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鼓峰事件惨败后，日军参谋本部总结教训，认为该作战计划“落后时代”，选择地点上有错误，苏联在靠近沿海地区的防御是坚固的，所以决定今后应该选择“敌人没有预想到进攻”的地区进行攻击。[8]随后日本参谋本部确立了中蒙边境地区发动武装冲突计划。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一方面对日本侵华行径采取默认、妥协政策，避免直接刺激日本引火烧身，另一方面也开始加强了对外蒙古地区的控制。苏联认为外蒙古地区经济落后，人口稀少（当时人口80万左右），很容易被日本占领。如果日本占领外蒙古地区，不仅构成对苏联西伯利亚地区的直接威胁，而且极容易切断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造成苏联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联系中断。特别是日本在完成了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又把侵略魔掌伸向中国绥远及察哈尔地区，使苏联方面更加感到日本要进攻外蒙古地区。1934年11月27日，苏联与外蒙古缔结了“绅士”协定，规定外蒙古受到第三国攻击时，苏联承担全部支援义务。为了进一步控制外蒙古地区，1936年3月12日，苏联与外蒙古缔结相互援助条约，规定苏联在外蒙古领土驻扎军队。对于苏联方面单方面与中国边疆地区签订条约的行为，当时中国国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但是苏联方面并没有停止对外蒙古地区的控制。

实际上中蒙边境地区冲突，从1935年就已经出现了，为此1935年6月至8月，在满洲里市举行了所谓“满蒙边境会议”，实质上伪“满洲国”与当时的外蒙古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何谈两国边境问题？该会议背后的真正对手是日苏两国，会议不欢而散。此后中蒙边境冲突不断，但是都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1939年4月23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根据《满苏国境纷争处理纲要》，发出作战命令第1488号，要求由于外蒙古与苏联已经缔结条约，所以该纲要也适用于外蒙古。在国境线不明确地区，各边防部队司令官有权自行确定“满”蒙的边界线。对于苏联及外蒙古军队敢于越过边界线的“不法行为”，各边防部队应该信赖上级司令部，不用担心后果，在现场以必胜信念“彻底惩罚”。[9]

1939年5月11日，诺门坎事件爆发，按日方资料记载，外蒙古边防军数十人越过哈拉哈河进入东岸，伪“满洲国”边防军立即给予回击。[10]按苏联方面资料记载，当天日军袭击了外蒙古边防军哨所。[11]我们这里无须考证哪方先开第一枪，但初期日军明显占了优势，说明日军方面是有所准备的。另外，有关日军参战的人数，据日本学者林三朗《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记载，日军先后投入兵力为15975人，损失12220人，其中战死4786人、受伤5455人、失踪639人、患病1340人，损失率达80%。[12]据俄罗斯学者鲍利斯·斯拉布斯基《通向日苏战争之路——从诺门坎到占领千岛》记载，如按照日本方面正式发表，日军投入诺门坎战斗为76000人，其中战死、伤病达18000人；但按照苏联方面资料统计，日军仅战死至少18300人、被俘虏为464人。[13]据中国学者厉春鹏等人著《诺门罕战争》记载，根据参战的日军第6军军医部编制的诺门坎事件日军伤亡调查表，日军死亡为7696人、负伤为8647人、失踪为1021人、共计为17364人。据1966年10月12日，日本靖国神社举行诺门坎事件战役慰灵祭的报道中，阵亡日军为18000人。该作者认为，诺门坎事件中日军各种伤亡人数应该超过4万。[14]可以看出，诺门坎事件中日军的损失是非常惨重的，对日本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难以忘怀。

诺门坎事件中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日苏双方都不希望把武装冲突扩大成为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如在诺门坎事件最为激烈时，日本东京方面也严格限制关东军不准使用飞机对外蒙古地区的苏联飞机场进行轰炸，担心因此引起日苏之间全面战争。同样苏联在全面大反击时，没有按照常规乘胜追击，而是追击到中蒙边境线就立即停止，也担心会引起日苏之间全面战争。所以本书认为，无论从日本侵华战争的全局看，还是从诺门坎事件本身看，仅能说诺门坎事件是日苏之间一场大规模武装冲突，还不能说是一场真正意义的两国之间军事战争。

此事件期间对日本打击更大的是，8月20日苏军开始大反攻后，在战斗进入白热化之际，8月23日日本最信赖的同盟国德国竟然与苏联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日本企图利用东西两线牵制苏联的战略计划彻底破产。

诺门坎事件惨败，说明日本对苏强硬政策已经无法坚持下去了。1939年下半年，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第三年，日本的速战速决计划根本没能实现，在中国战场上越陷越深。据统计，从1937年到1939年，日本投入中国关内战场的兵力从16个师团增至34个师团。与此同时，在中国东北的兵力从5个师团增至9个师团，而苏联在远东的兵力，从20个师增至30个师（苏联的师兵力相当于日本的师团兵力的75%）[15]，日军已经无力对苏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诺门坎事件为标志，日本开始放弃了对苏强硬政策，进入寻找调整日苏关系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