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列强国家军队的陆续撤退，靠列强国家扶植起来的白匪军叛乱政权也纷纷垮台。这样，在苏俄远东领土只剩下苏维埃政权领导的红军与日本干涉军两大军事力量。1920年3月5日，日本政府做出决定，虽然援救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目的已经达到，但是考虑到西伯利亚形势，需要继续驻军加强防务，防务区域为沿海州及中东铁路沿线，重点为区域交通及治安，防止俄方直接对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采取过激行动。3月31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日本为了维护接壤区域形势，确保侨民生命财产安全，防止俄方对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采取直接过激行动，在自卫基础上继续驻军，对俄国不抱任何政治野心，实现上述目的后迅速撤军。[12]

依据日本政府上述方针，日本驻海参崴军队，1920年4月初，在沿海州地方解除俄国武装团队约7000人的武装，确保日本固守占领苏俄远东地区。4月29日，日本驻军与海参崴政府之间达成协定，约定5月底前，沿海州全境实现停战。正是在此背景下，引发了日本军队与俄国地方武装游击队的冲突，即庙街事件。

针对日本军队赖着不走局面，在布尔什维克党与苏维埃政权内部，一部分人主张应该向日本开战，赶走日本侵略军。伟大领袖列宁分析认为：“问题就是这样摆着：远东、堪察加和西伯利亚的一部分现在事实上为日本所占有，因为那里是受日本的军事力量支配的，正像你们所知道的，环境迫使我们建立了缓冲国——远东共和国。我们知道得很清楚，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西伯利亚的农民忍受着怎样令人难以置信的灾难，日本人在西伯利亚干了多少罄竹难书的暴行。……但是，我们不能同日本打仗，我们不仅应该尽力设法推迟对日战争，如果有可能的话，还要避免这场战争。”[13]在西南有波兰地主武装，南面有邓尼茨残匪威胁的今天，苏维埃俄国没有力量与日本军队作战，对日本军队应该采取回避政策。

苏维埃俄国政府自成立后，就积极开展对日交涉政策，并且提出巨大优惠条件，希望两国保持正常关系。1917年12月1日，在叶卡捷琳堡，根据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命令，通过日本驻俄大使馆秘书上田仙太郎，向日本驻俄国大使内田康哉提议，再次讨论有关日俄条约，通商经济协定及远东、太平洋地区形势，就缔结协议举行谈判。1918年春，苏俄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通过上田秘书，提议再次讨论条约和缔结新通商经济协定。1918年6月，在叶卡捷琳堡，加拉罕对上田秘书提议：

（1）继续按照日本所希望那样修改通商及渔业条约；

（2）对于日本赋予一般性利权并且准备立法，对日本赋予优先的西伯利亚利权；

（3）如果日本不出兵西伯利亚，作为回报条件，日本可以获得所希望的中东铁路、松花江航行权、海参崴自由港等利权，也准备向日本提供库页岛、沿海州各项利权。[14]

1920年2月24日，苏维埃政府通过无线电波，向日本政府提议，讨论和平，作为主要条件，对日本放弃敌对计划，不干涉内政，承认日本在远东地区经济、通商方面特殊权益。1920年3月9日，在伊尔库茨克，苏维埃政府的西伯利亚及远东外交代表雅索根据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指示，向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发电报，提议两国为国民友好善邻关系及维护双方利益举行交涉。对于苏俄政府上述善意提议，日本方面完全采取置之不理姿态，没有做出任何答复。

苏俄远东地区庙街（尼古拉耶夫斯克）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有控制黑龙江出海口、控制库页岛的战略价值。1918年9月，日军第十二师团侵占庙街城后，苏俄游击队并没有放弃收复的努力。1920年2月，苏俄游击队向驻守庙街城日军发起进攻并且收复该城，日军驻守庙街城守备队、海军通信队、在乡会军人等约400人成为俘虏。日军并不甘心这样失败，暗地里从其他地方调来军队援救。5月24—27日，在日本援救部队到达之前，苏俄游击队将所抓获的日本人全部监禁于城里后放火烧城，日军俘虏和领事官员及家属、侨民，共计384人在这场大火中烧死。[15]这就是日俄关系史上所谓“庙街事件”。“庙街事件”反映出苏俄远东地区人民对日本军队的愤怒心情，然而也违背了列宁的“对日本军队应该采取回避政策”指示，为日本军队继续赖着不走制造了借口。

1920年7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今年3月12日以来至5月末，在庙街港帝国守备队、领事馆官员及侨民约700人老弱男女，受到当地过激派残酷虐杀事件出现。帝国政府认为，为了全力维护国家威信决定采取必要措施。然而目前实际上没有可交涉的政府，在将来可能解决本事件的政府建立前，占领库页岛州境内部分地区”[16]。日本以“庙街事件”有损于日本帝国的威信，作为报复措施，决定出兵占领俄国远东地区领土库页岛北部。日本完全占领库页岛，改变了1905年9月双方签署的《朴次茅斯条约》有关两国领土的划分规定。

1920年2月，日俄两国军队在庙街爆发武装冲突后，4月2日，海参崴苏维埃政府远东代表威伦斯基，向海参崴日本派遣军政务部部长松平恒雄提议，为了防止庙街军事冲突再次发生，最有效方法就是停止敌对行动，双方举行和平交涉活动。4月17日，海参崴苏维埃政府远东代表威伦斯基，向海参崴日本派遣军司令官大井成元部下提出苏方建议方案：

（1）苏维埃无意对日本发动侵略及干涉内政；

（2）承认日本在远东方面经济、商业方面特别利益；

（3）修改、恢复旧的条约，缔结新的条约；

（4）考虑废弃债务问题；

（5）就有关日苏和平会议及通商关系确定交换意见；

（6）日本政府宣布从西伯利亚撤军。

4月18日，威伦斯基拜访海参崴日本派遣军政务部部长松平恒雄，希望上述提议获得其认可。1920年5月1日，威伦斯基以“追加条件”向松平恒雄口头提议，根据莫斯科指示：（1）为了推动协商日军撤出；（2）苏俄方面不维持太平洋舰队，限制军队，海参崴要塞解除武装成为商业港口；（3）商议地点为莫斯科，或伊尔库茨克，或哥本哈根（丹麦），征求日本政府意见。[17]苏维埃政府上述善意的和平呼吁，并没有获得日本方面接受，相反日方暗地里调集军队企图歼灭庙街苏俄游击队，结果导致军事救援不成，造成被俘人员384人遇难，即所谓“庙街事件”。

为了避免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布尔什维克党与苏维埃政府决定，如在苏俄远东领土上公然地挂出苏维埃俄国的国旗，必然会直接引起新的战争。为了避免与日军发生战争，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在贝加尔湖以东至太平洋沿岸的广大地区内，建立一个挂着民主主义国旗的新的国家。这样，一方面该国家作为缓冲国，可以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向西伯利亚纵深侵入；另一方面由于该国家标榜自己为民主主义国家，而非共产主义国家，就会使得日本派遣军阻止共产主义势力蔓延的借口消失。

1920年3月上旬，苏俄红军进入伊尔库茨克后停止向东推进，以避免同贝加尔湖地区的日本军队发生冲突。3月28日，在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和俄共（布）西伯利亚局组织下，在上乌金斯克（今乌兰乌德）召开了外贝加尔湖劳动者代表大会。4月6日，会议宣布成立资本主义民主议会制的远东共和国，其领导人为布尔什维克党人克拉斯诺切戈夫。5月15日，苏维埃俄国政府宣布承认远东共和国独立。

苏维埃俄国政府对日本政策方面，一方面利用远东共和国方式铲除日本出兵防止“赤化”的借口，远东共和国主动与日本占领军交涉，争取实现日本撤军国家统一。另一方面就是仍坚决打击国内白匪军，铲除日本利用白匪军分裂俄国领土。随着日本从贝加尔湖地区撤军，俄国远东唯一傀儡政府谢苗诺夫政权丧失援助，1920年11月，被苏俄军队打败逃亡外蒙古，苏俄军队乘势追击彻底歼灭。

对于远东共和国成立，日本方面也表示欢迎。1920年5月11日，日本派遣军司令官大井成元发表声明，欢迎在俄国远东领土上成立自治行政区域，为了促进该事态形成，日方中止与俄方军队战争行为，并设置停战区域。远东共和国方面对此表示赞成，7月15日，远东共和国代表与日本派遣军代表举行会谈，双方签署停战协议。7月16日，双方代表以交换声明形式达成协议内容如下。

1.在俄国远东领土全境建立不受其他武力干涉的、统一各个政权的、单一的政府作为缓冲国，是保持远东领土和平秩序的最好方法。

2.该国不采用共产主义，立足于民主主义。

3.日本军队对上述统一会议的召开方式及活动不予干涉，对于出席会议的代表不论其信仰如何，为其出席会议提供方便。

4.远东共和国不允许苏维埃军队进驻或通行该国境内。

5.该共和国保障日本人的人权不受侵害，尊重他们的权利。

6.该共和国及日本军司令部负有运用和平方式解决一切纠纷的义务。[18]

日本之所以承认远东共和国：一是列强国家武装干涉苏俄革命失败，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都是短命鬼，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如此。二是日本企图以非共产主义缓冲国——远东共和国，来阻止共产主义思潮向临近的日本、朝鲜、中国东北等地传播，以维持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些地区的统治。三是日本企图控制远东共和国，以达到其从苏俄国家中永久分离出来，最终使之成为日本势力范围或者统治的殖民地的目的。从上述协议可以看出，苏维埃政府向日本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让步。

1920年10月28日，苏俄远东地区的海兰泡政权、海参崴政权、外贝加尔政权、远东共和国及库页岛的代表，在赤塔举行了大会。11月1日，大会发表宣言并且宣布：

1.塞纳河以东的远东俄国领土独立。

2.在制宪会议召开之前，选举出新的远东共和国政府官员，其负有文武全权，政府遵守民主主义，保存私有制度。

3.各个地方政权同时失去国家的意义。[19]

本次大会选举出原来远东共和国政府领导人克拉斯诺切戈夫等七名布尔什维克党人为新政府官员，政府设在赤塔，会议于11月11日闭幕。

1921年2月12日至3月22日，远东共和国召开了制宪会议，制定了非共产主义制度的宪法。远东共和国完成了远东俄国领土的统一，领土范围西自色格楞格及贝加尔湖，东至太平洋岸边的所有前帝俄土地，包括贝加尔沿岸省、外贝加尔省、阿穆尔省、阿穆尔河沿岸省、滨海省、堪察加省、库页岛北部等地，总面积300多万平方公里（实际控制面积17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186.6万。苏俄驻扎在上乌金斯克和伊尔库茨克的红军部队同贝加尔湖地区的游击队组编为共和国人民革命军。10月底，最后一批日本军队撤离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各股白匪军势力被相继击溃，远东共和国领土连成一片。

远东共和国成立后，其对日本政策主要目标是，一方面使日本尽快撤兵，另一方面使其尽快承认苏维埃俄国政府。在其政策实施上，远东共和国除多次向日本方面呼吁就和平、通商、撤军等内容举行谈判之外，主要利用各种条约的缔结，表明自己与苏维埃俄国政府的关系，同时也设法利用日美两国在此问题上的矛盾，迫使日本接受自己的主张。远东共和国政府与苏联政府还利用各种形式，向全世界人民广泛宣传日本侵略的罪行，唤起全世界人民的援助。此时日本国内，工商企业界强烈要求开拓海外市场，特别是要求政府尽快与远东共和国政府签订经济贸易协定，以避免美国独占这一具有广泛发展前途的海外市场。1921年7月，日本政府决定与远东共和国政府举行会谈。

1921年8月26日，日本代表与远东共和国代表，在中国大连举行双方会谈。远东共和国在会谈上的主要目标是要求日本迅速撤军，而日本在会谈上的主要目标则是实现通商。大连会谈上，日方除提出一般通商问题之外，更强硬地提出：保证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证日本人不受来自苏俄方面的威胁；废弃对外国人的各种生产上的严格限制；至少对于日本人不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并且禁止共产主义内容的宣传；拆除沙俄时期构建的具有威胁性军事设施；西伯利亚地区内所有产业，对外国人实现门户开放主义。[20]显然，日本将其所控制的苏俄领土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看作殖民地。针对远东共和国提出的撤军问题，日本要求在签订“日苏基本条约”后，从俄国远东大陆撤军；待“庙街事件”解决后，从俄国库页岛北部撤军。对于庙街事件，远东共和国政府表示不负责任。日本政府强硬对苏政策结果，1922年4月16日，大连会议宣布破裂。

大连会议破裂后，日本政府遭到国内各阶层人士的强烈批评，特别是日本工商业界强烈要求与远东共和国政府签订通商协定。另外，日本军队长期赖在苏维埃俄国领土上，也使日本政府的财政开支出现困难。据日本方面公布，出兵苏维埃俄国领土4年多，共计造成军队死亡1475人、伤1万余人、病死600余人，财政支出高达7亿日元左右。[21]基于上述各种原因，1922年6月24日，日本政府宣布，10月末前从滨海边疆区撤出军队，完成在俄国大陆上撤军。与此同时，适当缩小在库页岛北部的占领范围，以期待庙街事件解决。

1922年2月17日，远东共和国政府与苏维埃俄国政府缔结经济同盟条约，规定该共和国与其他国家缔结一切经济及关税协定，必须事先得到苏俄政府的同意。此协定，一是表明了远东共和国政府与苏俄政府的关系，二是迫使日本认识到，与远东共和国政府建立经济关系时，先要与苏俄政府交涉，实质上是逼迫日本政府承认苏维埃俄国政府。

1922年7月，日苏双方再度协商决定，在中国长春市举行谈判。在远东共和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日本政府同意苏维埃俄国与远东共和国组成联合代表团参加会谈。9月4日，长春会议召开。在双方代表交换各自委任书时，就发生了矛盾。苏俄方面以两国统一代表资格参加会议，其权限包括远东共和国在内的广大苏维埃俄国领土范围，而日本方面代表，其权限仅仅为远东共和国的范围内。这样，长春会议开始就因代表权限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另外，双方就是否以大连会议结果为基础进行谈判也出现争论。日本代表要求以大连会谈结果为基础继续谈判，而苏俄代表则要求放弃大连会谈结果重新谈判，长春会议经过21天交涉后，9月25日不得不宣布破裂。

1922年2月，远东共和国军队占领水路、陆路交通重镇伯力（哈巴罗夫斯克），接着向苏俄远东最大港口海参崴逐渐逼近，迫使日军又不得不于1922年8月开始从滨海州撤兵，至10月25日，日军从海参崴撤军完毕。日军撤离远东大陆，结束了对苏俄的大规模军事干涉行动。随着日本军队撤离，苏维埃政权恢复了对远东地区及太平洋沿岸控制权。日本军队从苏俄远东大陆撤出，作为与日本陆地上的缓冲国——远东共和国的存在也就失去意义。为了今后使单一的苏维埃俄国政府与日本政府谈判，防止日本企图使远东共和国永久化与强化其资本主义性质，1922年11月15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同意远东共和国的“申请”，宣布合并远东共和国。至此，远东共和国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远东共和国虽然在历史上仅存在两年半左右，但是它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相对稳定东北亚的国际关系起了重要作用。远东共和国的建立与苏维埃俄国被迫同德国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一样，都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做出的“革命妥协”，但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赢得了必要的喘息时机。作为缓冲国，远东共和国的建立，也使日本武装干涉苏俄远东领土失去借口，同时也避免了苏俄军队与日本军队发生战争的危险，相对稳定了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远东共和国与美国的经济交往，表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可以有私人资本的存在，可以利用市场经济中某些有益的因素。远东共和国在具体政策制定上拥有一定的灵活度，特别是其租让政策的执行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租让政策的实行用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同样可以利用私人资本，甚至是外国资本。远东共和国与美国的经济交往，加深了美、日两国之间的矛盾，在国内外的共同压力之下，日本只能撤兵。美国通过与远东共和国的经济交往，加深了对远东共和国和苏俄的了解，促使美国政府一味敌视苏俄的政策有了部分转变。特别是美国民众对远东共和国的巨大兴趣，直接影响了美国政府在远东问题上的态度和政策。

远东共和国的建立，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在整个世界国际关系中，是一个特殊的范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它为解决国家、地区间的冲突提供了经验。1922年12月30日，在莫斯科举行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从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下简称苏联）出现在20世纪的国际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