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兢《诗髓脑》调声说(1 / 1)

元兢《诗髓脑》的调声说在天卷《调声》。

元兢说:“声有五声,角徵宫商羽也。分于文字四声,平上去入也。宫商为平声,徵为上声,羽为去声,角为入声。”这是对五声和四声关系的认识。他又引沈隐侯即沈约之论,说:“欲使宫徵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可知元兢的调声之术,是沈约声律说的延续和发展。

他自己提出的调声之术有三,一曰换头,二曰护腰,三曰相承。

(一)元兢论换头

关于换头,他自引其诗《于蓬州野望》,然后说:

此篇第一句头两字平,次句头两字去上入;次句头两字去上入,次句头两字平;次句头两字又平,次句头两字去上入;次句头两字又去上入,次句头两字又平:如此轮转,自初以终篇,名为双换头,是最善也。

如人们所看到的,这里把“平”和“上去入”区分开来,把“上去入”作为一类概念,与“平”相对。自梁刘滔以后,这是四声二元化更为明确的认识。《文笔眼心抄》引这一段,就作“第一句头两个字平,次句头两字侧;次句头两字侧,次句头两字平……”凡是作“上去入”的地方,都作“侧”。这可能是空海编《文笔眼心抄》时所改,也可能是本来就有两种版本,元兢《诗髓脑》论调声关于“上去入”本来就有另一说。

也如人们所看到的,这一段既意识到近体诗律对的问题,也意识到粘的问题。“第一句头两字平,次句头两字去上入”,这二句是对。再接下“次句头两字去上入,次句头两字平”,这是讲第三句和第四句。第三句“头两字去上入”,相对于第二句的“头两字去上入”是粘,而第四句“头两字平”,与第三句又是对,如此轮换。如果把他所说的去上入换成仄字,将句式排列起来,则应该是:平平〇〇〇,仄仄〇〇〇。仄仄〇〇〇,平平〇〇〇。平平〇〇〇,仄仄〇〇〇。仄仄〇〇〇,平平〇〇〇。他自引其诗《于蓬州野望》为例:“飘颻宕渠域,旷望蜀门隈,水共三巴远,山随八阵开。桥形疑汉接,石势似烟回。欲下他乡泪,猿声几处催。”平仄粘对完全合于近体诗律。这里说的是“头两字”,头两字平,头两字去上入,都是“两字”。两字一个语音节奏。虽然没有说明后三字的语音节奏,没有说明五言全句的音步,但从例诗来看,无非两种情况,一是二二一(如“飘颻宕渠域,旷望蜀门隈”),一是二一二(如“桥形疑汉接,石势似烟回”)。不论平仄还是粘对,还是音步,所引例诗都已完全合律,是一首标准的五言平头正律势尖头。

为什么只说“换头”?可能是以“头”代表全篇,由头两字的平仄轮换,可以推衍出第三字第四字乃至第五字的平仄轮换。可能“换头”限头二字,而另有规定限定第三、第四、第五字,比如,下面的“护腰”就是限定第三字,而此前人们已提出的二四不得同声,则实际规定了第四字的平仄,因为如果第二字是平,则第四字必然是仄,按二字一音步考虑,则第三字与第四字为一语音节奏,头两字同声,而三四字同声,则前四字必然是“平平〇仄”或“仄仄〇平”。而上尾,则限定了第五字。如果上句第五字是仄,而下句第五字必然是平,则上下句的句式应该是平平〇仄仄,仄仄〇平平,或仄仄〇平仄,平平〇仄平……这已是严格很规范的五言近体诗律体规则。

这是双换头。他又提出只换第二字的换头,可以称之为单换头。他说:

若不可得如此,即如篇首第二字是平,下句第二字是用去上入;次句第二字又用去上入,次句第二字又用平:如此轮转终篇,唯换第二字,其第一字与下句第一字用平不妨,此亦名为换头,然不及双换。又不得句头第一字是去上入,次句头用去上入,则声不调也。西卷《文二十八种病》引元兢说也是同样的意思,元兢说:

上句第一字与下句第一字,同平声不为病;同上去入声一字即病。若上句第二字与下句第二字同声,无问平上去入,皆是巨病。此而或犯,未曰知音。今代文人李安平、上官仪,皆所不能免也。

这里提出二点,一是只换第二字。二是第一字同平声不为病,而同上去入声则为病。只换第二字,当然值得注意。显然意识到句子的节奏点在第二字。第二字必换而第一字可换可不换,后来所说的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显然和这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一字同平声不为病,同上去入声则为病,也是值得注意的。这里所说的同上去入声,可以有二种理解。既可以理解为上去入声之间,也就是仄声范围之内不能同声,即使上句为上声,下句为去声或者入声也不允许。但也可以理解为只是各自不能同声,也就是不能同为上声,或同为去声,或同为入声,而如果上句第一字为上声,而下句第一字为去声,或入声,虽同为仄声,则是允许的。比较可能是第二种理解,因为元兢论龃龉病,一句之内,除第一字及第五字,不允许其中三字二字相连同上去入,引上官仪说“犯上声是斩刑,去入亦绞刑。”举曹植诗例:“公子敬爱客。”说“敬”与“爱”二字相连“同去声”即犯龃龉病。

元兢批评“今代文人李安平、上官仪,皆所不能免也”。李安平未详。上官仪确实有五言诗第一字同上去入声的情况。《全唐诗》收上官仪18首五言诗(包括二首五七杂言),共89个上下句,上下句第一字同去声的有3例,同入声的2例[2]。但是,初唐讲究声韵格律,在律体诗形成中有着贡献的那些诗人,都未能避免这种情况。查检他们有的五言八句诗,这是走向律体的有代表性的诗体。沈佺期五言八句诗77首,308个上下句。上下句第一字同去声的5例,同上声的2例。宋之问五言八句诗97首388个上下句,上下句第一字同去声的4例,同入声的1例。李峤五言八句诗164首,656个上下句,上下句第一字同上声3例,同去声9例,同入声1例。杜审言五言八句诗28首,112个上下句,上下句第一字同去声2例,同入声3例。崔融五言八句诗9首,36个上下句,上下句第一字同去声1例。这样一些当时很重视声律的人尚且不能完全避免,可能元兢提出的是一个比较严格的要求。

但是,这些诗人上下句第一字同平声确实放得比较松。上官仪18首五言诗89个上下句中,上下句第一字同平声23例,占25. 8%,沈佺期五言八句诗77首308个上下句中,上下句第一字同平声109例,占35. 3%。宋之问五言八句诗97首388个上下句中,上下句第一字同平声115例,占29. 6%。李峤五言八句诗164首656个上下句中,上下句第一字同平声201例,占30. 6%。杜审言五言八句诗28首112个上下句中,上下句第一字同平声22例,占19. 6%。崔融五言八句诗9首36个上下句中,上下句第一字同平声12例,占33. 3%。苏味道五言八句诗8首32个上下句,上下句第一字同平声12例,占37. 5%。而和上下句第一字同仄声的相比。即使仄声范围之内上去入声之间也算同声,上官仪五言诗上下句第一字同仄声9例,占10. 1%。沈佺期五言八句诗上下句第一字同仄声25例,占8. 1%。宋之问五言八句诗上下句第一字同仄声29例,占7. 4%。李峤五言八句诗上下句第一字同仄声33例,占5%。杜审言五言八句诗第一字同仄声共11例,占9. 8%。崔融五言八句诗第一字同仄声3例,占8. 3%。苏味道五言八句诗第一字同仄声3例,占9. 3%。上下句第一字同平声的比例,都大大超过上下句第一字同仄声。这当中,甚至有的五言八句诗第一字全部用平声,如崔融《则天皇后挽歌二首》其二“前殿临朝罢”。至于一首五言八句诗四个上下句中,第一字同平声有3例的情况更有不少。

就是说,元兢的单换头的调声之说,确实反映了当时人们普通的调声情况。人们确实以为上下句第一字同用平声不妨,而比较注意避免第一字同仄声,特别是同上声去声入声。当然,这后一种情况,是更为严格的要求。

为什么第一字用平声不妨,而同上去入声则不可呢?这可能与人们的观念有关。齐梁时刘滔就说过:“平声赊缓,有用处最多。”元兢论蜂腰,也以为第二字与第五字同平声不为病(均见西卷《文二十八种病》“第三蜂腰”)。下面将要谈到,元兢论护腰,也以为上句之腰与下句之腰“平声无妨”(天卷《调声》)。《文笔式》也说:“但四声中安平声者,益辞体有力。”(西卷《文笔十病得失》)后来的王昌龄也说:“夫文章,第一字与第五字须轻清,声即稳也。”这里讲的“轻清”,就是平声,而这里讲的,正是第一字须用平声。王昌龄说:“其中三字纵重浊,亦无妨。”就是说,如果是仄声(所谓“重浊”,则当放在中间三字,而不当放在第一字。这正反映了一种观念,即第一字用平声无妨。

(二)元兢论护腰

元兢提出的又一调声术是护腰。他说:

护腰者,腰,谓五字之中第三字也;护者,上句之腰不宜与下句之腰同声。然同去上入则不可用,平声无妨也。

所谓“护腰”,实际就是避木枯病。西卷《文二十八种病》说:

第十一,木枯病。谓第三与第八之犯也。即假作《秋诗》曰:“金风晨泛菊,玉露宵沾兰。”一本“宵悬珠”。又曰“玉轮夜进辙,金车昼灭途。”释曰:“宵”为第八,言“夜”已精;“夜”处第三,须“宵”乃妙。自余优劣,改变皆然,聊著二门,用开多趣。

上句之腰与下句之腰,也就是五言两句的第三字与第八字,护腰,也就是避免第三与第八之犯。“木枯病”可能和水浑、火灭、金缺等病一起,出《笔札华梁》,也可能出《文笔式》。同样第三与第八字相犯,一称作护腰,一称作木枯,对同一声病的称呼并不一样,说明对这一声病规律尚在探讨过程之中。尚在探讨,因此对一些声病可能还没有形成为人们所认可的统一的称呼。

这里说到同去上入不可用,而平声则无妨,又一次体现了平声有用处多的观念。元兢举庾信诗为例:“谁言气盖代,晨起帐中歌。”举庾信诗为例,说明这是永明之后形成的观念。元兢说:“气是第三字,上句之腰也;帐亦第三字,是下句之腰,此为不调。”气和帐同为去声,因此不调。西卷“第十一木枯病”举了二例,一例为“玉轮夜进辙,金车昼灭途”,夜和昼都为去声。从举例看,所谓不能同去上入,可能是指不能同去声,或不能同上声或同入声,可能不是说仄声之内不能同声,不是说去声和入声相对,或上声和入声相对。当然,也可能说的是宽泛的不能同仄声。

元兢说用平则无妨,而西卷《文二十八种病》“第十一木枯病”举《秋诗》为例:“金风晨泛菊,玉露宵沾兰。”“晨”、“宵”正是同为平声,而被作为声病之例。这说明,在某些人(比如元兢)那里,平声无妨,而在另一些人那里(如提出“木枯病”的人们),则显然以为平声亦有妨。

查检当时诗作,上官仪14首五言诗(不包括五七杂言)中,全护腰者3首,占21. 4%。沈佺期77首五言八句诗中,全护腰者27首,占35%。宋之问97首五言八句诗中,全护腰者28首,占28. 8%。李峤164首五言八句诗中,全护腰者63首,占38. 4%。杜审言28首五言八句诗中,全护腰者12首,占42. 8%。这说明,当时比较讲求声律的那些诗人,确实比较注意的护腰,注意上句之腰不与下句之腰同声,不论同平声还是同仄声。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还有另一方面。这些诗人的诗作中,全护腰者毕竟只是一部分,最高的比例如杜审言,也只是占42. 8%。一半以上诗作没有全护腰。崔融和苏味道这二位诗人,甚至没有一首诗做到了全护腰。

就护腰诗句来说,有些情况也值得注意。苏味道五言八句诗8首32个上下句,上下句之腰同平声2例;而仄声内同去声2例,入声2例,共4例。上官仪14首五言诗(不包括五七杂言)63个上下句中,上下句之腰同平声18例,同去声2例。沈佺期五言八句诗77首308个上下句中,上下句之腰同平声46例,仄声内同上声4例,去声15例,入声4例,共23例。宋之问五言八句97首388个上下句中,上下句之腰同平声24例;仄声内同上声6例,去声15例,共21例。李峤五言八句诗164首656个上下句中,上下句之腰同平声28例;仄声内同上声6例,去声14例,入声5例,共25例。杜审言五言八句诗28首112个上下句中,上下句之腰同平声1例,仄声内同去声5例,同入声1例,同上声1例。崔融五言八句诗9首36个上下句中,上下句之腰同平声4例,仄声内同去声1例,同入声1例。

上下句之腰仄声内同上声或同去声或同入声的例子不少。如苏味道、杜审言,仄声内同声的例子数量都超过同平声的例子(苏味道仄声内同声共4例,而同平声只2例;杜审言仄声内同声共7例,而同平声只1例),而宋之问和李峤,这两者的数量都很接近,甚至就相等(宋之问仄声内同声和同平声都是24例;李峤仄声内同声25例,而同平声28例)。如果上句之腰为上声,下句之腰为去声也算同仄声,加上这种比较宽泛的同仄声,则上下句之腰同仄声情况更多,苏味道计12例,上官仪计7例,沈佺期诗48例,宋之问计77例,李峤计120例,杜审言计18例,崔融计7例。大部分诗人上下句之腰同仄声数量都超过同平声的数量。有的是大大地超过,如李峤,同平声有28例,而同仄声则有120例,宋之问,同平声为24例,而同仄声则有77例,杜审言同平声只有1例,而同仄声则有18例。

就是说,一方面,当时确实有不少诗作讲究护腰,但另一方面,也确实有更多的诗作并不护腰。不但不少诗上下句之腰同平声,而且不少诗上下句同仄声,不仅宽泛的同仄声,而且不少同上声,同去声,同入声。元兢说:“同去上入则不可用,平声无妨也。”但事实上人们并没有完全这样做。人们说,平声赊缓,有用处最多,说四声中安平声者,益辞体有力。人们在换头的时候,第一字就很多同平声。但到护腰的情况,却似乎不再是平声无妨,而成了仄声无妨。元兢举庾信诗“谁言气盖代,晨起帐中歌”为例,那是古诗的例子。看来他是连古诗也要求护腰。上面我们所举的,主要是五言八句诗例,这些五言八句诗,很多就是合律的五言律诗。按照平仄格律,护腰应是五言律体的题中本有之义。五言律体诗尚且有那么多不护腰的情况,尚且有那么多的上下句之腰同仄声,则古诗情况更可以想知。

这是怎么回事?

可能有某种偶然性,随意性。但也可能与某些情况有关。可能与近体诗律平仄格式有所变化的情况有关,可能与调声理论与创作实际的矛盾有关。从元兢论换头,自引其《于蓬州野望》诗来看,已经有形成了五言诗律的基本平仄格式,即b型句:平平平仄仄,A型句:仄仄仄平平,a型句:仄仄平平仄,B型句:平平仄仄平。用这样标准的平仄句式,按照粘对格式排列,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用这样标准的平仄句式,自然不会出现上下句之腰同声的情况。但是,这种平仄格式在发展中有各种变格。有所谓拗救。比如,b型句平平平仄仄可变成b拗型句平平仄平仄,a型句仄仄平平仄变成仄仄仄平仄,还有其他变式,这样,当平平仄平仄与仄仄仄平平相对,仄仄仄平仄与平平仄仄平相对,平平仄仄仄与仄仄仄平平相对,等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上下句之腰就必然会同仄声。沈、宋、崔、杜、李他们的诗,很多就是这种情况。元兢提出护腰,可能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可能就是考虑到这种上下句必然同仄声的情况,因而提出同去上入则不可,提出不能同去声或同上声或同入声。而在实际创作中,上下句之腰并不在音步的节奏点上,人们主要关注的,是一般的平仄式,而不是不可同去声上声入声之类。就是说,元兢提出的是一种理论的设想,而在实际创作中却并未实行。调声理论和创作实际并不一致。

为什么换头第一字多用平声,体现平声赊缓,有用最多,而上下句之腰却不是这样?这可能仍然与人们的观念有关。平声赊缓,有用最多,但是到底五言一句之中,平声应该多用在哪个位置,人们似乎有不同看法。按照齐梁刘滔的看法,是五言之内,非两则三,这是正常情况。但亦得用一用四,若四,平声无居第四,用一,则多在第二。刘滔认为这就是“居其要”(参西卷《文二十八种病》“第三蜂腰”)。但是后来王昌龄则提出:“夫文章,第一字与第五字须轻清,声即稳也;其中三字纵重浊,亦无妨。”这里说的轻清,应该就是平声,他是主张如果用平声,则当用在第一字和第五字,而若用仄声则当在中间三字。元兢时代沈宋杜崔他们五言诗第一字多同平声而很少同仄声,元兢论换头也提出第一字同平声无妨,而到护腰则出现另一种情况,尽管元兢也提出用平声无妨,但在实际创作中,人们却多用仄声而少用平声,或者正是体现这种观念?或者正是因为人们认为第一字轻清声即稳,而若用仄声则当在中三字?

元兢调声所谓“护腰”,可能是永明体蜂腰的发展。永明蜂腰讲五言诗第二字与第五字不得同声,实际是考虑第二字和第五字之间所夹之腰,即五言诗的第三个字。第二字与第五字同声,则显得两头粗,中间细,也就是这二个字之间作为五言之腰的第三个字,显得纤弱声细,有如蜂腰。而护腰正是要护这个字,当然已不是就五言一句而言,而是就上下句而言,要求上句之腰不得与下句之腰同声。当然,也可能是平头的变种。平头是五言上下句第一字第二字不得同声,而按照人们对音步的一般认识,按照沈约的说法,“五言之中,分为两句,上二下三”,则护腰之腰,也就是五言的第三个字,正是“上二下三”这个“下三”即下半句的第一个字,它是分句之头。由五言之头不得同声,推衍出上下句分句之头也不得同声,是很自然的。当然,也可能是针对五言近体诗律探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按照五言近体诗律,其平仄句式应该是: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如果能够严格按照这样的平仄格式,那就不存在护腰的问题。但问题在于,近体诗律的平仄式有各种变化,会出现如前面我们所说的,平平仄平仄与仄仄仄平平相对,仄仄仄平仄与平平仄仄平相对,平平仄仄仄与仄仄仄平平相对,等等情况。当然也可能会出现平声相对的情况,如仄仄平平仄,平平平仄平。可能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元兢提出护腰。因为仄声内有三声,可以虽同为仄声,但可以不同去声或不同上声入声,也因为认为平声赊缓,有用处最多,因此以为上下句之腰用平无妨,而同用去上入则不可。但是,人们似乎并未接受这种理论,或者说,并未严格遵守这种规则。因此,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诗全护腰,而又有另外更多的诗没有护腰。又因为虽平仄赊缓,有用最多,但人们认为平声应居其要,句头应该多用平声,而句腰则可以多用仄声,所谓中三字纵重浊亦无妨。或者正因为这种种情况,一方面形成了元兢关于护腰的调声术,也形成了创作上既讲护腰,又不严格遵循护腰原则的情况,形成了调声理论与创作实践既相一致又不完全一致的情况。这是我们对元兢关于护腰的调声术的基本认识。

(三)元兢论相承之术

元兢提出的又一调声术是相承。

相承就是三平相承。他说:“若上句五字之内,去上入字甚多,而平声极少者,则下句用三平承之。”他说:用三平之术,有向上向下二途。三平向上承,举了谢灵运的诗例:“溪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他说:“上句唯有‘溪’一字是平,四字是去上入,故下句之上用‘云霞收’三平承之,故曰上承也。”三平向下承,举了王融诗为例:“待君竟不至,秋雁双双飞。”他说:“上句唯有一字是平,四去上入,故下句末‘双双飞’三平承之,故云三平向下承也。”从他说的意思看,所谓向上相承,是说相承的三个平声字在五言下句的前三字(所谓上),向下承,则在五言下句的后三字(所谓下)。

元兢举谢灵运诗为例,可能因为人们认为谢灵运开始比较注重声律。关于梵文音韵的《十四音训叙》就是谢灵运写的,沈约也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阐述他的声律理论。谢灵运确实有一些上句仄声字多,而下句三平相承的例子。如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作》:“道消结愤懑,运开申悲凉。”上句唯在“消”一字是平,四字是仄声,故下句之下用“申悲凉”三平承之,同篇又有:“一随往化灭,安用空名扬。”上句唯“随”一字是平,四字是仄声,下句之下用“空名扬”三平承之。又《酬从弟惠连》:“悟对无厌歇,聚散成分离。”上句只有“无”一字是平,故下句之下用“成分离”三平承之。这都可以称之为向下承。

后来齐梁时那些声律论者也有这种情况。比如王融,他的《奉和竟陵王县名诗》:“往食曲阜盛,今属平台游。”上句五仄声,没有一个平声,故下句之下用“平台游”三平承之。这是下承。又王融《游仙诗五首》之三:“举手暂为别,千年将复来。”上句五仄声,没有一个平声,故下句之上用“千年将”三平承之,这是上承。王融《散曲》:“楚调广陵散,瑟柱秋风弦。”上句唯“陵”一字平声,四字仄声,故下句之下以“秋风弦”三平承之,这是向下承。《有所思》:“宿昔梦颜色,阶庭寻履綦。”上句唯“颜”一字是平声,四字仄声,故下句之上用“阶庭寻”三平承之。这是下承。王融《和南海王殿下咏秋胡妻诗七章》其一:“日月共为照,松筠俱以贞。”上句唯“为”一字平声,四字仄声,下句之上用“松筠俱”三平承之。这也是下承。

也有上句五仄声,而下句以五平声相承的。如谢灵运《酬从弟惠连》:“末路值令弟,开颜披心胸。”还有是下句四字仄声,而上句用四字平声的。如王融《青青河畔草》:“容容寒烟起,翘翘望行子。”不知这种情况算不算相承。

但是,谢灵运和齐梁那些重视声律的诗人那里,并不是所有的上句四字仄声或五字仄声,其下句都能用三字平声相承。如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上句唯“轻”一字平声,四字仄声,而下句只有“无违”二字平声。谢灵运《田南树园激流植援》:“激涧代汲井,插槿当列墉。”上句五字仄声,而下句只一字平声。如王融《圣君曲》:“海**万川集,山崖百草滋。”上句唯“川”一字平声;《奉辞镇西应教诗》:“未学谢能算,高义幸知游。”上句唯“能”一字平声,四字仄声;王融《王孙游》:“置酒登广殿,开襟望所思。”上句唯“登”一字平声,四字仄声,下句都没有连用三字平声相承。沈约也有这样的例子,如他的《游沈道士馆》:“所累非外物,为念在玄空。”上句唯“非”一字平声,四字仄声;同篇:“一举陵倒景,无事适华嵩。”上句唯“陵”一字平声,四字仄声,下句都没有连用三字平声相承。这样的情况还有不少[3]。

这样大量的诗歌四仄声五仄声而无三字平声相承,可以知道谢灵运王融他们并没有自觉的三平相承的调声意识。但是,谢灵运王融他们诗歌中又确实存在三平相承的情况,可能他们偶尔也会想到上句仄声过多,下句需要多用平声以相承,毕竟齐梁时已经有了两句之中,轻重悉异的意识。上句四字仄声,下句以三平相承,正可以说是这种意识的体现。元兢或者就是这样看的。他提出三平相承之术,或者就是要把谢灵运他们偶尔为之的调声现象发掘出来,加以总结。

初唐似乎也是同样的情况。那些走向近体诗律的诗人们,也有上句仄声过多,而下句以三字平声相承的现象。沈佺期《凤笙曲》:“忆昔王子晋,凤笙游云空。”上句唯“王”一字平声,四字仄声,下句用“笙游云空”四平声向上相承。沈佺期《绍隆寺》:“探道二十载,得道天南端。”上句五字仄声,下句用“天南端”三字平声向下相承。宋之问《浣纱篇赠陆上人》:“始觉冶容妄,方悟君心邪。”上句唯“容”一字平声,四字仄声,下句以“君心邪”三字平声向下相承。宋之问《浣纱篇赠陆上人》:“永割偏执性,自长熏修芽。”上句唯“偏”一字平声,下句用“熏修芽”三字平声向下相承。宋之问《自衡阳至韶州谒能禅师》:“不作离别苦,归期多年岁。”上句五字仄声,下句以“归期多年”四字平声向上相承。宋之问《宿云门寺》:“凤归慨处士,鹿化闻仙公。”上句唯“归”一字平声,下句用“闻仙公”三字平声向下相承。宋之问《宿云门寺》:“谷鸟啭尚涩,源桃惊未红。”上句五字仄声,下句用“源桃惊”三字平声向上相承。宋之问《宿云门寺》:“庶几踪谢客,开山投剡中。”上句唯“踪”一字平声,下句用“开山投”三字平声向上相承。宋之问《别之望后独宿蓝田山庄》:“自叹兄弟少,常嗟离别多。”上句唯“兄”一字平声,下句用“常嗟离”三字平声向上相承。

也有下句四字平声,但不是连用在一起的。如沈佺期《凤笙曲》:“挥手弄白日,安能恋青宫。”上句唯“挥”一字平声,四字仄声,下句“安能”“青宫”四字平声。宋之问《浣纱篇赠陆上人》:“山薮半潜匿,苎萝更蒙遮。”下句唯“山”一字平声,四字仄声,下句“苎萝”“蒙遮”四字平声。宋之问《自洪府舟行直书其事》:“浦树浮郁郁,皋兰覆靡靡。”上句唯“携”一字平声,下句“皋兰”“靡靡”四字平声。

当然,也有下句仄声字多,而上句用三平声的。如沈佺期《被弹》:“安得吹浮云,令我见白日。”下句五字仄声,上句用“吹浮云”三字平声。宋之问《自洪府舟行直书其事》:“严程无休隙,日夜渉风水。”下句唯“风”一字平声,上句用“严程无休”四字平声。沈佺期《和杜麟台元志春情》:“青春坐南移,白日忽西慝。”下句唯“西”一字平声,上句“青春”“南移”四字平声。

但是,更多的情况是,上句仄声字多,而下句并没有三平声相承。如沈佺期《饯远》:“撰酌辍行叹,指途勤远心。”上句唯“行”一字平声。同沈佺期《凤笙曲》:“怜寿不贵色,身世两无穷。”上句唯“怜”一字平声。宋之问《浣纱篇赠陆上人》:“艳色夺人目,斆嚬亦相夸。”上句唯“人”一字平声。宋之问《浣纱篇赠陆上人》:“携妾不障道,来止妾西家。”上句唯“携”一字平声。宋之问《洞庭湖》:“地尽天水合,朝及洞庭湖。”上句唯“天”一字平声。李峤《扈从还洛呈侍从群官》:“喜构大厦成,惭非栋隆吉。”上句唯“成”一字平声。李峤《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奉诏受边服,总徒筑朔方。”上句唯“边”一字平声。都是上句四字仄声,而下句没有三平声相承。也有上句五仄声而下句没有三平声相承者,如沈佺期《绍隆寺》“处俗勒宴坐,居贫业行坛。”也有下句四仄声,而上句没有三平声相承者。如李峤《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雄视沙漠垂,有截北海阳。”下句唯“阳”一字平声,四字仄声。这样上句或下句四仄声或五仄声,而对应的下句或上句没有三平声相承的例子还有不少[4]。

这说明什么?

这可能说明,当时诗人多少意识到,上句仄声字多,下句则应该以平声相承,以使平仄之声谐调。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会这样考虑。但是,他们这种意识似乎并不强烈,他们似乎并不太遵守这种规则。这原因,可能因为人们本来就不太看重这一规则。而且,对于近体诗律来说,不存在上句四仄声,下句三字平声的情况。因为近体诗律是忌三平调的,而近体诗律的平仄式句子一般说来,都只会是三仄声,或二仄声[5]。而对于古体诗来说,虽然也有入律古风之类,但一般来说,古体诗还是保持自身的声律特点,并没有走入律的路子。古体诗如果全部入律,那就成了律诗,失去了古体诗的风貌了。沈佺期、宋之问他们用三平之术的诗句,都出自古体,他们的五言律诗则一般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正说明三平之术只适应古体诗,而不适应近体诗。到了初唐,人们所热心的是近体诗律,自然不会太关注元兢所提出的三平调声之术。

还可想到的一点,是元兢只提出三平相承之术。就是说,如果上句(或者下句)仄声字多,则下句(或者上句)需要用三字平声承之。但是如果相反,比如,上句平声字多,四平声或者五平声,下句是不是要用三仄声相承呢?元兢没有说。他只说三平相承,而没有说三仄相承。或者,三仄相承是没有必要的。或者,上句仄声字多而没有三平承之有碍声律,而上句平声字多则于声律是可以的。这或者也反映平声赊缓,有用处多的观念,反映诗中用声重视平声的观念。

从齐梁时提出的两句之中,轻重悉异的意识出发,发掘谢灵运沈约他们偶尔为之的调声现象,加以总结,提出三平相承的调声之术。这种调声之术,与创作实践有相一致的地方,但也有不相一致的地方。近体诗律已经成熟,而古体诗没有必要完全律化,在这种情况下,元兢的三平相承之术尤其显得不具有实践的品格,没有反映诗歌创作的倾向。它不太被人们所接受,也就是自然的了。这是我们对元兢提出的三平相承的调声之术的一点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