油、煤炭也有增加，1976年从中国进口的石油占日本进口石油总额的2.6%。[19]1978年9月，河本通产相访问中国时，双方就合作开发油田、煤炭等经济问题磋商。河本通产相回国后表示，准备对中国的石油与煤炭开发给予资金合作，向中国提供贷款，中国以提供原油的形式偿还。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更急于实现与中国的合作开发，1979年12月，中日两国签订议定书，在中国渤海南部和西部海域，合作开发海底石油和天然气。按规定，在勘探阶段由日方提供1亿—2亿美元的勘探资金；在开发阶段，中方出资为5.2亿美元，日方出资为5亿美元，双方出资比例为51:49。中方出资的绝大部分（5亿美元），由日本输出入银行提供相等数额的日元贷款来解决。油田投产后，以每年产量的42.5%为上限提供给日方，作为日方投资的回报。[20]

为了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1983年11月，日本通产省、综合能源调查会发表了《长期能源供应预测》，我们根据此把各种能源所占的比率制成表4-2如下。[21]

表4-2 长期能源需求预测构成比率（%）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石油在日本能源的发展规划中，是呈现大幅度下降趋势的。而新燃料油、新能源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其包括太阳能、油砂、油页岩、酒精燃料、煤液化油、木炭等。再一个发展方向是核能，1982年日本拥有核能发电能力为1717.7万千瓦，占日本总发电量的17.6%。煤炭发电本来是被石油发电替代的，可现在又因为依赖石油的可靠性出现威胁而不得不重新拾起。

日本减少对中东石油依赖程度的努力，经过几年后明显见效，如表4-3所示。[22]

表4-3 日本对中东石油进口状况（1000b/d）占总进口比（%）

从表4-3中可以看出，在1975—1987年，日本对中东石油进口，无论是进口数额，还是所占日本全年进口石油总额的比例，都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但是，解决石油危机问题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只要日本经济摆脱不了依赖石油，能源结构摆脱不了以依赖石油为主的框架，其自身又无法提供石油，这种石油危机就无法真正摆脱。另外，核能、煤炭、天然气等已有的能源，生物能、太阳能、煤炭液化等新能源，都存在着各种问题。例如，核能存在安全问题；煤炭存在环保、运输、储存等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能源的经济成本都高于石油作为能源的价格，这决定了日本很难在短期内用其代替石油作为能源结构的主体。这就决定了日本只能在石油节约、挖效上投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