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美国海军提督伯理率领舰队前来日本叩关，1854年迫使日本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由此，日本被迫打开国门，结束了封建德川幕府250年的“锁国时代”。自19世纪中叶至今的150年间，日本将西洋方式作为目标，经历了两次起伏跌宕。即通过第一次幕末开国和旋即发生的明治维新，成为欧美以外第一个走上了自主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其终点是1945年的战败，被历史无情地抛入了物质一贫如洗、精神极度“虚脱”的谷底。日本人大概永远也不会忘记迈克阿瑟对战败当时日本人揶揄式的评价，即日本人的“精神年龄是12岁”。战后初期处于“虚脱”状态的日本人对欧美人的看法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欧美国家从战时的“鬼魅”一变为“先进的楷模”，于是日本“第二次开国”，重新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到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日本又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再一次被欧美誉为“亚洲的凤凰”。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似乎预示着日本文化能量的神话即将破灭，人们甚至认为长期以来对日本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褒奖有些言过其实，“日本方式”似乎可以寿终正寝了。然而，这个岛国就像一只不死鸟，进入21世纪以来又惹起国际上的刮目相看，因为在这个国度居然出现了四位诺贝尔奖得主，人们再次将目光聚焦于日本。

日本何以在欧美以外的国家中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又何以在战败后再次迅速崛起？当然，国际形势的大背景为其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这在学界已多有研究。然而不能否认，日本内在的文化因素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正因如此，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际范围的日本学研究中的大部分著述聚焦在对日本文化的研究。学者们从各自的视角对这个“特异的民族”作了细致入微的解剖，也提出了令人目不暇接的观点。学者们还为日本文化贴上了形形色色的标签，诸如：合金文化、杂种文化、飞地文化、复合文化、盐卤文化、双重文化等等。这些标签看似五花八门，其实仔细揣摩，不外是在讲日本文化的非单一性，即复杂多变性。那么其中有无潜藏在上述表象之下的相对稳定的因素呢？笔者以为，完全可以把这一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那就是日本人与生俱来的对外来文化的情有独钟。有读者可能会提出，难道只有日本热衷于外来文化吗？当然不是，然而日本人在与外来文化接触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常规特性，即：拿来主义的实用性、传统文化的稳固性、多元文化的并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