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更有效地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阿拉伯产油国家动用了石油武器。在石油供应上,采取减产、提价、限制、禁运等措施,与此同时开展石油资源国有化运动,引发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
面对突如其来的举动,日本急忙表明自己的“中立”态度,以求稳定石油供应。然而阿拉伯国家在不断失败之后,已经认识到日本等西方国家的中立态度实际上起到坐视强者欺压弱者的作用。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阿以冲突双方就实力而言,表面上看阿拉伯国家人多、地广,实力强大,但是以色列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使双方实力对比发生转化。为了改变这种双方实力对比的差距,阿拉伯国家需要日本和西方国家一方面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迫使其撤出占领的阿拉伯土地;另一方面还要对美国施加压力,迫使其放弃支持以色列扩张的政策。这就是阿拉伯产油国把石油作为武器对准日本等西方“中立”国家的原因。
1973年10月16日,阿拉伯产油国决定将油价由每桶3.01美元,提高到5.12美元,一举上涨70%。10月17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立即减产,以9月份各成员国产量为基准逐月递减5%,直到以色列撤出1967年战争中所占领的土地,巴勒斯坦人恢复合法权利为止。10月18日,阿拉伯主要产油国先后宣布中断向美国出口石油。
针对日本,10月19日,阿拉伯各国驻日本大使集体约见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向日本方面递交了要求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的备忘录,同时对日本现行的中东政策表示强烈的不满。当天,科威特驻日本大使阿鲁·古什伊对日本《每日新闻》报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如果明确对中东战争的态度,可以确保石油安全供应。”[2]10月22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实施“分隔作战”,即宣布在两周时间内,把所需中东石油的国家划分为“友好、中立、敌对”三个类别,在石油供应上分别采取“正常、限制、禁止”措施。10月24日日本的最大石油供应国沙特阿拉伯宣布削减对日本石油供应10%。10月25日自顾不暇的五家美国石油公司通知日本,削减对日本石油供应10%。[3]10月26日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召开的紧急石油对策会议上传来确切的情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已经把日本列为“中立”国家之类别,即将受到中东产油国的石油供应的限制。
日本对中东政策的核心是确保中东石油的正常供应,中东石油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能源,其限制供应必然限制了日本经济发展,而且这种限制的力度仍然在不断加大。11月5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再次大幅度减产,以9月份各国产量为基准,立即减产25%,进入12月份后,再以11月份产量为基准减产5%,此后继续执行10月17日逐月减产5%的决定。
突如其来的石油危机使日本国内经济出现混乱。从10月起,人民生活必需品被抢购一空,据统计,11月份的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4倍。[4]11月16日,日本内阁决定六项石油紧急对策纲要,通过行政指导对石油供应和电力使用进行限制。12月7日,内阁通过《石油供应合理化法》和《稳定国民生产紧急措施法》,并获得国会的批准。前者规定,为了保证在紧急时期的石油供应,对石油的使用加以限制;后者则通过对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物资设定标准价格等,防止抬高物价,稳定国民生活。[5]
制止国内经济混乱,关键是恢复中东石油的正常供应,然而要想实现中东石油正常供应,必须改变日本现行对中东政策。对此日本政府内部存在争论。11月1日,中曾根通产相拜会田中角荣首相,中曾根讲:“我国应该对阿拉伯国家关于领土的主张给予充分的理解,有必要采取具体行动,支持以色列从占领土地上撤出的1967年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6]中曾根没有对“具体行动”的内容给予说明,但是他进一步解释说,以前西方石油公司控制石油的时代已经结束,今后唱主角的是中东产油国家,应该以石油危机为契机,积极推行改善与中东产油国家关系的对策。然而以大平正芳为首的外务省则认为,日美同盟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石,如果日本政府稍微实行靠近阿拉伯国家的政策,就会给日美关系带来恶劣的影响。从日本通产省和外务省的争论来看,这实际上是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利益为重,还是日美同盟关系的政治、军事利益为重的矛盾。二战后的日美同盟关系实际上成了日本的巨大保护伞,正是在美国的保护下日本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但是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特别是1968年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后,日本是否继续维护日美同盟关系而甘愿冒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的风险,就成了国内争论的焦点。强大的经济实力必然为政治地位提高打下基础,也为根据自身利益作出新的抉择提供了保证。日本通产省就是这种主张的代表。但是在“冷战”的大环境下,日本对外政策仍受到日美同盟关系的制约,需要美国在政治、军事上的保护。日本外务省就是这种主张的代表。外务省认为,目前要看美国为解决中东地区冲突所作的努力,暂时不将日本的对中东政策大幅度转到倾向阿拉伯国家一边。
在等待美国方面的努力同时,11月7日日本外务省决定,派遣原驻沙特大使田中秀穗、外务省阿拉伯问题专家森本圭两人,以“民间人士”身份前往日本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沙特阿拉伯进行访问,探询具体要求内容。结果具体要求内容为:(一)谴责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国家领土。(二)要求以色列立即从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所占领的土地上撤出。(三)支持恢复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四)必须表明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国家领土不撤,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继续受到侵害,将要研究与以色列的关系。[7]
在阿以冲突中,美国是以色列的后台老板,然而中东石油禁运,已经使美国自顾不暇,石油进口每天约减少200万桶,政府被迫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美国曾试图以武力占领油田来恫吓,但是阿拉伯产油国严正警告,如果美国胆敢入侵,将立即炸毁油井及有关设施,彻底摧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全部石油利益,使其不敢贸然动手。
11月14—16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来到东京,目的就是劝说日本仍然坚持中立态度。基辛格先后与大平外相、田中首相举行会谈。基辛格讲,日本应该“采取自重的行动”[8],不要给美国的外交努力带来不良的影响。美国、欧洲及日本,为解决石油问题,应该采取慎重的团结一致的行动。日本则辩解说,在此前采取了“自重”的行动,但是现在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与美国这样的产油国家不同,由于中东产油国的石油供应削减政策,使产业经济结构不得不改变,这是社会的、政治的重大问题,作为日本政府“已被逼到无路可行的困境”。[9]对此基辛格劝说,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战略不会持续太久,需要有忍耐性,一定会解决的。田中首相进一步提出,日本政府可以按美国提出的路线走,但是这样一来必然会招致阿拉伯国家的敌意。如果出现石油禁运的局面,美国是否会填补这个缺口呢?基辛格立即对此给予拒绝。
美国政府对石油危机表现出的无能为力,促使日本政府不得不认真思考自己的对策。然而欧共体国家对中东政策的转变,为日本的抉择起到了榜样的作用。欧共体绝大多数国家,不仅拒绝参与美国极力策划的共同抵制石油危机的计划,而且对美国支持以色列政策也给予拒绝合作。11月18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作出决定,宣布取消除荷兰外的欧共体各国12月份石油供应削减5%限度的措施。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政府为了恢复中东石油正常供应,只好选择既要尽力减少得罪美国,又要靠拢阿拉伯国家的对策。11月22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代表政府发表谈话,第一次明确表示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正义要求,特别指出“日本政府在不断注视着中东地区形势变化的同时,根据形势的发展,再研究对以色列的政策问题”[10]。
二阶堂进的谈话,基本满足了阿拉伯国家提出的要求,标志日本开始转变对中东政策。对此阿拉伯国家表示肯定的态度,11月28日阿盟首脑会议决定,取消原定12月份对日本追加削减石油供应5%的限制,但并没有立即承认其为“友好”国家。12月7日,沙特阿拉伯石油大臣亚马尼在会见记者时公开指出,日本政府受宪法制约而不能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武器,但是与以色列断交必须有“具体措施”。日本与以色列断交必然影响日美同盟关系,日本是不会接受的。为了进一步缓和阿拉伯国家对日态度,日本政府决定紧急派遣副首相三木武夫为特使出访中东。12月10—18日,三木特使先后访问阿联酋、沙特、埃及、卡塔尔、科威特、叙利亚、伊朗、伊拉克八国。三木副首相除向有关国家领导人解释转变后的日本对中东政策外,主要与上述中东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经济技术援助协议书。据统计,在这次石油危机中,日本政府先后答应向中东有关国家提供各种贷款达30亿美元。[11]
随着中东地区形势转变,石油危机趋向缓和,鉴于日本政府对中东政策转变,特别是能够主动向阿拉伯国家提供巨额经济技术援助。12月25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作出决定,给予日本以“友好”国家的待遇,这标志着日本摆脱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打击,恢复了中东石油的正常供应。此后日本政府长期坚持所谓“亲阿拉伯”的中东政策,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加强与中东国家,特别是中东产油国家的关系,目的就是确保中东石油平稳供应给日本。
自50年代中期起,日本实施以重、化学工业为龙头带动整个经济腾飞战略,使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其主要能源就是中东石油。据统计,到1974年,日本的一次性能源消费中,石油占74.4%,而在1963—1972年,日本进口中东石油占其全部进口额的年均86.8%。[12]日本对中东石油有如此巨大的依赖性,决定其必须转变对中东政策,以求得中东石油的稳定正常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