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卷《二十九种对》收在元兢所论平、奇、同、字、声、侧及的名、异类诸对。

第十二平对和第十三奇对，都是元兢提出的。平对就是平常之对，像青山、绿水一样。相对于奇对而言，平常的的名对、异类对、同对之类，都是平对。所谓奇对，用元兢的话来说，是出奇而取对。一般的情况，的名对也好，异类对和同类对也好，都只有一层对偶。而奇对则有二层以上的对偶。元兢所举的例子，马颊河和熊耳山，作为河名和山名，是一层对偶，在河名和山名中，马和熊是兽名，颊和耳是形名，是又一层对偶。还有如漆、沮、四塞，漆与四是数名，又两字各是双声对，这就包含数名和双声二层对偶。又如曾参和陈轸，作为古人名是一层对偶，参与轸同是二十八宿名，又是一层对偶。这就叫出奇而取对，这就叫奇对。只要出奇而取对，的名对、异类对和同类对同时可以是奇对。如果不能出奇而取对，那它们就只是平常之对。二层以上对偶，出奇而取对，当然是更高的对属艺术。初唐人们是借着总结和提出各种对属，探求更为精致复杂的艺术表现技巧。

“第十四同对”收存有元兢《诗髓脑》和上官仪《笔札华梁》之说。元兢称为同对，上官仪称为同类对。元兢的同对，是同类又同义或义相近，他说，若大谷、广陵，薄云、轻雾；此大与广、薄与轻，其类是同，故谓之同对。大与广，薄与轻，其实既同类，在特定的语境中，表示的语义又相近。这与他的正对不同，也与他的异对不同。上官仪的同类对，有一部分也是语义相同或相近，如宵、夜，朝、旦，山、岳，途、路之类。元兢和上官仪都以同义之词为同对。上下句中用同义之词，曾被批评为繁说病，后来也批评对属中的合掌，有的也指这种情况。北卷《论对属》引《笔札华梁》和《文笔式》，也说到以日对景，将风偶吹，持素拟白，取鸟合禽的情况，以为“虽复异名，终是同体。若斯之辈，特须避之”。一边把这种情况列为对属的一种，一边又批评这种情况，说明对同一对属有不同看法，甚至同一作者（如上官仪），在不同的场合，也有不同看法。也可能只是客观地总结，前人有这种情况，给予客观的总结，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赞成可以用同义之词为对。

第十五字对，第十六声对和第十七侧对，出元兢《诗髓脑》和崔融《唐朝新定诗格》。第十七侧对，崔融称之为“字侧对”。

所谓字对，就是仅以某一字面之义相对。元兢举例，桂楫、荷戈。“荷戈”的“荷”在这里作动词用，为负之义，在意义上本不与“桂”字相对。但是“荷”同时是草名，这就可以和“桂”相对。崔融举例，“山椒架寒雾，池篠韵凉飚。”“山椒”是山顶的意思，和意为傍池竹的“池篠”本不相对，但仅从字面看，“山”可与“池”相对，而“椒”可与“篠”相对。“何用金扉敞，终醉石崇家。”“金扉”是普通名字，并非人名，而“石崇”是人名，本也不相对，但从字面看，“金”与“石”对，“扉”与“崇”对。“石崇家”三字，醍醐寺甲本、仁和寺甲本、义演本作“石家崇”。若从醍醐寺甲本等本，则“金扉”与“石家”更为切对。崔融又一例“原风振平楚，野雪被长菅。”平楚为草木广远貌，与“长菅”本不相对。但只从字面看，“楚”是灌木，“菅”为草名，则可相对。

所谓声对，就是以同声别字相对。元兢举例晓路、秋霜，崔融举例“彤驺初惊路，白简未含霜”。“路”是途路，字义与“霜”本不相对，字面意义也不相对，因此说“字义俱别”，但“路”声与“露”同，借其同声别字，便可以与“霜”字相对。又一例：“初蝉韵高柳，密茑挂深松。”“茑”为草属，与“蝉”本也不对，但“茑”字声与“鸟”同，因此可以与“蝉”相对。

所谓侧对，是用字体一侧相对。元兢举例，冯翊、龙首。冯翊为地名，龙首为山名，但从字义看，冯与龙，翊与首，并不相对。但若取其字体一侧，“冯”字半边有“马”，可与“龙”为对；“翊”字半边有“羽”，可与“首”为对。同样的道理，元兢举例，泉流和赤峰，“泉”字其上有“白”，与“赤”为对。崔融举例，“忘怀接英彦，申劝引桂酒。”“英彦”与“桂酒”本不相对，但“英”之半体为“艹”和“桂”之半体为“木”，“彦”之半体为“彡”，“酒”之半体为“氵”，故可相对。又二例：“玉雞清五洛，瑞雉映三秦。”“桓山分羽翼，荆树折枝条。”前诗“玉鸡”是神鸟，“瑞雉”指雉堞，字义俱别，本不相对，但“瑞”字有“玉”旁，与“玉”可相对，“雞”和“雉”均有“隹”旁，也可相对；后诗“桓山”与“荆树”本也不相对，但“桓”之侧为“木”，“荆”之侧为“艹”，可以相对，“树”之侧为“村”，可与“山”成对。

这三种对属都是义不相对。“第十五字对”元兢明确说：“不用义对，但取字为对。”崔融也说：“字对者，谓义别字对是。”“第十六声对”崔融明确说：“声对者，谓字义俱别，声作对是。”“侧对”也是一样。崔融说：“字侧对者，谓字义俱别，形体半同是。”以字面别义相对，以同声别字相对，以字侧半体相对，就是不用字词的本身之义相对。这类对属，纯粹是形式上的对仗。

这可以说从一个侧面更为充分地表现了对属的特性。对属从一开始，就带有形式化的特点。不过这种形式化，总是和内容联系在一起，词语形式相对的同时，词语之间的内容往往也是相对的。或者说，词对义也对。但这些对仗，确实有形式上相对的一面。从艺术上来说，对偶本来就属于表现形式。字对、声对和侧对是把对属所注重的形式性发挥到极致，以至于可以离开字义，以单纯的形式相对。

这三种对属充分利用汉字的特点。汉字的基本特点，是音、形、义的统一。就义来说，汉字往往一字多义。字对正是充分利用了很多汉字一字多义的特点。汉字又多有同声字协声字。这一点早为人们所认识，《左传》多有同声假借字，《说文解字》多有“读若”类字，所谓“读若”，也是同声字。初唐人们提出“声对”之说，不过是把这种认识运用到对属论中。汉字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形”。很多字，本来就是象形字。很多汉字由不同的部首组成，作部首的汉字偏旁，大都具有表示意类的作用，很多形旁相同的字，字义上往往有某种联系。文学创作上，人们要注意到字音的同时，也注意到字形。刘勰《文心雕龙》有《练字》篇专门从字形上谈文章写作中文字的选择和运用，他提出字形单复妍媸的问题，提出字形肥瘠的问题。他还提出半字同文的问题，就已是从文章写作的角度涉及到字的偏旁问题。初唐人们论文病，也涉及字形问题。崔融提出丛木病，就是不主张二句诗中同一偏旁的字出现太多。元兢崔融提出侧对之说，不过是把这种文学中对字形的认识运用到对属论中。这反映了初唐对属论的一种倾向。人们在对属论中充分注意到汉字音、形、义的特点，充分发掘汉字的表现力。

从材料来看，至晚在齐梁时代，已有人用同声别字为对，并且以颜色字和数字居多。比如，沈约《齐讴行》：“青丘良杳郁，淄宫信疏敞。”借“淄”音“紫”与“青”相对。沈约《应王中丞思远咏月》：“网轩映珠缀，应门照绿苔。”萧绎《赋得涉江采芙蓉》：“叶卷珠难溜，花舒红易倾。”江总《衡州九日》：“园菊抱黄华，庭榴剖珠实。”都是借“珠”音“朱”分别与“绿”、“红”、“黄”相对。萧纲《咏初桃》：“枝间留紫燕，叶里发轻香。”何逊《奉送始兴王》：“桂晚花方白，莲秋叶始轻。”都借“轻”音“青”分别与“紫”和“白”相对。江总《咏双阙》：“刻凤栖清汉，图龙入紫虚。”借“清”音“青”与“紫”相对。庾肩吾《岁尽应令》：“聊开柏叶酒，试奠五辛盘。”借“柏”音“百”与“五”相对。

至晚在梁陈时代，已有人借字面之义相对。如萧绎《赋得竹》：“柯亭临绝涧，桃枝夹细流。”柯亭为古地名，又名高迁亭，在今浙江绍兴西南，“柯亭”与“桃枝”本不相对，但“柯”字有乔木意，可与“桃”相对。何逊《早朝车中听望》：“宿雾开驰道，初日照相风。”“相风”为相风乌，为专有名词，与“驰道”本不相对，但“相”“驰”同为动词，“道”“风”同为名词，借其字面之义，故可相对。何逊《赠诸游旧》：“望乡空引领，极目泪沾衣。”“空”字在此处作状语，是空自的意思，与“泪”本不相对，但“空”字字面有天空意，可作名词，与“泪”相对。何逊《别沈助教》：“道险若波澜，人生异金石。”“道险”是主谓结构，道路艰险之意，“人生”是固有名词，人之一生之意，二词本不相对，但“人”与“道”均是名词，“险”是形容词，“生”可解作动词，故可相对。江总《游摄山栖霞寺诗》：“荷衣步林泉，麦气凉昏晓。”“荷”在这里是“负”的意思，用作动词，与“麦”字本不相对，但“荷”字字面义是植物，是荷叶荷花，故可与“麦”相对。江总《三善殿夜望山灯》：“采珠非合浦，赠佩异江滨。”合浦，古郡名，在今广西，以产珍珠出名，这是专有地名，与“江滨”本不相对，但从字面义，“浦”和“滨”则可相对。江总《赋得一日成三赋应令》：“飞文绮縠采，落纸波涛流。”前句之“采”为色彩之意，为名词，与后句作为动词的“流”本不相对，但“采”字字面有采集义，可用作动词，故可与“流”相对。初唐也有这样的例子。如虞世南《结客少年场行》：“寻源博望侯，结客远相求。”“博望”为古地名，在今安徽，博望侯为专有官名，与“远相求”本不相对。但从字面看，“博”与“远”，“望”和“相”，均可相对。“侯”字音“候”，可与动词“求”相对。虞世南《门有车马客》：“日斜青琐第，尘飞金谷苑。”“金谷”为专有地名，与“青琐”本不相对，但从字面看，“金”与“青”，“谷”与“琐”可相对。

这是符合文学的历史发展的。魏晋文学自觉以后，人们追求与探寻各种艺术表现手法和技巧，诗歌逐渐讲究对偶。齐梁以后，一方面，不仅讲求字词的对偶，也讲求声律的对偶；另一方面，则探求各种对偶形式。诗歌创作中的声对和字对可能因此应运而生。初唐人们提出声对和字对，正是对这一探索过程的总结。

但是侧对似有不同。从前代诗歌，我们能找到一些例子，这些例子，或者可以解释为侧对。比如沈约《有所思》：“昆明当欲满，蒲萄应作花。”“满”为动词，与“花”不相对，但“满”字形体一半为“氵”，可与“花”偏旁“艹”为对。萧纲《莲曲其一》：“风起湖难度，莲多摘未稀。”“湖”为名词，与动词“摘”不相对，但“摘”字一半为“扌”，为手字，可与“湖”相对。初唐也有几例。如宋之问《夜饮东亭》：“暗芳足幽气，惊栖多众音。”“芳”为名词，“栖”为动词，本不相对，但“芳”字上半为“艹”，“栖”字一半为“木”，可以相对。虞世南《奉和至寿春应令》：“文鹤扬轻盖，苍龙饰桂舟。”“轻”为形容词，“桂”为名词，本不相对，但“轻”字一半为“车”，则可与“桂”字相对。但是这样的例子不多，而且，把这些例子解作侧对，说作者本意就是以此为侧对，多少有些勉强。前代诗人是否意识到侧对并在诗中自觉运用，很难说。“第十七侧对”引元兢说有一段话，说：“以前八种切对。时人把笔缀文者多矣，而莫能识其径路。于公义藏之于箧笥，不可示于非才。深秘之，深秘之。”这里所谓“八种切对”，指平对、奇对、同对、字对、声对、侧对这六种出元兢《诗髓脑》的对属，另加上“第一的名对”“第六异类对”作为“元兢曰”的正对和异对，不需要以为“八种切对”为“六种切对”之误[6]。“于公义”解作人名，以为是于公异[7]；或者以为“于”字为“乎”字之讹，“公”字为“八”字之讹，当训作“莫能识其径路乎，八义藏之箧笥云云”，而“八义”就是前面所说的“八种切对”[8]。于公异为中唐时人，元兢是初唐时人，元兢论对属，决不可能论及中唐之人。以为“公”字为“八”字之讹，可备一说，但“公”字上半其形固可为“八”字，但其下半之形“厶”则作何解释？因此这二说都不可靠。我以为，“于公”本不是人名，“公”字或为“今”字形讹。当训为“于今义藏之箧笥”，这是说，笔者即元兢自己欲将此义深藏之箧笥。说平对等八种对时人都莫识其径路，显然有些夸张，但就侧对来说，前代诗歌创作很少侧对之例，那么，元兢说时人莫能识其径路，要将此义藏之于箧笥，是有道理的。如果说，初唐人们提出声对和字对，是对前人创作经验的总结，那么，侧对的提出很可能是元兢和崔融的创意。他们是根据汉字字形的特点，根据对偶形式化的特点，当然也根据创作的需要，提出这类很有创意的对属。

以字面之义相对，以同声别字相对，用字体一侧相对，都不用字词的本身之义相对，这是为类对属的共有特点。这类对属，把文学中对汉字音、形、义特点的认识运用到对属论中，充分发掘汉字的表现力，把对属这一表现手法所注重的形式性发挥到极致。从文学发展看，诗歌创作中声对和字对的运用是魏晋文学自觉以后，人们探寻各种艺术表现手法和技巧包括各种对偶形式的结果，初唐人们提出声对和字对，正是对这一探索过程的总结。侧对则前代少见其例，元兢说时人莫能识其径路，要将此义藏之于箧笥，是有道理的。侧对的提出，很可能是初唐元兢和崔融他们的创意。他们是根据汉字字形的特点，根据对偶形式化的特点，当然也根据创作的需要，提出这类很有创意的对属。这也是一种艺术探求。简单地说这几种是宽泛之对，是不够的。这是我们对这几种对属的一些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