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海随日本第17次遣唐使入唐，自日本延历二十三年、唐贞元二十年（804）八月到日本大同元年、唐元和元年（806）八月，前后整整两年时间。这期间，他和唐朝文人接触交往情况如何？得到哪些诗文论著作？怎样得到这些诗文论著作？空海入唐的这些文学活动，是我们需要考察的问题。

一、空海在福州的文学活动之考察福州，是空海入唐的第一站。

空海入唐，是决心学习中国文化，海上航行有数不尽的艰难，遇风暴而漂流数月，甚至遇难而死是常有之事。因此不少人借故躲避逃避。而空海却是上书自请入唐。804年，他随第17次遣唐使入唐。据空海《为大使与福州观察使书》描述，这次是“忘身衔命，冒死入海”，经历了“暴雨穿帆，戕风折舵”的海上险难[5]。日本使船通常在扬州苏州一带泊岸。空海他们一行四船，七月六日从日本肥前国松浦郡田浦出发，第二天就遇上暴风雨，在海上漂泊34个昼夜，始漂至福州。几个史料记载了当时的情形。《古行状记》：

已往日本船每著杨苏二州，这般风恶，过七百里到衡州，州司禁止，检括船上，大使藤原朝臣贺能自作手书，呈于州司，州司不应，如此者三。

《高野大师御广传》

十月三日，新除观察使兼刺史阎济美到著，此间大使贺能作手书呈福州观察使，观察使披阅两三度，封检舟船，追却徒居之湿砂，辄加冤凌。

《日本后纪》卷一二：

时杜宁县令胡延沂等相迎语云，当州刺史柳冕缘病去任，新除刺史未来，国家太平者，其向州之路山谷险隘，担行不稳，因回船向州。十月三日到州，新除观察史兼刺史阎济美处分旦奏，且放廿三人入京，十一月在日臣等发赴上都。

都可见其时情状。福州从未接待过日本使船，他们停泊的长溪县赤岸镇又是一个偏远小镇。当州刺史柳冕因病去任，新任刺史未到任，到任后，日本大使自作手书，呈于州司，又未能使州司理解。于是空海他们八月十日抵岸，颇费了些周折，直到十月三日才回航福州，十一月三日，始从福州往长安。

从这些史料看，这时空海所见的，都不是文学人物。《日本后纪》卷一二提到有杜宁县令胡延沂，其人未见其他史载。当州刺史柳冕是古文家，但因病去任。新除观察史兼刺史阎济美，《旧唐书》卷一八五有传，这是一位有能力的一方镇使。这时的空海未见有太多精力顾及文学。

但是，空海在福州的活动也并非与文学完全无关。他呈书阎济美，得以获许入京，和阎济美的交往，可能就多少和文学有点关系。

日本大使自作手书，三番二次呈于州司，州司不但不应，反而封检舟船，辄加冤凌。大使不得不延请空海代书。据《御遣告》《高野大师御广传》和《古行状记》等记载，空海为大使作书呈上，不但使主人疑虑顿消，含笑相待，允许开船，而且给足资粮，安排旅馆，存问有加，仪式罔极，览之主客各流泪。何以如此，既因文中谦恭得体的诚恳态度，讲明如何经历海上险难漂泊至此的原因，也因这篇文字的文采。这简直是一篇美文。试看开篇：“高山澹默，禽兽不告劳而投归；深水不言，鱼龙不惮倦而逐赴。”赞大唐以其圣德归服四方，对仗何其工稳，比喻何其贴切，文辞何其巧丽！再看中间：“暴雨穿帆，戕风折舵。”“频蹙猛风，待葬鳖口；攒眉惊汰，占宅鲸腹。随浪升沉，任风南北。但见天水之碧色，岂视山谷之白雾。”对仗比喻，加上夸饰渲染，海上险难情景跃然纸上。一篇文采斐然的标准骈俪美文，谁能相信竟出自异邦僧人手笔，而又恰恰得遇新任镇宰。

新任观察史兼刺史阎济美虽非以文学著名，却也有诗作传世。《全唐诗》卷二八一存其诗作二首。二诗虽均文质词素，但《下第献座主张谓》一诗却也字工句稳，动了真情，而《天津桥望洛城残雪》：

新霁洛城端，千家积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阳残。

也颇有一些情韵。阎济美虽未必是善诗者，却可能是知文者。他懂得欣赏文章，正因为如此，所以空海为大使所作之书一旦呈上，应该马上得到他的赞赏，因为有镇宰的赞赏，所以得到优礼相待。空海和阎济美因入京事的交往，和空海文章的文采有关，可以说，阎济美是空海入唐的第一个文学知音。

空海在福州还和一个人有过交往，这个人是马搃。《性灵集序》：

和尚昔在唐日，作离合诗，赠土僧惟上，前御史大史泉州别驾马搃，一时之大才也，因送诗云：“何乃万里来，可非衔其才。增学助玄机，土人如子稀。”

这里所说的空海所作离合诗，见《性灵集》圣范集注引，作《在唐日作离合诗赠土僧惟上》，诗曰：

磴危人难行，石崄兽无登。烛暗迷前后，蜀人不得灯。

马搃和空海纯是以诗相会。论者或以为马搃赠诗空海和朱千乘等人赠诗一样，都在京城长安（如《弘法大师年谱》）。此说大可怀疑。朱千乘等人赠诗并非在长安，而是在越州。这一点下面再作分析。这里要说明的是，马搃赠诗和朱千乘等人赠诗并不在同时同地。空海作《离合诗》，为什么只有马搃一人就空海此诗作诗相送？朱千乘等赠诗都是临别相送之意，为什么马搃赠诗却只就空海之诗作赞美之意？可信的解释，是马搃送诗在前，而朱千乘等人临别赠诗在后，朱千乘等人在越州临别赠诗，而马搃送诗却应该是在福州。《性灵集序》称马搃为“前御史大夫泉州别驾”就是证明。马搃是受宦官监军薛盈珍之谮而被贬为泉州别驾的，事见元稹作《薛戎碑》[6]，又见两唐书《马搃传》。这里，“前御史大夫”应该是称其前职，“泉州别驾”应该是称其被贬之现职。马搃后来是入京为恩王傅。据《旧唐书·职官志》，唐制，亲王傅为从三品，而上州别驾为从四品下，中州别驾为正五品上。未有已高迁新职而仍称昔日被贬之旧职者，这未免对人太不敬。马搃被贬泉州别驾之前，可能曾为御史大夫，唐制，御史大夫为从三品。虽已遭贬而仍称其遭贬之前的高品之职，这是对人的尊称。既称“泉州别驾”，则当在泉州。泉州归福州中都督府所督（《旧唐书·地理志》）。空海作《离合诗》和马搃送诗，都应该在福州。

空海此时是刚入唐境，急于作诗赠人，和文人交往，可以看作空海入唐的初步的文学活动。

二、空海在长安的文学活动之考察

京城长安，是空海入唐的第二站。日本延历二十三年、唐贞元二十年（804）十一月三日从福州出发，十二月二十三日入长安。福州去京七千五百二十里，据《日本后纪》卷一二，空海他们是“星发星宿晨昏兼行”，当没有多少时间和机会跟沿途文人交往。需要关注的，是空海入京之后。

空海在长安的主要精力，在寻道求法上。入长安后，次年即日本延历二十四年、唐贞元二十一年（805）春，本来应该随遣唐大使告归日本的。但是，《御遗告》说：“此间大使贺能、大夫达向者归国。……爰小僧并橘大夫，准敕留学。”《新请来经等目录表》也说：“仲春十一日，大使等旋归本朝，唯空海孑然准敕，留住西明寺永忠和尚故院。”就是说，空海是自请留学并得到准敕的。自请留学，目的主要在寻道求法。他这方面的活动太繁多，时间太紧张了。805年二月十日，空海移住西明寺，便开始历访诸寺名德。五月上旬，访青龙寺，首次进谒佛教真言宗第七代教主惠果高僧。六月上旬，受胎藏法灌顶，七月上旬，受金刚界灌顶，八月十日，受传法阿阇梨位灌顶和遍照金刚的灌顶名。这年十二月十五日惠果圆寂，次年（806）一月，空海参加葬礼，为撰写惠果碑文。

这一系列活动之外，他还废寝忘食地抄写经书。这一点，他后来在越州作的《与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这样说：

今见于长安城中，所写得经论疏等凡三百余轴，及大悲胎藏金刚界等大曼荼罗尊容，竭力涸财，趁逐图画矣。然而人劣教广，未拔一毫。衣钵竭尽，不能雇人，忘食寝劳书写。日车难返，忽迫归期。心之忧矣，向谁解纷。

《与本国使请共归启》也说：

忘飡耽读，假寐书写，大悲胎藏金刚顶等。已蒙指南，记之文义。兼图胎藏大曼荼罗一铺，金刚界九会大曼荼罗一铺（并七幅丈五尺），并写新翻译经二百卷，缮装完毕。

前一则材料说在长安“写得经论疏等凡三百余轴”，后一则材料说“写新翻译经二百卷”，所谓“写”，就是书写，抄写。还有“大悲胎藏金刚界等大曼荼罗尊容”，从后一则材料看，“并七幅丈五尺”，则是“竭力涸财，趁逐图画”。因为“衣钵竭尽，不能雇人”，所以抄写也好，图画也好，都只能是空海“忘食寝劳”，“忘飡耽读，假寐书写”。要知道，他在长安只有一年时间，那三百余轴经论疏之文或二百卷新译经，那么多大曼荼罗尊像。这一切，占据了空海的时间，不然，他一定会有更多的文学活动。

不仅如此。据《旧唐书》卷一九九：

贞元二十年，遣使来朝，留学生橘逸势、学问僧空海。元和元年，日本国使判官高阶真人上言：“前件学生艺业稍成，愿归本国，便请与臣同归。”从之。

又《新唐书》卷二二〇：

贞元末，其王曰：桓武遣使者朝，其学子橘逸势、浮屠空海，愿留肄业，历二十余年。使者高阶真人来请逸势等俱还，诏可。

这里，《新唐书》所说的“二十余年”当为“二年余”之误。《旧唐书》说的“愿归本国”，应当是日本国希望空海他们归返本国，为国效力。就空海的意愿来说，可能想在唐多留学一段时间，但日本朝廷派使臣判官高阶真人请求唐朝廷允许空海他们回国，空海只好归国，所以空海《与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说“忽迫归期”。至于《与本国使请共归启》所说，当是越州之时，求内外经籍都已如愿，急于回国建业效力，所以请与本国使共归。而在长安之时，他确实感到时间紧迫，很希望假以时日，如愿完成寻道求法之业。一方面紧张的寻道求法，“忘食寝劳”地“书写”佛经典籍，图画大曼荼罗尊像，一方面“忽迫归期”。他入唐的另一个意愿，文学交流方面的意愿，在京城未能圆满实现。

即使这样，空海在京城也进行了一定的文学方面的交流。

他和青龙寺义操阇梨有诗歌交往。《经国集》卷一〇载有空海所作《留别青龙寺义操阇梨》，诗云：

同法同门喜遇深，游空白雾忽归岑。一生一别难再见，非梦思中数数寻。

这是在京城所作。《性灵集序》又载毗陵子胡伯崇之歌：“说四句演毗尼，凡夫听者尽归依。天假吾师多伎术，就中草圣最狂逸，不可得，难再见。”空海在京城从韩方明学书法，当也展示了自己的草圣之才，因此胡伯崇称赞说：“就中草圣最狂逸。”这也当作于京城。《性灵集序》说空海与马搃作离合诗。

其后籍甚满邦，缁素仰止。诗赋往来，动剩箧笥。遂使绝域写忧，殊方通心，词翰俱美，诚与东方君子之风。

这里说的“诗赋往来”，可能既指在越州，也指在京城。空海在京城和“缁素”文人可能有过“诗赋往来”。

编入《文镜秘府论》的唐人有关诗文论的著作中，有没有是在京城长安搜寻收集到的？没有材料说明这一点。他在京城的文学活动，也并不直接与《文镜秘府论》相关联，但是，那么繁忙的活动，“忘食寝劳”的书写经书，还不忘和文人“诗赋往来”，在他意识深处，在寻道求法之外，还没有忘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