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就这些材料作进一步考察。

这些材料的有些内容，可能典出较晚。比如，《文笔十病得失》前半“平头”举例“开金绳之宝历”二句，出陈徐陵《为贞阳侯与陈司空书》，见《文苑英华》卷六七七。“上尾”举例“萦鬟聊向牖”二句，出陈张正见《艳歌行》，见《乐府诗集》卷二八。“蜂腰”举例“惆怅崔亭伯”，出张正见《白头吟》，见《乐府诗集》卷四一。“鹤膝”举例“朝关苦辛地”四句，又例“沙幕飞恒续”四句，二例均为陈张正见《雨雪曲》，见《乐府诗集》卷二四。又例“西郊不雨”四句，出北周庾信《三月三日华林园射马赋并序》，见《庾子山集》卷一。又例“能短能长”四句，出北齐魏收《赤雀颂序》，见西卷《文二十八种病》“第四鹤膝”《四声指归》引。“小韵”举陈徐陵《殊物诏》“五云暧曃”四句。“傍纽”举例“管声惊百鸟”二句，出北周庾信《詠画屏风诗》，见《庾子山集》卷五。又庾信诗例“胡笳落泪曲”二句，为庾信《拟詠怀诗二十七首》其七，见《庾子山集》卷三。《文笔十病得失》后半举北魏温子升《寒陵山碑序》、北齐邢劭《高季式碑序》、北齐魏收《文宣谥议》和《赤雀颂序》、陈徐陵《劝进表》和《定襄侯表》等例。又引隋刘善经之说。这些内容典出较晚，出南朝陈以后，北朝北齐北周至隋以后，是没有问题的。

但有些内容可能典出较早，可能保存了更早的遗说。

一些材料，有直接依据作为旁证。一些材料，甚至直接标明齐梁作者出处。比如前面引述过的《文笔十病得失》前半说：“笔复有隔句上尾，第二句末字，第四句末字，不得同声。”《文笔十病得失》后半又说：“隔句上尾者，第二句末与第四句末同声也。”又说：“但笔之四句，比文之二句，故虽隔句，犹称上尾，亦以次避，第四句不得与第六句同声，第六句不得与第八句同声也。”这几条材料均论隔句上尾。比如《文笔十病得失》前半，先说：“或云：平声赊缓，有用最多，参彼三声，殆为大半。”后又说：“凡用声，用平声最多。五言内非两则三，此其常也。亦得用一用四：若四，平声无居第四；若一，平声多在第二，此谓居其要也。犹如宫羽调音，相参而和。”这几条材料均是平声赊缓之说。比如论傍纽、正纽。《文笔十病得失》前半举例，谓：“失者：壮哉帝王居，佳丽殊百城。”这是论傍纽的诗例。《文二十八种病》“第七傍纽”和“第八正纽”第二段，据三宝院本注，均典出《文笔式》，前者论“傍纽者，据傍声而来与相忤也”云云，后者说：“又一法，凡入双声者，皆名正纽”。这都是刘滔之说。前面已经说过，隔句上尾最早为刘滔所提出，这里说笔之四句，比文之二句云云，正是刘滔的论述。平声赊缓之说，为刘滔论蜂腰时提出，这里说平声赊缓，有用最多云云，也都是出自刘滔的论述。刘滔论傍纽，正是用“壮哉帝王居，佳丽殊百城”为例诗，据《文二十八种病》“第七傍纽”引《四声指归》引刘滔之说，刘滔以双声亦为正纽，以异纽同韵为傍纽，“第七傍纽”第二段论字从连韵而纽声相参，“第八正纽”第二段说凡入双声者，皆名正纽，正是刘滔之说。前面所引这些材料，有的也见于《四声指归》。人们甚至因此认为，《文笔十病得失》前半就是《四声指归》。其实，《文笔十病得失》前半只是杂编《四声指归》的材料，并非典出《四声指归》，而当典出《文笔式》，这一点，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文笔十病得失》前半和后半的这些存有刘滔之说的论述，有可能转据《四声指归》，但是，有没有可能直接依据刘滔之说，只是没有注明刘滔之说而已呢？换句话说，刘滔之说是《四声指归》的原典依据，也是《文笔式》的原典依据，有没有可能这是二家共有的原典依据呢？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文二十八种病》“第七傍纽”和“第八正纽”第二段则显然是《文笔式》直接保存刘滔遗说。

比如“第四鹤膝”首段：“王斌五字制鹤膝，十五字制蜂腰，并随执用。”“第七傍纽”首段王斌云：“若能回转，即应言奇琴、精酒、风表、月外，此即可得免纽之病也。”这二条都是直接标明作者，保存梁代王斌论声病的材料。

比如“第四鹤膝”首段“释曰”:“故沈东阳著辞曰：‘若得其会者，则唇吻流易，失其要者，则喉舌蹇难。事同暗抚失调之琴，夜行坎壈之地。”直接标明作者，直接保存沈约的声病材料。前面说过，所谓沈东阳，就是沈约。这条材料，不仅证明沈约有鹤膝之说，而且证明，永明之后，沈约为东阳太守时，还在探讨声病之说。当然，这条材料也说明，《文笔式》保存齐梁之说，有时对原典材料不加改动，原原本本的保留。比如这里，就不称沈氏，而称沈东阳。“沈东阳”这一称呼，应该是保留了原貌，因为沈约是出为东阳太守，后来官职升迁，人们就不会再用“沈东阳”这个称呼了。

没有标明作者出处，没有直接依据作为旁证的那些材料，也可以作些推测。

推测的一个依据，是前述那些材料。引用或说杂编前人的论述，说明作者论声病所据，就是前人著述。一些材料，作者可能转据《四声指归》，但也可能直接依据沈约等人的著作。特别是直接标明作者出处的那些地方。换句话说，《文笔式》编纂之时，作者手头就应该有沈约、刘滔、王斌等人的著作。如果手头没有这些人的著作，作者根据什么引用和编写这些人的论述呢？标明作者出处，可以知道存有沈约等人之说。没有标明作者，没有直接依据的，是不是也有可能所存为齐梁遗说呢？《文二十八种病》“第七傍纽”和“第八正纽”第二段保存的为刘滔之说，不就没有标明作者吗？

还有其他一些蛛丝马迹。

比如，“第一平头”引《四声指归》：“沈氏云：‘第一、第二字不宜与第六、第七同声。’”这是可以确认的沈约的论述。它的论述格式，也是“第×字不宜与第×字同声”，也是定义性的论述。前八病首段开头一小段的定义性论述，和这一模一样，不同的是，一作“不得”，一作“不宜”，但语气、意思完全一样。前八病首段的那些定义，当出同一家，有没有可能据沈约之说编写而成呢？

“第二上尾”引《四声指归》：“沈氏亦云：‘上尾者，文章之尤疾。自开辟迄今，多慎不免，悲夫。’”这也是可以确认的沈约的论述。这里说“上尾者，文章之尤疾”，“第二上尾”首段“释曰”也说，“此是诗之疣”；这里说“自开辟迄今，多慎不免”，“第二上尾”首段“释曰”则说“如此病，比来无有免者”;“第三蜂腰”首段“释曰”也说：“若安声体，寻常诗中，无有免者。”语气、措辞都极为相似，这些地方，有没有也是根据沈约之说用自己的语言编写的呢？或者原本就是沈约的论述，只是未加注明，象“第七傍纽”“傍纽者据傍声而来与相忤也”那一段一样呢？

“第三蜂腰”引《四声指归》：“沈氏云：‘五言之中，分为两句，上二下三。凡至句末，并须要煞。’”“要煞”意难明，我的理解，就是句末为一句声韵之要点，一定要回避声病之意。沈约是强调某些要点之处定要回避声病。如果可以这样理解，那就还可以前述材料中找到一些类似的例子。比如前面引述过的，“第二上尾”首段“释曰”:“此是诗之疣，急避。”“第三蜂腰”首段“释曰”:“凡一句五言之中，而论蜂腰，则初腰事须急避之。”都是要“急避”。“急避”和“要煞”是不是相近的意思或说语气呢？如果是，这些地方的论述是不是和沈约之说有联系呢？

还有前面引述过的，天卷《调四声谱》：“北方入声，壬、衽、任、入。”再看“第八正纽”首段定义：“正纽者，五言诗壬、衽、任、入，四字为一纽；一句之中，已有壬字，更不得安衽、任、入等字。如此之类，名为犯正纽之病也。”都用壬、衽、任、入说明四声一纽，仅仅是用例来自沈约，还是使用这类用例的定义本身就出自沈约呢？沈约创《四声谱》，论声病自用其例，不是很正常的吗？如果这样，前八病首段关于八病的定义，不是和沈约关系很密切吗？甚至这些定义性论述原来就出自沈约呢？前面分析过，沈约论病的体例，比如论平头病，不正有定义性一类内容吗？

《文笔十病得失》前半有一段话，这段话向未引起人们注意。这段话说：“若五字内已有‘阿’字，不得复用‘可’字。此于诗章，不为过病，但言语不净洁，读时有妨也。今言犯者，唯论异字。如其同字，此不言，言同字者，如云：‘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大东小东’，‘自南自北’等，是也。”“阿”的声符用为“可”，有如《文心雕龙·练字》所说的“联边”，和“半字同文”，这段话的意思可能是说，五字中这样的字不能重出，或者有似崔融所谓“丛木病”。兴膳宏《文镜秘府论译注》就是这样看的[31]。但是细看，这里说的其实还是声病问题。这里的“阿”字与“可”字，在《韵镜》同为内转第二十七合之字，“阿”字为影纽平声歌韵，“可”字为溪纽上声哿韵。其韵同为歌、哿、箇之纽。就是说，它们属于傍纽同韵之字。“阿”与“可”，正是刘滔所谓的从傍而会连韵纽之的傍纽之病。正因为此，这段话《文笔十病得失》前半和《文笔眼心抄》都列于“傍纽”之后。这会不会就是刘滔异纽同韵为傍纽的遗说呢？还有，一，一般的傍纽，是指二句之内，而这里却说“五字之内”。这是不是傍纽的又一说呢？二，一般说来，同字必然同纽，不但同纽，而且同韵同调。但是这里说，“如其同字，此不言”，意思是说，如果同字则是允许的。它的根据，是《诗经》的二个例子。《诗经》尚且可以同字，则后人自然也可以如此。提出同字则不论，《诗经》可能是根据之一，更主要是根据，可能是创作实践。齐梁以来，诗中同字叠用的情况不少，这可能是一种追求。同字叠用，往往能收回环往复之效果，而同字又与声病说相冲突。可能就是因为创作中出现这样的问题，人们因此提出解决办法，才有这段话的论述。声病说提出之后，不断根据创作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加以修正，提出新的解决办法，可能是声病说发展中常见的现象。而就原典材料来说，由异纽同韵的傍纽，说到如其同字此不言。这会不会也是刘滔傍纽说引申出来的遗说呢？

后世诗话载录的八病材料也许可以作点参考，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一问题。我们看传《魏文帝诗格》《金针诗格》《续金针诗格》《诗苑类格》《诗人玉屑》《诗家全体》和《冰川诗式》。这些诗话论载录的八病材料，多同时见于《文镜秘府论》。《诗苑类格》《诗人玉屑》“上尾”条载录例诗“青青河畔草”和《诗苑类格》《诗人玉屑》《金针诗格》《冰川诗式》“蜂腰”条例诗“闻君爱我甘”为元兢《诗髓脑》所论，“鹤膝”条例诗“客从远方来”见于《四声指归》。《续金针诗格》和《诗家全体》载录例诗“新裂齐纨素”（《续金针诗格》“裂”作“制”）见于《笔札华梁》，除此之外，后世这些诗话出《文镜秘府论》的八病材料，都见于《文笔式》。“闻君爱我甘”一例同时见于西卷前八病首段和《文笔十病得失》前半，《金针诗格》和《冰川诗式》引此例时说蜂腰为两头大中间细，就见于西卷前八病首段，“客从远方来”未见于《文笔式》，但《金针诗格》和《冰川诗式》引此例时说鹤膝为两头细中间粗，也见于西卷前八病首段。只有“青青河畔草”一例未见于《文笔式》。《诗苑类格》和《诗人玉屑》论上尾和蜂腰的例诗见于元兢《诗髓脑》，因此可能其出典与元兢《诗髓脑》有较多联系。此外的那些诗话，包括传《魏文帝诗格》《金针诗格》《续金针诗格》《诗家全体》和《冰川诗式》，前四病与西卷前八病首段完全相同的定义，平头的例诗“朝云晦初景”，上尾的例诗“**子到娼家”和“西北有高楼”，蜂腰的例诗“徐步金门旦”和“闻君爱我甘”，鹤膝的例诗“陟野看阳春”，大韵的例字新、津、人，论小韵说居五字内最急，九字内稍缓，傍纽的例字月、元、阮、愿，论傍纽五字中急，十字中稍缓，以金、锦、禁、急与阴、饮、荫、邑连韵纽之从傍参之为傍纽，诗例“丈人且安坐”，正纽四声一纽例字壬、袵、任、入，诗例“我本良家子”，都出《文笔式》，和可能典出《文笔式》的西卷前八病首段及《文笔十病得失》前半。《诗家全体》同时存有二说，小西甚一称一为《诗家全体》甲，一为《诗家全体》乙。小西甚一《研究篇》（下）以为《金针诗格》和《诗家全体》甲都典出《诗髓脑》，后者杂有《笔札华梁》之说。看来他的看法应该修改。后世诗话载录的八病材料在传抄过程中可能杂入有其他原典材料，但是，如果可确认西卷前八病首段及《文笔十病得失》前半典出《文笔式》，那么传《魏文帝诗格》《金针诗格》等诗话载录八病的基本内容应与《文笔式》同一出典，甚至就典出《文笔式》。与《文笔式》同一出典或者典出《文笔式》的这些八病材料，在传抄过程中可能有误，比如流柳当为正纽，《冰川诗式》以流柳为傍纽，显然沿袭了《诗苑类格》之误。但其中有与《文笔式》一致的内容，应该没有多大疑问。如果这一点可以确认，那么，一些问题就很可注意。最值得注意的，当然是一些诗话注明为沈约八病。比如《冰川诗式》前四病和后四病均注：“以下沈约八病中四病”，《诗家全体》说“沈约曰：诗病有八”云云。《诗苑类格》和《诗人玉屑》也说八病的出处是“沈约”。这些注明“沈约”八病的材料怎么看？不加辨析把这些材料统统说成是沈约之说，显然过于草率，取完全否认态度，以为这些材料完全没有沈约之说，可能更为武断。不排除假托的可能，《魏文帝诗格》就是假托之作，《金针诗格》《续金针诗格》也可能分别假托白居易和梅尧臣。但是，正如学界早就有人指出的，书名为假托，而内容却真实。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与前面我们分析过的沈约之说相合，沈约也以双声为病，不过称之为小纽。连韵纽之，纽声相参，正与沈约大纽、刘滔傍纽相合，传《魏文帝诗格》和《诗家全体》引又说，以田、寅、延相犯为傍纽，田为定纽，寅、延为喻纽，田与寅、延并非双声，但田为先韵，延为线韵，正是沈约称之为大纽，刘滔称之为傍纽的异纽同韵相犯。《文笔式》的材料一般不注出典，《文镜秘府论》的很多材料也不注出典，这是不是前代的材料没有出典，后世诗话反而注明出典的原因呢？如果是这样，产生于北宋时期的一些诗话保留材料的同时保留出典，也不是不可能的。后世诗话材料有可能保留齐梁遗说甚至沈约遗说，和这些材料同一出典的《文笔式》，《文笔式》保存的这些定义、说明、诗例、字例中，其中会不会也有齐梁遗说甚至沈约之说？可不可以把这些材料作为齐梁遗说或者沈约遗说来看呢？这确实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要之，《文镜秘府论》西卷典出或可能典出《文笔式》的那些材料，不少可信是前人之说，不少很有可能有前人之说。有隋代遗说，主要是刘善经《四声指归》之说。有齐梁遗说，有沈约、刘滔、王斌之说。这些材料杂编前人之说，除“第四鹤膝”和“第七傍纽”首段之外，一般都不出现原典及作者之名。各种迹象表明，很多情况下，《文笔式》的作者（准确地说，是编者）是把各种前代材料不作改动，不加融合，原原本本地杂编到一起。这使这些材料缺乏系统性，不是系统的论述之体，而是把各种材料直接排列的杂编之体。作为论述之体，它是失败的，但正因为是杂编之体，使许多前代遗说得以保存。其中尤为珍贵的，当然是保存了齐梁遗说特别是沈约遗说。很好地甄别和利用这些材料，可以更为清晰地弄清唐前声病说，特别是齐梁声病说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