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入《文镜秘府论》的，大量是中国基本原典，这是显然的。

天卷《调四声谱》编入沈约《四声谱》和崔融之说，《调声》编入王昌龄《诗格》和元兢《诗髓脑》，《诗章中用声法式》或出刘善经《四声指归》，《七种韵》为中唐文献，《四声论》为刘善经《四声指归》。地卷《十七势》出王昌龄《诗格》，《十四例》出皎然《诗议》，《十体》出崔融《唐朝新定诗格》，《六义》编入王昌龄和皎然之说，《八阶》编入上官仪《笔札华梁》，而《文笔式》有相同之说，《六志》编入《文笔式》，而上官仪《笔札华梁》有相同之说。东卷《二十九种对》编入古人同有之说，元兢、皎然、崔融等之说。《笔札七种言句例》出《笔札华梁》。西卷《文二十八种病》编入《文笔式》《笔札华梁》、元兢、刘善经《四声指归》、佚名《诗式》、崔融等各家之说。《文笔十病得失》当出《文笔式》。南卷《论文意》编入王昌龄《诗格》和皎然《诗议》，《论体》当出《文笔式》，《定位》前半当出《文笔式》，后半出殷璠《河岳英灵集叙》。《集论》编入殷璠《河岳英灵集叙》、疑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疑《芳林要览序》、陆机《文赋》。北卷编入《文笔式》、杜正伦《文笔要诀》、撰者未详《帝德录》。

这当中，年代最早的，是《文赋》，在西晋。年代最晚的，是皎然，在中唐。

但是，整个《文镜秘府论》，是按照空海的意图编撰的。

这个意图，或者说编撰思想，就是前面所说的，一是佛教意识。他要说明，空中尘中，开本有之字；大仙利物，名教为基，阿毗跋致菩萨，必须先解文章。从他在日本开创的密教真言宗思想出发，要说明为要正确地密诵梵文真言，使无谬误，需要悉昙学即音韵学方面的知识，因此《文镜秘府论》开篇就论四声音韵，全书用大量篇幅收入声韵方面的内容，说是音韵声病这类内容是陶冶真言的规矩准绳。说明大仙利物，宣教佛法，需要世俗的正确的文章，说明要把佛教经典译成汉语，既要解梵文文字，又须解汉语文章。

二是政教意识和文学意识。为佛学而编，也为政治教化，为文学而编。说明君子济时，文章是本。说明要以文章教化百姓，教化天下。说明文章之大义就在于纲常王教。也因此在北卷编入专为写作歌颂帝王功德的文章而编的《帝德录》。它的目的也在文学，因此论及了很多文体，讨论大量文学性的表现手法。比如对属，比如声韵，比如六义，大量论及文章风貌特征，论及作品的形象性、情感性、音律性，它有中国意识。他完全像是一个中国学人，在那里编撰着中国的诗文论著作，展示着他深厚的汉文学修养。同时也体现空海的日本意识。为解决日本文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一方面，编入的内容主要是实用性比较强，比较直接地对写作实践起指导作用，范式作用的内容。另一方面，为便于日本学子学习写作，对编入的实用性强的范式都加以整理，条理化，化繁为简。

《文镜秘府论》的卷次，天、地、东、西、南、北，也体现日本的方位观念。

不仅如此，空海还有直接的论述。天卷、东卷、西卷三个序是空海写的。天卷序说明整个《文镜秘府论》的编撰意图，说明文章的佛教大义，政教大义，说明中国声律病犯之书过于繁多，使贫而乐道者，望绝访写；童而好学者，取决无由。他因此在一多后生的劝说下，阅诸家格式等，勘彼同异，削其重复，存其单号，而编成《文镜秘府论》。东卷序论对，说明对属的意义，而沈、陆、王、元等诗格式等，出没不同，因此弃其同者，撰其异者，编为二十九种对。西卷序论病，说明四声八病说之由来，而颙、约已降，兢、融以往，声谱之论郁起，病犯之名争兴，亦过于烦琐，因此也删繁就简，编为二十八种病。

但是，除此之外，《文镜秘府论》是否还留有日本人的痕迹，是否还留有空海的痕迹，却是一个很难考察却很有意义的工作。

考察这一问题，最能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地卷《九意》。这一篇的作者是谁？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是一个久悬未决，颇难解决的问题。

关于《九意》，中日双方的书志学目录和其他史料没有任何记载。《文镜秘府论》收入《九意》也没有任何附加的说明。《九意》本身也未找到可供推断其作者年代、身份、经历、有无其他著述等情况的任何线索。

关于《九意》作者，中国方面未见论述。日本最早提出看法的，是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小西甚一从押韵情况分析，以为《九意》作者可能是日本人。几十年之后，波户冈旭提出，《九意》例句的作者是空海，而条目的作者是王昌龄，因为《九意》之“意”与王昌龄《诗格》（收入《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一节）论文意之意相通[1]。但是，兴膳宏《文镜秘府论译注》提出，《九意》为晚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先踪，可能为初唐人所作，其根据，大体是认为《九意》押韵带六朝倾向，内容也带六朝风貌，而用四字句的韵文归纳长文章的趣旨，《史记》《汉书》以来正史的“赞”常用，文学论中《文心雕龙》也用这种方法；从春意到风意九篇，都是百句左右的长篇，同样的形式更早的作品有梁周兴嗣《千字文》，连用长达250句四言韵语，近代则有盛唐李瀚的《蒙求》三卷。

但是，这些看法大都有疑问。波户冈旭提出《九意》例句的作者是空海，却未见任何根据。把《九意》之意与王昌龄《诗格》论文意之意联系起来看有一定道理。比如，《论文意》所谓“昏旦景色，四时气象，皆以意排之，令有次序，令兼意说之为妙”，“所说景物必须好似四时者。春夏秋冬气色，随时生意”等等，都包含四时各有其意，当各写出四时不同之意的思想。《九意》归列春夏秋冬各自之意，与王昌龄《诗格》论四时之意的这种思想确有相通之处。但是，一、不仅王昌龄《诗格》，而且王昌龄之前及同时的很多文献都能看到四时各有其意的思想。比如大家熟悉的乐府子夜四时歌，近代吴歌九首和梁武帝诗中，都分别有春歌、夏歌、秋歌、冬歌。不仅四时之意，包括山、水、雨、雪、风等意，在一些类书中也能看到。比如隋时虞世南等编《北堂书抄》岁时部有春、夏、秋、冬，天部有风、雨、雪类，地部之丘、陵、冈、阜等实为山类。唐高祖时编修的《艺文类聚》（编者欧阳询），卷一天部上有风类、卷二天部下有雪、雨类，卷三岁时上为春、夏、秋、冬，卷七、卷八、卷九实为山、水类。玄宗时官修、徐坚等编撰的《初学记》，卷一天部上有风类，卷二天部下有雨、雪，卷三岁时上有春、夏、秋、冬，卷五至卷七实为山、水类。因此，如果说到《九意》条目的作者，这些类书的编写者的可能性比王昌龄应更大。二、王昌龄《诗格》也好，王昌龄之前或同时的那些类书也好，都只是包含写四时之意的思想，或在大量类目中，夹有春、夏、秋、冬、山、水、雨、雪、风这九个类目而已，并没有把这九个类目或称九意单独归列出来，作为单独一篇作品的九项条目。三、更主要的是，没有任何材料能说明《九意》条目的作者为一个人，例句的作者为另一个人。《九意》的九个条目与《九意》的例句是一个整体，其作者应是一个人。说《九意》的四时意识，九个类目受到王昌龄《诗格》及《北堂书抄》《艺文类聚》等的影响是可以的，但直接说这九个条目的作者是王昌龄或别的什么人，则没有任何根据。

兴膳宏的看法也可以作别的解释。从押韵倾向、内容风貌、四言形式等方面考察不失为一种途径。但是，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汉文学，从押韵到内容其实也都带六朝倾向。在《九意》之前，日本虽未发现类似的四言韵文的长篇作品，但《九意》完全可以是日本文学史第一篇这样的作品，从当时日本学人的汉学汉诗修养看，完全有能力写出这样的长篇作品。当时日本正大量吸收、模仿汉文化，日本学人完全有可能去模仿中国古代类似的作品，写出《九意》。这都可以作出解释。这样看，仅据押韵等情况推断《九意》作者为中国人，不论是六朝人还是初唐人，根据显然不足。

小西甚一的看法直到现在仍有重要价值（这一看法，下文将要具体介绍）。但是，小西甚一一方面根据押韵情况推测《九意》作者可能是日本人，另一方面又说，如果是彼邦人（指中国人），则是六朝人所作。他持论很谨慎，之所以这样，大约觉得缺少更有力的根据。

这样看来，关于《九意》作者，离论定路途尚遥。但是，新的看法，新的根据却是可以提出来的。这有一个怎样拓开思路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九意》只可能是中国人写的，因此只在中国方面寻找根据，考虑问题，这事实上人为地限制了思路。我以为，没有任何根据说《九意》不可能是日本人的作品。确立这一前提，思路就打开了。寻找根据似也应有一些新的角度。从书志学，或从《九意》本身的押韵、文风、四言韵文形式等方面考虑固然有必要，但还应从更多的方面着眼，特别是从一些易被忽略的方面去寻找根据。比如，从用词习惯，结合考古发现，结合日本古文献，结合佛教，特别是密教方面的资料。拓开了视野，或者就能找到解决《九意》作者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