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刚上台后，就在前苏共总书记契尔年科的葬礼上，向前来参加葬礼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表示：“苏联准备与日本发展相互关系，赞成两国关系友好睦邻”，为此准备在“多种方面采取实际行动”。[2]1986年1月15—19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任职刚半年就访问了日本。这是自1976年1月以来苏联外长中断十年的访日。两国之间外长定期协商，也从1978年1月日本外相园田直访苏后中断了八年。谢瓦尔德纳泽在访日过程中表现出善意、直率的态度，并且表示日本有包括领土问题在内的，提出所有问题的权利。在会谈中有关领土问题仍然是双方争论的焦点。最后两国达成协议为：双方基于1973年10月10日《日苏联合宣言》达成的协议，就包括有关缔结和约等问题进行了协商。这实际上是重申了1973年的《日苏联合宣言》。在1973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苏时，双方在联合宣言中确认：“在解决二次世界大战后未解决的各种问题之后，签订和约。”当时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还口头表示，在双方未解决的问题中也包括领土问题。但是以后的几次协商中，苏联方面矢口否认两国还存在有关领土问题，致使1978年日本外相园田直访苏时双方不欢而散，两国外长协商也就此宣告中断。

1986年5月，日本外相安倍晋太郎访问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与安倍晋太郎举行的会谈上，戈尔巴乔夫指出，苏联不管日本与其他国家关系如何，决心在所有方面采用一切努力改善对日本关系。这里所指的“不管日本与其他国家关系如何”，实际表明苏联开始改变原来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否定态度。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也指出，日苏关系“应该完全建立在，无论谁都不能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和边境不可更改的相互理解基础上”。反映出有关领土问题，苏联的原则立场并没有改变。尽管两国在领土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分歧，但是苏联为了创造友好气氛，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还是采取了实际解决方针。例如，应日本方面请求，1986年6月两国签订了有关协定，苏联对包括库页岛南部地区在内，日本国民的前往扫墓活动实行简化手续。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关于“新亚洲政策”的讲话，强调了日本的国际作用，希望将日苏两国关系纳入正常轨道，“在不接受过去问题影响下，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开展全面合作。[3]随着苏联做出的这些姿态，日苏两国关系有所改善，两国之间签订了若干经济贸易协定，停顿了多年的合作开发西伯利亚大型项目的谈判重新开始。特别是1986年7月，苏联欣然接受日本提出戈尔巴乔夫访日的邀请后，两国关系缓和的热度骤然升温。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极力推行对日缓和政策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苏联经济改革的需要。苏联经济在勃列日涅夫后期就已经暴露出危机迹象，又经过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短暂时期，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已经到了必须大刀阔斧改革才能扭转危机的局面。苏联经济改革急需新的技术与大量资金投入，很自然就要考虑到邻国日本，日本是当时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经济、技术强国。为此苏联需要缓和对日关系，促使日本实行对苏联经济援助政策。第二，苏联需要稳定的国际环境。苏联需要改革，而改革更需要稳定的国际环境，这也是戈尔巴乔夫提出“缓和”外交思想的根本原因。苏联首先与美国、中国缓和了关系，同时带动了整个国际关系的缓和。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强国，西方阵营主要成员，又是苏联的邻国，所以缓和日苏关系对稳定苏联的国际环境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就在日本政府满怀希望地为戈尔巴乔夫1987年1月访日活动加紧准备之际，苏联方面却通知日本，戈尔巴乔夫不能如期访日。理由为访问的时机尚未成熟，匆忙的出访未必能取得实际成果。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苏两国关系发展的最主要障碍是领土问题，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虽然极力推行对日缓和政策，但是在两国领土问题上并没有做出实质性让步，致使日本对苏联缓和政策采取了谨慎对策。另外更重要的是，日本认为苏联此时经济改革急需日本经济援助，所以苏联就应该首先在领土问题上让步，即所谓政经不可分原则，企图利用经济援助来压迫苏联让步。与此同时，日本也加紧与美国协作，利用国际力量来压迫苏联让步。如，1986年9月，日本宣布参加美国“战略防御体系”，进一步推动美苏之间军备竞赛活动。对此苏联方面采取了推迟戈尔巴乔夫访日的报复措施。1987年4月，“东芝事件”出现后日苏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指责日本东芝机械公司违反巴黎统筹委员会规定，向苏联出口了禁运物资——大型数控机床，使苏联生产的潜艇减少了噪音，以致难以侦察，给西方国家的安全造成更大威胁。随着美国利用“东芝事件”对日本施加压力，日苏两国关系也急剧恶化。终于导致在8月20日，日苏两国政府分别向对方外交人员开刀，演出一场急如星火的驱逐战。

此时日苏关系恶化对于两国来说都是不希望的。苏联希望缓和关系来换取日本的经济援助，而日本希望利用经济援助来缓和关系以换取领土收回。为了推动两国关系在缓和的道路上继续前进，1988年12月，苏联外长谢瓦尔泽纳德访问日本，双方就戈尔巴乔夫访日内容开始达成一定的共识。苏联提出准备在两国首脑会谈中签署环境保护、和平利用宇宙空间、经济协作、旅游协作、相互设置银行代表部等协定。对此日本表示，可以在首脑会谈中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在1989年1月苏联外长谢瓦尔泽纳德与日本外相宇野宗佑举行的会谈中，宇野宗佑外相却提出，如果苏联不准备在领土问题上有所前进的话，日本也不打算在苏联总统访日的具体内容上，即签署几项有关协定上有所进展。宇野宗佑的这个讲话，十分明显是日本为苏联实现这次访问目的所提出的前提条件。

针对宇野宗佑的上述讲话，在4月30日至5月5日，日本外相宇野宗佑访问苏联期间，苏联外长谢瓦尔泽纳德指出，两国关系应该“扩大一致领域，加深相互之间理解，不要提出任何前提条件”[4]。在记者招待会上，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卢卡申夫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准备在这次访问期间讨论所有问题，也就是说议题是自由的。我们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要提出任何条件。”戈尔巴乔夫也向日本方面发出呼吁，“放弃那种认为苏联比日本更加急于求得双方友好关系的想法”，“无论什么问题，都应该回避采取提出最后通牒式的打算”。苏联认为在戈尔巴乔夫访日问题上，日本提出“前提条件”是非建设性态度。虽然在宇野宗佑访苏中，双方就有关戈尔巴乔夫访日之事基本上确定，时间大体定在1991年初。但是此后两国关系却不断出现不和谐的事件。1989年秋，苏联领导人亚戈布雷夫访问日本时，在与一位日本政治家谈话中，据苏联翻译人员统计，仅“北方领土”这一句话，先后提到50次以上。1990年7月25日，戈尔巴乔夫会见日本众议院议长樱内义雄时，日本方面仅谈领土问题，不提其他问题，使苏联方面非常反感。1990年7月21日，苏联报刊大量转引日本方面的报道，日本外相中山太郎在名古屋市与当地实业界代表会谈中讲：“现在对苏联给予财政援助，就像把钱丢失一样。”后来他自己解释这句话不是有意侮辱苏联方面。但是这句话不仅引来苏联媒体强烈批判，而且苏联外长谢瓦尔泽纳德也表示“深深遗憾”。

以上可以看出，在戈尔巴乔夫访日之前，日苏两国就有关双边关系缓和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在双边关系缓和的背后各自所追求的目的是不同的。苏联希望利用双边关系缓和来换取日本的经济援助，而日本则希望利用双边关系缓和，特别是借用日本经济援助来换取收回“北方领土”。正是这种缓和背后所追求的目的差异，导致两国不断出现不和谐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