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件，也暴露出日军装备远逊于苏军，1940年7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会见德国驻日本大使鄂图时讲：“日本要想达到诺门坎事件中苏军的技术、武装、机械化水平，至少需要两年时间。”[16]因此，苏德战争爆发后，在德军处于有利形势下，日本也未敢轻易参加对苏作战。

苏德战争爆发前，日本已经从德国获得情报，1941年6月3日、4日，希特勒和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分别会见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希特勒讲：“德苏关系现在越来恶化，德苏战争大概是不可避免了。”里宾特洛甫讲：如果日本“感到在南进中有困难的话，欢迎日本北进协助德国进攻苏联”[17]。大岛浩大使将此转告东京方面。6月14日，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对此进行研究，并制定了《适应形势转变的国防国策》，决定对待即将爆发的苏德战争，日本方面应该以南北两方面进行战争准备为基础，在北方如果苏德战场出现对日本有利时机时，日本才能参加对苏作战。

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6月25日至7月1日，日本军界和政府就苏德战争爆发与国策问题召开会议。外相松冈洋右从苏德战争爆发的当天就极力主张：“苏德开战的今天，日本应与德国协力讨伐苏联。”[18]日本军界则坚决反对，海军在坚持“北守南进”的原则下，接受陆军的南北备战主张。7月2日，在天皇参加的御前会议上，日本军界的南北备战政策得到最后批准，其对北方备战准备计划方案，即“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简称“关特演”）计划。

7月7日，日本陆相东条英机正式下令实施“关特演”计划。据日军参谋本部估计，当时苏联远东军约有30个师，兵力约70万人，坦克约2700辆，飞机约2800架。从张鼓峰事件、诺门坎事件中，日军了解到苏军战斗力极强，所以准备等待苏联远东军往西部调转达到过半数时，再以优势兵力发动进攻。按参谋本部估计，日军发动对苏进攻时的兵力，应不少于25个师（日军师的兵力约比苏军师的兵力多25%）。而当时驻中国东北、朝鲜的日军仅有14个师。因此还要从日本本土调入7个师，从中国关内调入4个师。另外再从中国关内抽调6个师作为总预备队。

日本一直关注苏德战场的发展变化，7月12日，参谋本部得到的情报说，苏联远东军兵力向西部转移很少，特别是日军准备攻击的乌苏里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地区尚未出现移动迹象。[19]根据上述情报，日军参谋本部有人提出，对苏联作战的关键是时间问题，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冬季很难开展大规模作战，因此不必非要等待苏联远东军减少一半才开战，而应以7月15日苏联部长会议上决定把首都迁移到乌拉尔地区这一政治事态作为进攻的开始。也有人提出，“本年没能认真地进行备战，所以进入严冬发动北方攻势必然会遇到极大困难。本年内应该认真地进行战争准备，等待明年春季来到再作决定”[20]。在苏德战场，由于遇到了苏军的顽强抵抗，德军进攻速度明显放慢。日军参谋本部内部关于何时对苏开战的争论也趋向缓和。8月9日，日军参谋本部做出决定：“无论苏德战场如何变化，取消在1941年内解决北方问题的计划，专心致力于解决南方的方针。”[21]

苏德战争爆发初期，可以说是日本实施长久以来梦想的“北进”计划的最佳时机，但日军却不敢轻举妄动，原因就是日军对苏军实力的惧怕，这种惧怕来自诺门坎事件。如美国历史学家D.马库西利讲：“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所展示的苏联力量，带来良好结果，向日本显示出与苏联的真正战争将会带来毁灭。”英国研究者M.曼基特修也同样讲：“在诺门坎事件中苏联胜利，在很大方面给予重要影响。如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时，日本政府不敢协助德国，就有这方面的经验。”[22]

1942年，德军调集主力部队准备8月发动斯大林格勒战役前夕，7月20日，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向东京报告，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表示，希望随着苏德战场的进展，日本方面能够参加对苏作战。7月25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对北方坚持既定方针，全力准备，极力防止对苏战争发生”。同时训令大岛浩大使转告德国政府，“鉴于目前形势下，北方移兵会缓和对美英的压力，扩大新的正面战争”，拒绝了德国方面的要求。[23]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最危急时刻，德国方面再次要求日本方面参加对苏作战，但是，1943年1月24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再次拒绝德国的要求，认为“对苏保持静态，从日德意三国战争指导上是有利的”。日本的理由是：（1）在东亚地区美英方面反攻越来越激烈，作为日本缓和对美英的压力而扩大在北方新的战争，会造成美英进一步对日本反攻的余地。（2）日本对苏联进攻，在地势上不能攻击其核心地区，极大可能转化为长期持久战争。因此响应德国的呼吁是非常困难的。（3）美国肯定会在日苏之间挑起争端，苏联也了解目前的形势。[24]

综上所述，诺门坎事件是日苏之间一场大规模武装。日本方面挑起诺门坎事件的真正原因是为侵华战争需要，目的就是针对苏联方面的援华行为，对苏联采取以攻为守迫使其放弃援华政策。另外，日本方面挑起诺门坎事件，也是为了造出更大的反苏烟幕，以换取西方国家继续对其侵华行径采取绥靖主义政策。然而在诺门坎的惨败使日本真正认识到苏军实力，对此后的日苏两国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不得不放弃对苏强硬政策，而且在苏德战争中始终不敢轻易参加对苏作战，错过了“北进”的最佳时机。

注释

[1]本节发表于《历史教学》2003年10期。

[2]西春彦監修：《日本外交史》第15卷，東京，鹿岛平和研究所出版会，昭和45年，第128頁。

[3]平井友義：《三十年代ソビエト外交の研究》，有斐阁，平成五年，第166頁。

[4]工藤美知尋：《日ソ中立条約の研究》、南窓社会，1985年，第24頁。

[5]ボリス·スラヴィンスキー、著、加藤幸廣訳：《日ソ戦争ヘの道——ノモンハンから千岛占領まで》，東京，共同通信社，1999年，第40頁。

[6]森岛守人著、联泰译：《阴谋、暗杀、军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4—105页。

[7]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编：《日露·日ソ関係の展開》（国際政治31），有斐阁，1966年，第108頁。

[8]ボリス·スラヴィンスキー、著、加藤幸廣訳：《日ソ戦争ヘの道——ノモンハンから千岛占領まで》，東京，共同通信社，1999年，第168頁。

[9]林三郎著、吉林省社科所日本问题研究室译：《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页。

[10]林三郎著、吉林省社科所日本问题研究室译：《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106页。

[11]ボリス·スラヴィンスキー、著、加藤幸廣訳：《日ソ戦争ヘの道——ノモンハンから千岛占領まで》，東京，共同通信社，1999年，第169頁。

[12]林三郎著、吉林省社科所日本问题研究室译：《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123页。

[13]ボリス·スラヴィンスキー、著、加藤幸廣訳：《日ソ戦争ヘの道——ノモンハンから千岛占領まで》，東京，共同通信社，1999年，第175頁。

[14]厉春鹏等：《诺门罕战争》，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页。

[15]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9卷支那事变陆军作战3册》，1975年版，第147页。

[16]ボリス·スラヴィンスキー、著、加藤幸廣訳：《日ソ戦争ヘの道——ノモンハンから千岛占領まで》，東京，共同通信社，1999年，第179頁。

[17]日本国際政治会、太平洋戰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争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305—308頁。

[18]日本国際政治会、太平洋戰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争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319頁。

[19]日本国際政治会、太平洋戰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争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321頁。

[20]日本中央公论社主编：《历史和人物》增刊，1983年，第63页。

[21]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2页。

[22]ボリス·スラヴィンスキー、著、加藤幸廣訳：《日ソ戦争ヘの道——ノモンハンから千岛占領まで》，東京，共同通信社，1999年，第179頁。

[23]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01页。

[24]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