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日本文化研究，大概可以追溯到1854年罗森随伯理舰队“以助立约之事”而留下的《罗森日记》，之后又有清朝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著洋洋大观之《日本国志》（1887年成书）被视为影响至今的日本历史文化研究名著。此外，尚有一批中国官吏、文人亲历日本而记述的日本游记问世，形成了近代中国人研究日本及日本文化的小**[16]。此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的约百年间的著述中，作为专家级的日本文化研究者周作人的议论，至今仍然吸引着有意了解日本文化的中国读者，《周作人论日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汇集了周作人颇具“文化味道”的日本文化议论之作。戴季陶《日本论》则从“政治为用”的角度对日本历史文化做了潜心剖析，以求“知己知彼。”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在特定的学术生态之下，日本文化研究几乎奄奄一息。但是，即使如此，仍有朱谦之所著日本哲学思想研究三部曲出版，即，《日本的朱子学》《日本哲学史》（三联书店1958年、1964年）以及《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后分别由人民出版社于2000、2002年再版。“三书”虽然间或留有“政治挂帅时代”的思想痕迹，但观其史料之翔实、梳理之清晰、观点之明确，不啻为当今值得敬仰的学术楷模，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哲学思想研究复兴的学术基础。

前辈的研究虽多有敏锐的观察力，填补了中国人对日本文化研究的空白，但因诸多原因而几度陷于停滞状态，无法形成时间上的连贯性和研究规模。直到“文革”结束，中国一觉醒来，日本如日中天，已经是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国人再次显示出研究日本文化的欲望。此外，当时的国际日本学研究也把日本作为非西方国家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标本，对日本文化进行着全方位的研究，并发出了几乎是一边倒的赞誉之声。沃格尔的《日本名列第一》和原驻日大使赖肖尔的《日本人》风靡全国，甚至可以把这两部书视为“文革”后中国人了解日本的起点。更有20世纪80年代作为对戕害文化的“文革”的反拨，中国学界的文化学研究不断升温，也对日本文化研究起到了助推作用。加之，当时中日两国正沉浸在“一衣带水”的初恋阶段。在上述综合因素作用下，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自然聚焦于学习日本文化中有益的经验，始自黄遵宪时代的日本文化研究又重新起步。不言而喻，这一切注定了中国学界日本文化研究的再兴从仰慕开始，具有明显的学习、借鉴的目的性，因而主要关注的是日本文化的积极意义。

与近代以来中国日本文化研究的命运多舛相比，这次重新起步的研究速度和效率远胜于此前的一百年。可以说上个世纪后二十年的研究历程，完成了起步奠基任务，初步创立了中国日本文化研究的格局。

关于日本文化史研究。武安隆《日本人涉外文化心理的史学考察》（《世界历史》1989年第5期）、《试论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周期性》（《日本学刊》1992年第1期）、《日本知识阶层在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作用及心态》（《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等论文探讨了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其后又出版专著《文化的抉择与发展：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论述了自绳纹文化到战后日本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是国内日本文化史研究的拓荒之作。有关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著作还有郑彭年《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魏常海《日本文化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全书七章中的前五章也可视为日本文化史。叶渭渠主编的《日本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是以历史顺序和重大专题相结合的架构撰写的线路清晰的日本文化史。汤重南等著《日本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1999年）也在观照日本文化史中论述了日本传统文化的特点、日西文化融合等诸多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并设专章分析了日本文化中的一些因素被扭曲为对外侵略思想的逻辑过程。

在中日文化关系史领域，周一良《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考察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诸多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是中日文化关系史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的重要成果。中日两国学者共同合作主编、撰写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十卷本（历史卷、法制卷、思想卷、宗教卷、文学卷、艺术卷、民俗卷、科技卷、典籍卷、人物卷）由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和日本大修馆书店（1995-1998年）分别出版了中文版和日文版，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成果的集结，也体现着其中中国学者的阶段性水平。

日本哲学思想是研究日本文化的重要线索，因而也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的重点对象。王守华、卞崇道《日本哲学教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是继朱谦之“三部曲”之后的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日本哲学史，重新开启了对日本哲学的研究。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前半部是从儒学传入日本到近代的日本儒学史，后半部分论儒学对日本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文学、史学的影响，是国内首部系统研究儒学与日本文化关系的开拓之作。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研究对象是近代以来儒家思想与日本现代化中的思想文化的关系问题，指出了日本现代化的两重性与日本儒学两重性的相关性。卞崇道《现代日本哲学与文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分为三编：“现代日本哲学”“现代日本文化哲学”“现代中国的日本哲学研究”，是作者在这些领域中多年研究成果的深入和扩展。崔世广《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化——中日启蒙思想比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89年）旨在论述中日两国启蒙思想的异同是近代日中两国盛衰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学界系统研究日本启蒙思想的先驱之作。王中江《严复与福泽谕吉——中日启蒙思想比较》（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聚焦于启蒙思想家人物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王中田《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考察了武士町人与儒学的关系、儒学与国学和洋学的关系、儒学与日本近代化的关系等，是国内首部综合研究江户儒学的专著。韩立红《石田梅岩与陆象山思想比较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是对江户时代思想家与中国思想家做比较研究的起航之作，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另外，张大柘《当代神道教》（东方出版社1999年）论及战后神社神道，教派神道、神道系新兴宗教等，是国内战后神道教研究的先驱之作。

吕万和、罗澍伟《西学在封建末期的中国与日本》（《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透过中日两国对西学东渐的态度探求中日两国近代不同发展道路的历史文化原因，这一开创性研究被学界后辈继承，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李小白著《信仰、利益、权力——基督教布教与日本的选择》（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是国内首次系统梳理研究自16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天主教传入日本直到幕末维新时期西洋文化在日本传播及其历史影响，探讨了西方文化与日本现代化的关系。

与国际日本学研究相呼应，有关日本文化论和相关研究理论以及中日文化比较等论题，是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盛邦和《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学林出版社1988年），运用严密的理论框架，提出：在东亚文化区历史上以中国为“内核”，日本为“外缘”，但近代以后两国“核”“缘”位置发生逆转，从而在理论上阐释了中日两国近代以来走上不同道路的历史文化原因。崔世广《日本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与西欧、中国的比较》（《日本学刊》1995年第5期）、《意的文化与情的文化——中日文化的一个比较》（《日本学刊》1996年第3期）、《日本传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三个周期》（《日本学刊》1996年第4期）、《日本文化研究方法论》（《日本学刊》1998年第3期）等系列论文，认为日本文化虽受中国文化影响颇深，但并非与中国文化雷同的文化体系，而是有着自身独自文化精神的文化类型，并“从‘形成论’和‘形态论’的结合上，构筑了对日本文化的独特解释框架”。[17]

卞崇道《跳跃与沉重：二十世纪日本文化》（东方出版社1999年）分别探讨了日本文化的理论问题（日本文化优劣说、精神主义文化论等）和较深层的哲学文化（京都学派、现代日本哲学思潮等）、宗教文化（总体特征，神道、佛教、基督教与新宗教）等。尚会鹏《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涉及小集团本位、序列意识、义理人情、名与耻的意识等诸多较具体的论题，属于较深层的文化理论研究。

上述成果远不能反映上个世纪中国学人研究日本文化的全貌，但多属研究布局阶段的开疆拓土之作，基本上奠定了新世纪以来日本文化研究主要领域的宏观格局，成为新世纪研究不断生发、深入、扩展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