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之后，与《文镜秘府论》的编撰有关，有两方面人物值得注意。

一、嵯峨天皇与《文镜秘府论》的编撰

一方面人物是嵯峨天皇。

之所以注意到嵯峨天皇，是因为空海和这位天皇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这种关系首先是政治上的。在嵯峨天皇与贵族代表藤原氏的斗争中，空海布道弘法明确以“镇护国家”为号召，全力支持嵯峨天皇。试想，一方面数年来农业歉收，民不聊生，另一方面，贵族藤原仲成、药子等专横跋扈，明争暗斗，矛盾日益激化。嵯峨天皇于大同四年（809）四月十三日即位，就面对这一严峻现实。嵯峨天皇采取果断措施，于即位之次年，即弘仁元年（810）九月十日，解除藤原药子的官位，拘捕藤原仲成。十二日，上皇剃发入道，藤原药子被迫服毒自杀，十三日，废皇太子高岳亲王（见《日本后纪》卷二〇）。就在嵯峨天皇平息藤原氏之乱的次月，弘仁元年（810）十月二十七日，空海上《奉为国家请修法表》，请求念诵仁王经、守护国界主经等，以“摧灭七难，调和四时，护国护家，安已安他”[1]。据《游方记》卷二：

十月廿七日师上表曰：顷日祸乱不溢而磷，虽国家兹康未洗兵法雨，恐剩秽气或发凶殃，请为国家报修供。帝乃纳其仪，于是从十一月一日剋一七日，开念诵道场修仁王经守护经佛母明王经法，国消不虞之灾，宫举大和之风。帝悦优赏。

嵯峨天皇采纳了空海的请求，从“帝悦优赏”来看，嵯峨天皇相当赞赏。从此，他们相扶相倚，天皇借助宗教之力稳定民心，镇护国家，而空海则借助政权之力量使真言密教日益隆昌。弘仁二年（811）十一月，空海得补山城国乙训寺别当。弘仁七年（816），得敕赐纪伊高野山，作为传播真言宗的基地。弘仁十四年（823），再得敕赐京都东寺作为又一传教基地。

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文学艺术上的密切交往。嵯峨多才多艺。书法与空海并为“二圣”，加上橘逸势并称“三笔”。他好尚汉诗文，在位之时，敕命臣下编有二部日人汉诗集，一是《凌云集》，敕命小野岑守等于弘仁五年（814）编成。二是《文华秀丽集》，敕命仲雄王等于弘仁九年（818）编成。嵯峨自己对汉诗也有很深的造诣。《凌云集》收其御制诗22首，《文华秀丽集》也收入他很多诗作。嵯峨于汉诗各体俱擅长，既能七言律诗，又能五言律诗，还能七言绝句（据《弘法大师传》第十一章，第755页）。空海和嵯峨天皇有不同寻常的文学艺术上的交谊。他们有诗作交往。《本朝通鉴》卷一一弘仁五年三月条下载：“敕使内舍人布势海赐绵一百屯兼七言诗于僧空海，空海诗韵不改奉谢恩赐。”嵯峨天皇赠诗载《凌云集》，诗云：“问僧久住云中岭，遥想深山春尚寒。松柏料知甚静默，烟霞不解几年飡。禅关近日消息绝，京邑如今花柳宽。菩萨莫嫌此轻赠，为救施者世间难。”空海回赠诗载《性灵集》，诗序将嵯峨比作中国之魏武唐文，说：“彼魏武唐文岂得比肩乎。”其诗曰：“力袍苦行云山里，风雪无情春夜寒。五缀持锡观妙法，六年萝衣啜蔬飡。日与月与丹诚尽，覆瓮今见尧日宽。诸佛威护一子爱，何须惆怅人间难。”前面我们列数了空海入唐携回的诗文集，那些诗文集，回国后未即献给当时在位的平城天皇。事隔五年之后，才奉献给嵯峨天皇。弘仁二年（811）六月二十七日，献《刘希夷集》四卷，并献王昌龄《诗格》一卷、《贞元英杰》六言诗三卷。弘仁三年（812）七月二十九日，献《王昌龄集》一卷、《杂诗集》四卷、《朱昼诗》一卷、《朱千乘诗》一卷、《王智章诗》一卷等。弘仁七年（816）八月十五日，又献《古今诗人秀句》二卷。他还献书法作品。弘仁二年（811）八月，献欧阳询真迹等。弘仁三年（812）六月七日，奉献狸毛笔和真书、行书等。弘仁五年（814）闰七月八日献王羲之兰亭碑等章[2]。

嵯峨天皇及其与空海的交往，和《文镜秘府论》的编撰并非没有关系。这可以提出几点。

其一，嵯峨天皇好尚汉诗文，加上平安时代日本学人本来就追慕唐文化，嵯峨时代创作汉诗文更是蔚成风气。《文镜秘府论》编入大量中国诗文论著作，为日本士子提供诗文创作之格式，应当和平安时代特别是嵯峨时代这种好尚汉诗文创作的风气有关。

其二，嵯峨天皇需要真言密教的，是其镇护国家的政治作用。空海密教正是在这一点上，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考虑政治需要，这一思想同样表现在《文镜秘府论》之中。天卷序说：“夫大仙利物，名教为基，君子济时，文章是本也。”又说：“至如观时变于三曜，察化成于九州。金玉笙簧，烂其文而抚黔首，郁乎焕乎，灿其章以驭苍生。然则一为名始，文则教源，以名教为宗，则文章为纪纲之要也。”把文章看作是纪纲之要，强调的是文章济时拯世，化成九州，抚黔首，驭苍生的政治作用。这是不是也同样适应了嵯峨时期教化百姓的政治需要呢？

其三，空海编撰《文镜秘府论》，是否有可能通过嵯峨天皇，利用了宫中所藏的某些资料。编入《文镜秘府论》中的诗文论著作，有些是空海自己亲自从中国带回来的，有些是前人带回来后藏于民间，但应有一些携带回来后，呈献于天皇后藏于宫中。空海有没有可能通过嵯峨天皇利用皇宫的藏书呢？

最后一点，也是更为重要的，空海和嵯峨天皇应当讨论过文学问题，讨论过诗文作法问题。以他们不同寻常的交谊，以他们共同的文艺兴趣和修养，这是很有可能的。空海奉进之书，都是嵯峨天皇敕命索要的。这些书，有些后来直接编入了《文镜秘府论》，如王昌龄《诗格》，如《古今诗人秀句序》。他们是不是就有关的问题讨论过，各自表示过某种看法呢？《书刘希夷集献纳表》说：“王昌龄《诗格》一卷，此是在唐之日，于作者边偶得此书。古诗格等，虽有数家，近代才子，切爱此格。”[3]王昌龄《诗格》是直接编入《文镜秘府论》的一部书，这里强调“近代才子，切爱此格”，空海这时是不是有了某些与《文镜秘府论》有关的想法，有意无意把这种想法呈告嵯峨，而嵯峨得到王昌龄《诗格》之后，是不是发表过什么御旨呢？空海献表谈到的调声、避病、格律等问题，是《文镜秘府论》的重要内容。他们不一定直接谈到过《文镜秘府论》，但与嵯峨的文学交谊，对引发空海编撰动机会不会有某种间接作用呢？

二、“一多后生”与《文镜秘府论》的编撰

值得注意的还有“一多后生”。

《文镜秘府论》天卷序空海自述写作缘起，说：“虽然，志笃禅默，不屑此事。爰有一多后生，扣闲寂于文囿，撞词华乎诗圃。音响难默，披卷函杖，即阅诸家格式等……”他说，《文镜秘府论》撰述的直接动机，在于“一多后生”热心文笔，恳请大师撰述。

“一多后生”何所指，各家理解不同。空海《三教指归序》：“爰有一多亲识，缚我以五常索，断我以乖忠孝。”这里所谓“一多亲识”，指空海外舅阿刀大足。而所谓“一多后生”，一说指一人及多人，一说指一个优秀的后辈，一说指一多法界说之后辈。《研究篇》（上）：

所谓“一多”是一人以及多人之义。《三教指归序》也有“爰有一多亲识”（这个“一”指阿刀大足），就是说，其中应该有一个特别热心的后生。

《文笔眼心抄》的笔迹让人想到在正仓院御藏僧纲状的真济的书风，根据这一点，不能不让人想到真济。真济是《性灵集》的编者。这点姑且不说，听任这些后生的意愿，安排起草撰稿的事情，我想对大师来说不是特别麻烦的请求。

《文镜秘府论札记续记》：

《三教指归序》：“爰有一多亲识”，“一多”是不常见的字眼。《眼心序》：“可畏后生，写之诵之，岂唯立身成名乎。”把这个“可畏后生”的“可畏”和“一多后生”“一多亲识”的“一多”调换过来看，其意思便很容易理解。就是说，这个“多”即优秀之意，所谓“一多后生”即“一个优秀的后辈”的意思，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文镜秘府论校注》：

一多后生，谓持一多法界说之后辈也。密教于宇宙之真相，即如来自证境界，有一法界与多法界两说。所谓“一多相容不同门”也。一法界者，谓如来自证无相平等之境界，即本体。多法界者，谓差别妙融之境界，即现象。无畏三藏及一行禅师等主张前说，其根据为《大日经》。弘法大师主张后说，见于其师所著之《吽字义说》。以此，大师文中，喜用一多，其《三教指归序》云：“爰有一多亲识”，亦其证也。

卢按：《论语·子罕》：“后生可畏。”邢昺疏：“后生，谓年少也。”所谓“后生”指年少之人。空海编撰《文镜秘府论》之时，身边的年少之人，应当是他的弟子。空海有十大弟子，实慧、真济、真雅、泰范、智泉、真如、道雄、圆明、杲邻、忠延，另外还有好几个付法弟子。那么，在这些弟子中间，哪一个或说哪几个更有可能呢？

小西甚一《研究篇》（上）以为可能是真济。他提出两点：一、“《文笔眼心抄》的笔迹让人想到在正仓院御藏僧纲状的真济的书风。根据这一点，不能不让人想到真济。”二、“真济是《性灵集》的编者”。确有可能是真济。大同四年（809），真济就比较早地师事空海，是空海最得意的弟子，空海弘法传道之时，他一直在空海身边。除编过《性灵集》外，他自己也有不少著述。他后来也欲步空海之迹入唐求法，因海上遇险而未果。

但是，也有可能是实慧。之所以想到实慧，有这么几点：

他是十大弟子之首，出生于讚岐国，姓佐伯氏，与空海同国同姓同族，其祖和空海是同系的佐伯氏。空海入唐之际，与实慧住于同寺，这样推测，空海入唐前，实慧大德可能就与空海有较密切的关系。空海回国弘法创业，实慧一直是得力的助手。弘仁三年（812）十二月，被空海择为整理高雄山寺寺务的三纲之任[4]。弘仁七年（816），空海奏请在高野山建立真言宗修法道场之时，实慧大德受空海之命赴高野山察看地形，进行草创工作。弘仁十四年（823）嵯峨天皇敕赐东寺作为真言宗根本道场，实慧大德又协助空海经营东寺。据《弘法大师传》第25章《弟子传》，承和二年（835）空海圆寂后，实慧为东寺长者，居于统辖全宗的位置，时太上天皇赐予哭空海的诗章，是实慧大德上表致谢。《御遣告》说：“以实慧大德吾灭度之后可为诸弟子依师长者缘起。”这一材料如果可信，则空海实际是把后事托付给实慧，实慧实际是空海继承人。以最信任的后继者，劝说空海编撰一部书，应当是顺理成章的。

空海《书刘希夷集献纳表》说：“谨遣弟子僧实惠，谨随状奉进。”[5]空海年岁较嵯峨天皇长12岁，可能因为这个原因，空海向嵯峨天皇献书，总是派其弟子前往。从这条材料看，至少这一次是派实慧前往。其他几次是不是也是派实慧呢？不排除这种可能。前面我们分析过，向嵯峨所献之书中，不少是文学和诗文论著作，有些直接就被编入《文镜秘府论》，比如《书刘希夷集献纳表》说的这一次，向嵯峨天皇奉送的除《刘希夷集》之外，就有王昌龄《诗格》。王昌龄《诗格》是空海很看重的一部著作，被编入《文镜秘府论》。受派遣向天皇献书，所献之书后来又直接编入《文镜秘府论》，把这些联系起来看，不能不让人想到一些问题。比如，实慧献书，应当接触到了与《文镜秘府论》相关的材料，如王昌龄《诗格》等，在接触这些材料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萌生某种想法，尔后劝说空海用这些材料编撰一部书呢？又比如，实慧受命献书，应当有可能直接见到嵯峨天皇，天皇读到王昌龄《诗格》一类诗文论著作，有没有可能萌生某些想法？又有没有可能和空海派来献书的大弟子谈起这些想法？如果有这种可能，那么，实慧有没有可能从嵯峨天皇的想法中受到启发，或者直接就是转达嵯峨天皇的旨意，回来后，劝说空海编撰一部书呢？《文镜秘府论》天卷序所说的：“爰有一多后生，扣闲寂于文囿，撞词华乎诗圃。”是不是就应验在这里呢？

还值得注意就是“一多”这个词。“一多后生”怎么解释？中泽希男《文镜秘府论札记续记》以为指一个优秀的后辈，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以为指一多法界说之后辈。“多”字作“优秀”解，不妥。如说一多法界之后辈，则其人甚众，到底指谁呢？我认为，“一多后生”的“一多”，可能用解《易》大衍义的用语，指变化成卦的少阴之数。《易·系辞上》“十有八变而成卦”孔颖达疏：“十有八变而成卦者，每一爻有三变。谓初一揲不五则九，是一变也。第二揲不四则八，是二变也。第三揲亦不四则八，是三变也。若三者俱多为老阴，谓初得九，第二第三俱得八也。若三者俱少为老阳，谓初得五，第二第三俱得四也。若两少一多为少阴，谓初与二三之间，或有四，或有五，或有八也，或有二个四而有一个九，此为两少一多也。”[6]所谓“一多”，就是“两少一多”之数的少阴之数。这个数是多少呢？宋程大昌《易原》说：“一多者，谓三大揲之间通奇扐，有四有五而又有八，则十七也，或时有两个四，一个九，亦十七也，奇扐既为十七，则存而为策者三十二也。”[7]宋方闻一《大易粹言》也说：“世俗所谓两少一多者，去其十七，则得四八三十有二。”[8]就是说，“两少一多”为17，大衍之数49，去17，则存32。《易》大衍义的“一多”应当指32这个数，空海“一多后生”的“一多”也当指这个数。那么，这个数在空海这里指什么意思呢？我推想，应当是指劝说空海的这位“后生”当时的年龄。就是说，劝说空海的这位后生当时应当是“两少一多”之数，即32岁。如果这一推测尚有道理，那么，更可能是谁呢？我以为在空海弟子之中，真济也好，其他弟子也好，都更可能是实慧。真济小空海27岁，生于延历十九年（800）。《文镜秘府论》在弘仁十一年（820）之前已经编定，应当还更早一点，即使是弘仁十一年，真济也才20岁。而实慧比空海小12岁，生于延历五年（786）。实慧劝说空海编撰《文镜秘府论》弘仁八年（817年）左右，弘仁八年实慧正好32岁。“一多”这个词如果可以是指某个数字，如果可以是指32这个数，则既可以印证劝说空海的“一多后生”是实慧，也可以印证《文镜秘府论》的编撰时间在弘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