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前述的尾高邦雄发表了《日本式经营——神话与现实》一书，从20年前对日本式经营的褒扬，转变为批判。尾高在前言中解释说：“当初的论文发表于60年代中期，距今已经过了20年，在此期间日本式经营的神话在不断被夸大的过程中，普及世界各国，其结果，尤其是在日本国内，造成了某些令人担忧的事态。”[15]所谓令人担忧的事态，是指日本经营方式肯定论在日本人当中出现了许多信奉者，其结果使这些人自鸣得意，不再努力摒弃明显的错误，以至失去日本式经营的真谛。结局是，曾经立下汗马功劳的“日本式经营”的常规体系，将会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空壳。所谓日本式经营，一般包括：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抑制竞争和重视人和、集体负责制、与权威主义并行的民主的参与制度、重视包括职工私生活在内的福利制度等特征。对此，尾高列举了日本式经营的四大缺陷：一、助长了职工的依赖心理并抑制了自由创造的精神；二、妨碍了自由的横向劳动力市场；三、论资排辈的弊病和中高龄层人浮于事的现象；四、丧失了工作的喜悦和劳动的意义、价值。通过上述批判，高尾发出质问：现今在日本国内也明显地表现为负面效应的日本式经营，如果原封不动地移植到海外，能期待出现神话吗？显而易见，尾高对所谓的“日本楷模论”提出了质疑。

尾高对日本文化肯定论的反省，是有其深刻背景的。进入80年代，日本人的“海外进军”明显加速，贸易黑字急剧膨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自1984年前后，围绕日本的经济贸易摩擦渐趋深刻，来自欧美的“摧毁日本制品”“敲打日本”的舆论不断出现。与此同时，对日本文化也进行了“过激”的批判。有人将日本文化肯定论视为“本民族中心主义”的体现，是弥漫着敌视异文化的国粹主义思维方式的产物。甚至还有人认为：日本文化特殊论不是忠实客观地描写日本文化，而是截取特定的日本特征加以不恰当的强调，有目的制造出来的观念形态，即它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体系，是一种“神话”。尾高的观点似乎可稍稍平息一下来自欧美的敌意和怨气。

自1989年开始，随着东西方冷战结束趋势的明朗化，日本在国际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如所周知，日美关系进入了战后以来不曾有过的紧张状态。就在这前后出现了来自欧美的“日本批判”风潮，认为日本是与“欧美原则”不同质的国家。由于日本人不尊重民主主义、个人主义公平的市场体系等“国际通行的规则”，因而不能以正常的原则与日本竞争，否则，欧美人肯定会失败。美国在提出封锁、孤立日本政策的同时，要求日本改变“日本结构”。由于前苏联和东欧的变化，使历史上的“欧美中心主义”再次复活，90年代以来，欧美对日本文化独自性批判的实质是要求日本遵守欧美的原则，进而试图重新将日本纳入西方文化体系。其实本书所述的日本文化论基本上也是以欧美文化为参照系而展开的。

如上所述，战后日本文化论经历了若干个阶段，学者们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不仅为日本研究提供了大量有益的启示，而且为宏观的文化学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养料。但是不能否认，对日本文化的褒贬始终是随着日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日本国内外形势变化而变化的，即大多是试图用文化研究来说明当时日本社会的状况。这种以今论古的逆向研究的思维方式，似乎是学者们在论述日本文化时的一个难以逾越的误区。从日本文化否定论和相对主义文化观的时期看，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开放型的日本文化论，而日本文化肯定论时期则表现出文化封闭的趋向。然而正如加藤周一指出的：日本文化的纯化，必然是重复失败的历史。另一方面，欧美在批判日本文化特殊性的同时，又试图将欧美的原则强加给日本，这又从相反的方向不恰当地强调了欧美文化的合理性。事实上欧美原则并不能代表整个人类文化的普遍性，将来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应该是集各民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融合而成的世界性文化。就日本文化的发展而言，今后的课题大概是要在世界性文化和日本文化特殊性之间寻找平衡。

不可否认，战后对日本文化评价从否定开始又回到否定的研究历程，为日本文化和日本学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这个研究历程似乎也为日本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教训，即从理性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健康发展的角度看，对日本文化特殊性的片面的、孤立的肯定或否定，大概都是于事无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