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考察《文镜秘府论》的编撰时间。

一、《文镜秘府论》初稿不太可能作于高雄山寺时期

内藤湖南《弘法大师的文艺》据《文笔眼心抄》序“于时弘仁十一年中夏之节也”一句，断定《文镜秘府论》作于弘仁十一年即820年之前。加地哲定《文镜秘府论概说》据《文镜秘府论》每卷的署名“金刚峰寺禅念沙门遍照金刚撰”，进一步认为《文镜秘府论》作于弘仁十年即819年金刚峰寺建立以后。但小西甚一《研究篇》（上）认为，弘仁十年、十一年之际，空海往返于京都、高野山之间，营筑高野山极为繁忙，不可能整理众多的文献撰写《文镜秘府论》。而自大同四年（810）八月至弘仁七年（816）之前的六年间，空海住高雄山神护寺，时间最充裕。《文镜秘府论》的初稿应在这一时期写成。至于“金刚峰寺禅念沙门遍照金刚撰”的署名，则当是弘仁十年五月以后次年夏之前最后修订时的加笔。

《文镜秘府论》的作年不会太早。《文镜秘府论》作于弘仁十一年即820年之前，它的材料准备时间较早，并且先有初稿，尔后修订，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把有关材料清理过来之后，我们会发现，它不太可能作于大同四年（810）稍后的几年。

如果从大同四年（810）算起，到弘仁十年（819），有十年之久，即使从稍后的几年算起，距定稿也有七八年，或五六年时间。一部几万字的著作，从初稿到定稿，不太可能相隔那么长时间，除非写完之后一直搁置起来。这是一。

前面说过，《文镜秘府论》的编撰和“一多后生”劝说有关。小西甚一认为空海说的“一多后生”可能指真济。若依此说，一些事实就难以解释。比如，真济投于空海门下得度剃发，在弘仁三年（813）[9]，则至少在这之前真济不太可能劝说空海。真济生于延历十九年（800），师事空海时年仅14岁。劝说空海编撰一部书，至少应该懂得编撰这部书的价值。年仅14岁，尚未成人，年少无知，不太可能懂得这么多这么深。《文镜秘府论》天卷序空海自述“志笃禅默，不屑此事”，似乎不太可能听从一位年仅14岁的少年之劝，就改变初衷，致力于一部不算太小的著作的编撰。真济之外，十大弟子中，真雅生于延历二十年（801），大国四年（809）师事空海时年仅9岁。泰范比空海仅小4岁，杲邻比空海大7岁，这二人都不当称为“后生”。据《文德实录》卷三，道雄先投法相宗的慈胜受唯识论，后入东大寺从长岁和尚学华严和因明，最后才投于空海门下（转自《弘法大师传》第25章《弟子传》），他投于空海门下时间应该比较晚。真如原为高岳亲王，大同四年（809）立为皇太子，旋被废，因此出家。他是看破红尘的悲剧人物。空海住高雄山神护寺期间，即大同四年（810）八月至弘仁七年（816）之前的六年间，这几个人都不太可能在对空海有什么劝说。圆明和忠延不知生年。如果“一多”可以是指32这个数，“一多后生”可以是指时当32岁的弟子，那么，这六年间，空海十大弟子中没有一个相合。真济、真雅尚在年幼，杲邻、泰范年纪较大，这自不用说，智泉生于延历八年（789），32岁则已在弘仁十一年（820）。实慧生于延历五年（786），32岁也在弘仁八年（817）。从空海弟子年龄来看，既与“一多后生”不合，也与其他情况不合。《文镜秘府论》不太可能编撰于空海住高雄山神护寺期间。这是二。

还有第三点，居高雄山神护寺期间，特别是最初几年，创业伊始，空海的主要精力是谋求在各派宗教势力激烈竞争中扎下根基，事务其实很杂，很繁忙。至少，空海可能并不清闲。

嵯峨天皇初即位，他请求修行佛法以镇护国家，以取得嵯峨天皇的支持，创立真言宗。弘仁元年（810）十月二十七日，空海上《奉为国家请修法表》说：“从来月一日起首，至于法力成就，且教且修。”[10]《本朝通鉴》第十一卷说：“帝乃纳其仪，于是从十一月一日剋一七日，开念诵道场修仁王经守护经佛母明王经法。”[11]两条材料要注意两点：一、空海自十一月一日起，每七天要一次开念诵念道场。二、他是“且教且修”。为什么要“且教且修”？因为开念诵道场不能只是空海一人，还需有一批僧众。他开诵的是仁王经，从记载的材料来看，当时僧众未必熟悉，因此要“且教且修”。这样，空海既要自己开念诵道场，还要教僧众学经，而且每七天一次道场，细想一下，其实是很繁忙的。

空海是否曾为东寺别当？目前还有争议。但空海曾补山城国乙训寺别当，《高野大师御广传》等史料的记载却是可靠的，事在弘仁二年（811）十一月九日。据《东寺长者次第》，弘仁三年（812）十月二十九日，空海已辞乙训寺，还住高雄山。为什么移居乙训寺？《高野大师御广传》载大政官符治省赠空海书说：“件僧住山城高雄山寺，而其处不便，省宜承知，令住同国乙训寺者。”[12]从这条记载来看，嵯峨赐空海移住乙训寺，是为了召见方便，因为高雄山寺毕竟在山中，比较远。这样看来，空海在乙训寺主要是便于天皇随时召见。但不到一年又还住高雄山，这之后是开坛灌顶，收徒授业。可能空海还是想作自己的事，所以辞去乙训寺，回到高雄山。从这点推测，空海移住乙训寺，主要活动在应付天皇随时召见，时间并不宽裕。

回住高雄山寺，紧接着是开坛灌顶，广收弟子。高雄山寺时期，见于记载的有三次。一次在弘仁三年（812）十一月十五日，为金刚界结缘灌顶，入坛者为最澄、和气真纲、和气仲世和美浓仲人等人。一次在同年十二月十四日，为胎藏结缘灌顶，这一次有以最澄为道的太僧众数22人，其他沙弥41人，近事41人，童子71人，另外还有音声人等，一共190多人[13]。一次在弘仁四年（813）三月六日，有泰范为首的僧人5人，另有沙弥12人（空海《灌顶历名》，转引自《弘法大师年谱》卷之六）。真济、道雄、杲邻等弟子都是在高雄山时期来投空海的。短短时间，三次开坛灌顶，而且第二次达190多人，这也需费一些精力。

空海在高雄山寺还要处理或整理寺内日常事务。

我们看几条材料。一条是空海《高雄山寺择任三纲之书》，载《性灵集》卷之九。他择任杲邻、实慧、智泉三人为三纲。他告诫说：“等意上下无诤论，长幼有次第，如乳水之无别，护持佛法，如鸿雁之有序，利济群生。”又说：“长兄以宽仁调众，幼弟以恭顺问道，不得谓贱贵。一钵单衣除烦扰，三时上堂，观本尊之三昧，五相入观，早证大悉地。变五浊之浇风，勤三觉之雅训，酬四恩之广德，兴三宝之妙道。”又说：“自外训诫，一如显密二教，莫违越。”空海这番话应当是针对寺内当时状况。从空海这番话背面，可以推测寺内管理现状的某些情况。因为上下有诤论，所以告诫要“上下无诤论”，因为长幼无次第，所以告诫要“长幼有次第”，因为风气浇薄，所以要“变五浊之浇风”。“自外训诫”违越之处也不在少，所以告诫“自外训诫，一如显密二教，莫违越”。上下诤论，长幼无序，长兄不能以宽仁调众，幼弟不能恭顺问道，有五浊之浇风，失三觉之雅训，自外训诫，亦有违越。

这其实已相当混乱了。他又说：“若能悟解已，即名是佛弟子。若违斯义，即名魔党。”又说：“若故违越者，五大忿怒，十大金刚，依法检殛。”措辞是相当严厉的。之所以这样严厉，当是寺内状况已到了非严格管理不可的地步。他说：“今此高雄伽蓝，未补三纲，无人护持。缁林郁茂，近童骈罗，不因指车，谁知晓暮。”这事实上指出其原因。一是无人管理，所谓“未补三纲，无人护持”，二是僧众人杂，所谓“缁林郁茂，近童骈罗”，三是寺规不严或者根本就没有寺规，所以他说“不因指车，谁知晓暮”。不解决这些问题，空海所谓弘法传道的志业就是一句空话。所以空海要大力解决这些问题。择任三纲以管理寺内庶务。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举措之一。他可能还要订立一些寺规，还要耐心对那些僧众进行教育。《高雄山寺择任三纲之书》这篇书，据《性灵集》载，作于“弘仁之年季冬之月”，据《高野杂笔集》卷上所载，则在“弘仁之三年季冬之月”（祖风宣扬会《弘法大师全集》第3卷）。就是说，弘仁三年（812）前后，空海就忙这些事。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加强管理，整顿寺风。这是很耗费精力的。

另一条材料，是最澄和胜仁行者上书。最澄上书说：“高雄山寺食料都无。乞同法禅师来，令持早来上，更余无觅，尤要切。若借他米付上五斛，不任至要。”[14]此状是弘仁三年（812）十一月十五呈上的。正是空海开坛灌顶的那一天。那一天最澄等四人接受金刚界结缘灌顶。胜仁行者上书也有这样的话：“强乞食胜仁行者，最澄受法之时粮乏。伏垂恩幸谨空。”[15]胜仁行者之书未署年月，从内容推测，当也作于高雄灌顶之时。高雄灌顶之时，为什么向空海提出食料都无的问题呢？分析这一问题，需要简要了解高雄山寺有关的一些情况。高雄山寺后来称神护寺。它何时创立，由谁创立，尚不太清楚。《元亨释书》第28卷：“高尾神护寺者，光仁帝受八幡大神之托所建也。”[16]但《御遗告》说：“夫以神护寺是和气氏建立。”[17]它与和气氏有密切关系。日本古代，寺院有官寺和私寺，定额寺与非定额寺之分。官寺由官府负责费用，私寺则靠檀主。定额寺领有不交租税的寺田，僧数也有定额。《类聚国史》卷一八〇:“（天平十八年，746）五月，庚申，禁诸寺竞买百姓垦田及园地永为寺地。”《禅林象器笺》：“朝廷定天下佛寺之数有限，此云定额外，定额外不许私建寺，凡定僧数，或定赋税数，皆称定额。”[18]非定额寺可能一切费用都要自己解决。和气氏建有神愿寺。《大日本史》卷一二〇:“延历中私创河内神愿寺，帝敕为定额。”[19]则神愿寺在延历中已为定额寺。和气氏先是和气清磨，延历十八年（799），和气清磨去世，时67岁。他有三子：广世、真纲、仲世。广世早逝，和空海交往较多的是真纲和仲世。和气真纲、和气仲世曾上表：“至延历中，私建伽蓝名曰神愿寺，天皇追嘉先功，以神愿寺为定额，今此寺地势汗秽不宜坛扬，伏望相替高雄寺，以为定额，名曰神护国祚真言寺。”天长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得到敕许，《类聚国史》卷一七九：“敕，一代之间每年听度一人，又备前国水稻田廿町赐传二世为功田者，入彼寺充果神愿者，更延二世，自余依请。”[20]由此看来，高雄山神护寺是私寺，天长元年（824）之前尚不是定额寺，而是非定额寺。支持它经济费用的是檀主，和气氏是它的外护。既然不是官寺，而是私寺，而且没有定额，一切经济来源都靠自己。一旦檀主因故不能及时接济，寺内经济包括食粮就要发生困难。最澄和胜仁行者上书之所以说食料都无，可能就是寺内经济发生了困难。而之所以向空海上书，就因为这些问题需要空海解决。如果真是这样，那空海在高雄山寺就真够忙了。高雄山寺如果是从光仁帝开始创立，距空海高雄灌顶时当有三、四十年，历年下来，僧众当不少。空海《高雄山寺择任三纲之书》说寺内“缁林郁茂，近童骈罗”，也说明这一点。而到这一年的十二月十四日开坛胎藏结缘灌顶时，入坛者又有190多人，这当中，寺内僧侣当有不少。在没有官府定额的情况下，檀主若不能及时接济，仅靠空海，要解决这么众多的僧人的食粮等问题，该要耗费多大精力！即使不要空海全部解决，至少，空海要在这方面投入不少精力。

如果以上分析离事实尚不是太远，可以说，空海在高雄山寺时期时间并不宽裕。至少，居高雄山寺的前期，空海的精力当主要在寺内庶务和弘法。

因此，说空海在这期间时间宽裕，仅据此而认为《文镜秘府论》应该作于这一时期，理由并不充分。我们前面说过，《文镜秘府论》从初稿到定稿不太可能相隔太长时间，再从“一多后生”的解释和空海弟子这一期间的情况来看，《文镜秘府论》可能更晚一点编成，而不太可能编成于这一时期。

二、《文镜秘府论》初稿当作于弘仁八年以后

《文镜秘府论》初稿的编撰时间，我以为可能是在弘仁八年（817）以后。

想到的一点，是前面分析过的“一多后生”。“一多后生”的劝说应当在这年左右。前面我们分析过，空海在《文镜秘府论》天卷序说到撰述的直接动机，在于“一多后生”热心文笔，恳请大师撰述。这“一多后生”，更有可能是实慧。他是空海十大弟子之首，最得空海信任。他受空海派遣，向嵯峨天皇献书，有可能接触《文镜秘府论》的材料，萌生某些想法。“一多后生”的“一多”二字，可能指解《易》大衍义的“两少一多”，若然，则当指32这个数，指“后生”时年32岁。如果这“后生”指实慧，实慧比空海小12岁，生于延历五年（786），以《易》大衍义“两少一多”之数算，实慧32岁就正好是弘仁八年（817）。

想到的又一点，是前面分析过的空海和嵯峨天皇的文学交谊。在嵯峨天皇的文学交谊中，可以看出空海在这时已有某种意向。空海向嵯峨天皇献诗文集，最早在弘仁二年（811）六月、弘仁三年（812）七月（《书刘希夷集献纳表》作于弘仁二年，《献杂文表》作于弘仁三年）。前面说到过，弘仁二年（811）六月，空海献《刘希夷集》四卷，王昌龄《诗格》一卷、《贞元英杰》六言诗三卷。弘仁三年（812）七月，献《王昌龄集》一卷、《杂诗集》四卷、《朱昼诗》一卷、《朱千乘诗》一卷、《王智章诗》一卷等。这时，虽涉及有关的材料（如王昌龄《诗格》），但尚未见直接谈到与《文镜秘府论》有关的问题。但是到了弘仁七年（816），情况有了重要变化。这年八月十五日，他作《敕赐屏风书了即献表并诗》，不但又献《古今诗人秀句》二卷，而且更具体的谈到与《文镜秘府论》较为直接有关的调声、避病、格律等问题。他说：

譬诗家之格律，诗是有调声避病之制。书亦有除病会理之道。诗人不解声病，谁编诗什。书者不明病理，何预书评。作诗者以学古体为妙，不以写古诗为能[21]。

这段话很值得注意。空海是借诗学谈书法，谈了很多与《文镜秘府论》有关的内容。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编入了南卷。他说“诗是有调声避病之制”，“调声”是天卷的一章，而“避病”是《文镜秘府论》的重要内容，其西卷基本由诗文病累的内容构成。《文镜秘府论》讲格律声病，主要针对近体诗而言，空海这里说“不以写古诗为能”，正是主张写格律近体诗。这已完全是贯穿于《文镜秘府论》的基本思想！这段话明白地告诉我们一个信息，空海关于《文镜秘府论》的一些思想已经成熟。因此，入唐回日本之后，和嵯峨天皇的文学交谊，可能逐渐促使他在创立真言宗的同时，思考一些声病诗律问题。只是他“志笃禅默，不屑此事”，一直仅仅是一般思考而已。但到弘仁七年（816），这种一般的考虑已经带有朦胧的意向。这正是弘仁八年（817）的前一年，弘仁七年（816）！有这种意向，加上“一多后生”的劝说，于是欣然命笔，著成篇章，是很自然的。

想到的再一点，是嵯峨天皇敕赐高野山这件事。事在弘仁七年（816），这年的六月十九日，空海上《于纪伊国伊都高野峰被请乞入定处表》[22]，七月八日，嵯峨天皇敕许赐高野山[23]。从此，空海开始了他真言宗事业的一个新阶段。空海作《高野建立初结界时启白文》，文中说：“某甲幸赖诸佛加持力，幽明机熟之力，以去延历二十三年，入彼大唐，奉请大悲胎藏及金刚界两部大曼荼罗法，并一百余部金刚乘，平归本朝，地无相应之地，时非正是之时。日月荏苒，忽过一纪。爰则轮王启运，拟弘此法，必须得其地，简择四远，此地卜食。”（《性灵集》卷九）从这段话看，空海是把建立高野山看作入唐归日本后十多年来的一桩心愿。而这也确是空海事业中的一件大事。空海虽然一直志在传道弘法，创立真言宗，但此前都是入住现成寺院。天皇敕赐高野山，空海才得以第一次创立自己的弘道基地，建立自己的伽蓝寺院。这是预示真言宗事业将更为辉煌的新起点。

那么，《文镜秘府论》的编撰和敕赐高野山这件事有什么联系吗？我以为有。《文镜秘府论》一个重要宗旨，是以编入其中的声韵、诗病、格律、体势、对属等作为陶冶真言的规矩准绳。《文镜秘府论》的编撰和他的真言宗事业不但有关系，而且可以说是密切相关。如果这一分析尚可成立，那么，在他营建高野山，建立自己的第一个伽蓝寺院时，就很可能同时考虑真言宗理论体系的完善。《文镜秘府论》的编撰就应该在敕赐高野山之后。

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测。弘仁七年七月敕赐高野山，可能促使他认真考虑真言宗理论体系的完善问题，考虑陶冶真言的规矩准绳问题。到这年八月，他向嵯峨天皇献《古今诗人秀句》等书，就已相当关注声病诗律问题，说明他对这方面问题已有某种朦胧的意向。到弘仁八年（817），又有大弟子实慧即所谓“一多后生”的劝说。于是开始了《文镜秘府论》的编撰。

弘仁八年（817），空海派弟子实慧和泰范去高野山建立寺院。《高野杂笔集上》：

是以为造立一两草庵，且差弟子泰范实慧等发向彼处，伏乞为护持佛法，方圆相济，幸甚幸甚，贫道来年秋月必参。披谒未间，珍重珍重，谨状。

《高野杂笔集下》载空海于弘仁十年暮春书状说：“贫道以去弘仁九年冬就闲寂於纪州南岳。”知空海于弘仁九年登高野山，这里说“贫道来年秋月必参”，知派遣泰范、实慧前往高野山建立寺院在弘仁八年。

实慧将赴高野山，面对真言宗发展新的契机，临行前，大师和弟子当要谈一些事情。可能就在临行前的谈话中，实慧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恳请空海编这样一部书。之所以作这样的推测，除了时间上吻合之外，我还想到《文镜秘府论》天卷序空海自述写作缘起的一段话。这段话前面我们已经引述过，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再看一下。这段话里，空海在说到他自幼颇学藻丽，入唐粗听余论之后说：“虽然，志笃禅默，不屑此事。爰有一多后生，扣闲寂于文囿，撞词华乎诗圃。……”为什么在“一多后生”恳请之前，强调他“志笃禅默，不屑此事”？所谓“志笃禅默”怎么理解？有没有具体所指？如果有，又指什么？我想，所谓“志笃禅默”，当然首先指空海自幼志向在学道弘法，但在当时情况下，可能还具体指其时志在真言宗事业，营建高野山太繁忙了。如果可以这样理解，那么，“志笃禅默”四字实际告诉我们，《文镜秘府论》是在他潜心于真言宗事业，比较繁忙之时所编撰的。具体来说，可能就暗示是营建高野山之际。这样理解，推测实慧是在赴高野山建立寺院临行前，即弘仁八年（817）恳请空海编这部书，就顺理成章了。

“一多后生”（可能是实慧）恳请空海在编撰弘仁八年（817），至于具体什么时候开始动笔编撰，我想有二种可能。一种可能，实慧恳请之后空海马上开始编撰，编撰时间在弘仁八年（817）实慧往高野山之后，次年即弘仁九年（818）空海自己初登高野山之前的一年间。这段时间空海仍在高雄山寺。另一种可能，就是作于弘仁十年（819）年五月着手建立高野山伽蓝金刚峰寺以后。《建立金刚峰寺最初劝请镇守启白文》作於弘仁十年五月三日[24]，知此时始着手建立高野山伽蓝金刚峰寺。后一种可能并非不存在。自弘仁十年（819）五月到弘仁十一年（820），空海营筑高野山确实很忙，但营筑工作并非只在这一年，自弘仁七年（816）天皇敕赐高野山，就已开始，而这之后也一直在进行。营筑的具体繁杂事务，自有他的许多弟子和其他人去办，他不必事无巨细，一一躬临。空海不至于忙得无暇旁顾。事实上，就在这一年，他仍著述不断，《秘密曼荼罗教付法传》二卷可能就写于这期间，而《文笔眼心抄》一卷不容置疑就是这一年完成的。

在这之前，不管空海是否有意写这么一部书，客观上，他已有充分的资料准备，一些基本思想已经形成。《文镜秘府论》的篇幅虽有七八万字，但也不是太多。这是编撰之著，大部分是稍事编改，抄录原文。从现存文字看，明显有材料相重复矛盾之处，看出编撰时比较匆忙的痕跡。在基本思想已经形成，资料准备充分的情况下，不是精雕细琢，不是独立著述，而是将现成的原文不加改动或稍作综合，编辑抄录，一年之内抽出一些时间，完成七八万字的一部书，这样的工作，对于空海这样才思敏悟、学识深博的大师来说，当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可能在弘仁八年（817）至九年（818）的一年间写成初稿，而弘仁十年（819）年五月着手建立高野山伽蓝金刚峰寺以后又对《文镜秘府论》初稿进行修订。但也可能从初稿到修订，甚至直到把它简编成《文笔眼心抄》，都一气呵成。无论从空海的思路、心气、才气，还是从他处事果决的性格来说，这都更有可能。他没有必要把这样一件对他来说不是太费精力的事拖上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