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存山田家本《文笔眼心抄》内容本身，可以说明更多的问题。

正如陈翀教授所说，《文笔眼心抄》是《文镜秘府论》之外相对独立的一部著作，尽管它未必是一部歌论书。它的大量材料，无疑直接来自《文镜秘府论》。但是，它不是对《文镜秘府论》的简单抄写。它有新的框架。根据新的框架，相关内容重新编排，重新归类。总体内容有大的调整。在原《文镜秘府论》天卷《调四声谱》和《调声》之前，设“凡例”一目，将南卷《论文意》中王昌龄《诗格》和皎然《诗议》的内容编入。原地卷《十四例》之后，设“二十七体”一目，除编入地卷《十体》之外，还编入南卷《论文意》中王昌龄《诗格》以及北卷《论对属》的部分内容。在原西卷《文笔十病得失》之后，编“笔二种势”，再设“文笔六体”、“文笔六失”、“定位四术”、“定位四失”数目，编入原南卷《集论》和《定位》中的部分内容。新编框架，四声谱、调声、八种韵、六义、十七势、十四例、二十九种对、文二十八种病、笔十种病、句端等类目是《文镜秘府论》原有的，而凡例、二十七种体，以及笔二种势、文笔六体、文笔六失、定位四术、定位四失等则是新设的类目。新设类目占五分之二强。具体内容也有调整。比如，“凡例”编入《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中王昌龄《诗格》和皎然《诗议》，又将其中一些内容移出，编入其他地方。比如，将王昌龄《诗格》关于用字有轻有重和“第一字与第五字须轻清”两条移入“调声”[9]。把“不难不辛苦”，“诗有上句言意，下句言状；上句言状，下句言意”，“物色兼意”，“物及意皆不相倚傍”，“傑起险作，左穿右穴”，“意阔心远，以小纳大”，“物色无安身处”，“平意兴来作”，“高台多悲风”等条，移入“二十七体”[10]。

比如，《文笔眼心抄》“凡例”有一条：

凡诗有二种，一曰古诗（亦名格诗）。二曰律诗。格诗三等：谓正、偏、俗。古诗以讽兴为宗，直而不俗，丽而不杇，格高而词温，语近而意远，情浮于语，偶象则发，不以力制，故皆合于语，而生自然。

顷作古诗者，不达其旨，效得庸音，竞壮其词，俾令虚大。或有所至，已在古人之后，意熟语旧，但见诗皮，淡而无味，予实不诬，唯知音者知耳。[11]

接着又有一条：

律诗亦有三等，古、正、俗。律家之流，拘而多忌，失于自然。吾常所病也。必不得已，则削其俗巧，与其一体。……[12]

原文出自《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引皎然《诗议》[13]。《文镜秘府论》原文说：“遂有古律之别”。《文笔眼心抄》则进一步依此思路，分列古律二类。前一条，在“格诗三等谓正偏俗”之后插入“古诗以讽兴为宗……而生自然”一段，这一段，《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引皎然《诗议》在前二段[14]。后一条，则在“律家之流，拘而多忌”一句之前，加“律诗亦有三等古正俗”一句。《文镜秘府论》众多的内容，都被重新归类、调整。

建立新的框架，重新编排内容，但它的编撰体例和编撰思想与《文镜秘府论》又完全一致。作者非常了解《文镜秘府论》编撰体例和思想。

面对中国六朝到中唐诗文论著作的繁杂材料，《文镜秘府论》正是根据内容全面归类调整。同是一部王昌龄《诗格》，分别编入天卷《调声》、地卷《十七势》《六义》和南卷《论文意》。同是皎然《诗议》，分别编入地卷《十四例》《六义》，东卷《二十九种对》邻近、交络、当句、含境、背体、偏、双虚实、假，及的名、隔句、双拟、联绵、互成、异类诸对，西卷《文二十八种病》忌讳病，南卷《论文意》。同是崔融《唐朝新定诗体》，分别编入天卷《调四声谱》，地卷《十体》，东卷《二十九种对》切侧、双声侧、叠韵侧，及切、双声、叠韵、字、声、字侧诸对，西卷《文二十八种病》繁说、龃龉、丛聚、形迹、翻语、相滥、文赘、相反、相重诸病。同是元兢《诗髓脑》，分别编入天卷《调声》，东卷《二十九种对》平、奇、同、字、声、侧及的名、异类诸对，西卷《文二十八种病》平头、上尾、蜂腰、大韵、小韵、傍纽、正纽、龃龉、丛聚、忌讳、形迹、傍突、翻语、长撷腰、长解镫诸病。《文笔式》和《笔札华梁》的情况也一样。《文笔眼心抄》将《文镜秘府论》众多内容重新归类、调整，正与这一体例相合。

《文镜秘府论》的又一体例特点是条理化。比如病犯，从相关材料看，中国诗文论有八体、十病、六犯、三疾[15]，有六病例和犯病八格[16]。《文镜秘府论》西卷则将其统一条理化为三十种病，后再简化为二十八种病。比如对属，从相关材料看，中国诗文论有传《魏文帝诗格》八对，上官仪六对，元兢《诗髓脑》六种对，皎然八种对，崔融《唐朝新定诗体》三种对等，从《文镜秘府论》成篑堂本地卷卷首及三宝院本地卷封面里页所记另一卷首看[17]，对属的材料更为复杂，而《文镜秘府论》东卷将其统一条理化为二十九种对。

这同样是《文笔眼心抄》的体例特点。将《文镜秘府论》归类、调整之后，内容进一步条理化了。保留了原来条理化的一些内容，如八种韵、六义、十七势、十四例、二十九种对、文二十八种病等。原来论述性强的内容条理化了。比如前面说到的南卷《论文意》中王昌龄《诗格》和皎然《诗议》，在《文镜秘府论》都是论述性的内容，到了《文笔眼心抄》，编为“凡例”，都条理化了。目录便称为“四十四凡例”，更显条理。陈翀教授提出，书前添“凡例”，乃明清人的编书格式，空海断无可能遵遁后世的编书体例[18]。笔者未能考察书中“凡例”的起源历史，未能断言这只是明清人才有的编书格式。笔者所知道的，是用条理化的方式编撰繁杂的材料，是《文镜秘府论》的惯例。前面所述的其东卷的《二十九种对》和西卷的《文二十八种病》，就是典型例证。东卷、西卷都是在序文之后，分别编有“二十九种对”和“文二十八种病”的目录。《文笔眼心抄》在序文之后编有目录，目录之后将一些内容编为四十四凡例，与《文镜秘府论》的编撰体例正相符合！

其他内容也看出这一点。比如，天卷“调声”，收入王昌龄《诗格》及元兢《诗髓脑》的相关内容。在《文镜秘府论》天卷，这是论述性的。到《文笔眼心抄》，加入南卷《论文意》王昌龄《诗格》关于用字有轻有重及“第一字与第五字须轻清”，以及南卷《集论》殷璠关于纵不拈二，未为深缺的论述，编为“五言平头正律势尖头”、“五言侧头正律势尖头”等十二种调声。比如“笔二种势”，原出《文镜秘府论》西卷《文笔十病得失》。“文笔六体”、“文笔六失”、“定位四术”、“定位四失”几类，分别出《文镜秘府论》南卷《论体》和《定位》，原来都是论述性文字的一部分。到《文笔眼心抄》，则将这些内容抽出，编为几个类目，更为条理化。一些本来分散的内容被集中在一起，加以条理化。如“二十七种体”，全文编入《文镜秘府论》地卷《十体》之外，还将南卷《论文意》王昌龄《诗格》及北卷《论对属》的相关内容“不难不辛苦体”以及“升降体”、“单复体”等编入。条理化的同时，相关内容又进一步调整。比如“调声”一篇，“五言平头正律势尖头”一目中，在皇甫冉“中司龙节贵”和钱起《献岁归山》二诗之后，接以陈闰《罢官后却归旧居》诗；而崔曙《试得明堂火珠》之诗例，则标为“五言侧头正律势尖头”。“七言尖头律”一目，皇甫冉“闲看秋水心无染”和“自哂鄙夫多野性”二诗例，按照目录，也分别被标作“七言平头尖头律”和“七言侧头尖头律”。元兢关于“换头”之论，按照目录，也被分作“五言双换头”和“单换头”两类。

简编也是《文镜秘府论》的体例特点之一。典型的是西卷《文二十八种病》，如“第三蜂腰”引元兢说，开头便是：“‘君’与‘甘’非为病；‘独’与‘饰’是病。”[19]显然省略了病名（蜂腰）和“‘君’与‘甘’非为病；‘独’与‘饰’是病”的诗例，即前文已出现过的诗例：“闻君爱我甘，窃独自雕饰”。“第五大韵”和“第六小韵”引元氏说，都是开头便说：“此病不足累文，如能避者弥佳。”“此病轻于大韵，近代咸不以为累文。”[20]显然也省去了前文已有的病名和相关的说明。

这也正是《文笔眼心抄》的特点。一些材料被进一步简编。《文镜秘府论》天卷《诗章中用声法式》《四声论》，地卷《九意》，南卷《集论》所收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疑《芳林要览序》以及陆机《文赋》、北卷《帝德录》全未编入。南卷《论体》和《定位》只将“文笔六体”、“文笔六失”、“定位四术”、“定位四失”简化后编入。北卷《论对属》只将“上升下降”和“前复后单”二例简化后分别作为“升降体”和“单复体”编入。未被编入的，主要是论述性的内容。如《四声论》《古今诗人秀句序》和陆机《文赋》。已被编入的，也删去一些内容。如“凡例”编入南卷《论文意》王昌龄《诗格》，而将其开头一大段文字删去，中间也有部分内容被删去。“八阶”、“六志”、“二十九种对”均删去“释曰”。“文二十八种病”也删去大量内容。被删去的，主要也是论述性的内容，主要留下条理化的诗例。

《文镜秘府论》尽可能删去原典出处。初稿时，《文镜秘府论》还保留了一些原典出处，修改定稿之后，很多原典的出处又被删去了。比如地卷《十七势》，成篑堂本眉注“王氏论文云御草本如此以朱砂销之”，说明草本原作“王氏论文云”，后来销去，今成篑堂本、三宝院本正文卷首、宝龟院本、六寺藏寺本、松本文库本、醍醐寺乙本、江户刊本、维宝笺本便作“或曰”，没有出处[21]。《十四例》，松本文库本、醍醐寺乙本、江户刊本、维宝笺本题下双行注：“皎公诗议新立八种对十五例具如后十五例御草本错之”[22]，说明草本有出处，而修改后删去“皎然诗议”的出处。比如《十体》，松本文库本、醍醐寺乙本、江户刊本、维宝笺本题下双行注：“崔氏新定诗体困十种体具列如后出右”[23]，也说明后来删去了出处。

《文笔眼心抄》沿用了这一作法，进一步删去一些材料的原典出处。比如《文镜秘府论》天卷《调四声谱》“风小月脍”之前，原有“崔氏曰”;《调声》“换头”之前，原有“元兢曰”；地卷《八阶》题下，原注有“《文笔式》略同”;《六志》题下，原注有“《笔札》略同”；东卷《二十九种对》“第一的名对”例句“尧年舜日”之前，原有“元兢曰”;“第六异类对”例句“来禽去兽“之前，原有“元氏曰”;“第九叠韵对”例句“徘徊窈窕”之前，原有“《笔札》云”;“第十七侧对”，原有“元氏曰”；西卷《文二十八种病》中“第三蜂腰”、“第四鹤膝”、“第五大韵”、“第六小韵”等的“刘氏曰”和“元氏曰”[24]，相关内容编入《文笔眼心抄》时，这些原典出处的文字都被删去了。一些诗例的作者诗题等出处文字也被删去。如《文镜秘府论》地卷《十七势》“第一直把入作势”一些诗例原有昌龄《寄驩州》《题上人房》等，“第二都商量入作势”原有昌龄《上同州使君伯》《上侍御七兄》，“第三直树一句第二句入作势”原有《客舍秋霖呈席姨夫》《宴南亭》等[25]，“第五直树三句第四句入作势”等也有类似的作者和诗题等诗例出处的文字。这些诗例出处文字，编入《文笔眼心抄》时，很多都被删去了。

《文笔眼心抄》的作者不仅非常熟悉《文镜秘府论》的编撰体例和思想，而且非常了解《文镜秘府论》的基本内容，不是一般地了解文字内容，而且对一些深层内涵有很好的理解。《文镜秘府论》一些材料的内涵，有的有直接的文字表露，有的则隐含其中，一般人看不出来。作者重编之时却常常能把这种内涵揭示出来。比如，《调声》中崔曙《试得明堂火珠》一诗编为“五言侧头正律势尖头”，因其首句“正位开重屋”首二字是仄声，是所谓“侧头”。比如皇甫冉的两个诗例，首句一为“闲看秋水心无染”，一为“自哂鄙夫多野性”，一为平头，一为侧头，因此作者在目录中将其分为“七言平头尖头律”和“七言侧头尖头律”。比如“凡例”，引皎然《诗议》，在“格诗三等谓正偏俗”之后，接以“古诗以讽兴为宗”一段关于古诗的阐述，而在“律诗亦有三等古正俗”之后，接以“律家之流拘而多忌”一段关于律诗的阐述。这些地方，没有对《文镜秘府论》相关内容内涵的深刻理解，是做不到的。

直接抄录现成文字，是容易做到的，但是，按照《文镜秘府论》的编撰体例和思想，重新编一部书，并揭示原著内容的深层内涵，却是很难作伪的。西村兼文可能有能力把《文镜秘府论》现成的原文抄录一遍，但是，他有能力对《文镜秘府论》的内容重新归类编排调整吗？他能那么深入地理解《文镜秘府论》的编撰体例和思想，理解其隐于深层的内涵吗？他懂得什么是五言侧头正律势尖头，有能力把《文镜秘府论》地卷《十体》和南卷《论文意》引王昌龄《诗格》以及北卷《论对属》的相关内容综合编成“二十七种体”，把南卷《集论》殷璠的一段话移入“调声”吗？他何以知道，《调声》中崔曙《试得明堂火珠》一诗为五言侧头正律势尖头，而皇甫冉的两个诗例，一为七言平头尖头律，一为七言侧头尖头律？

这一切，可信的解释，《文笔眼心抄》与《文镜秘府论》是同一作者，这作者就是弘法大师空海。只有空海，才那么熟悉《文镜秘府论》的编撰体例和思想，才对其内容内涵有那么深刻的理解，才能那么熟练地根据其编撰体例和思想，重新编撰出一部《文笔眼心抄》，才能在编撰过程中，那么恰当地揭示原著内容的深层内涵。西村兼文则无法做到，他无法作伪，他没有这个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