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被认为是世界性经济成长的时代，自1964—1973年的十年间，日本平均年经济增长率为10. 2%。这与美国的4%、英国的3. 1%、法国的5. 6%、德国的4. 7%相比，可谓遥遥领先[9]。由此日本人完全抹掉了战败国的形象，经济增长、生活富裕、政治的相对安定，促使日本人产生了强烈的文化优越意识。此前虽然通过“比较文明论”的研究，肯定了日本在世界中的位置，而此时的日本文化论，更进一步要求确认，是“日本文化结构的优越性”支撑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自1964—1983年约20年的时间，是对日本文化特殊性肯定的时期，也是日本文化论、日本人论在国际范围内的盛行时期，或者说是国际“日本学”的形成时期，日本内外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日本论。

1964年日本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发表了题为《日本式社会构造的发现》的论文[10]，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该论文的主题是要解释日本人的“集团主义”原理，及其这种原理的“独特性”。

中根认为，日本人的集团及组织原理是“纵式”的，它包含着若干个决定性的要素，即：对“场”的重视；集团的全体参与；纵式组织的人际关系。中根通过对日本社会集团的分析，提出了与等级资格社会论相对的“场”的社会，和与“横向”的集团组织原理相对的“纵式”社会原理，并以此说明日本社会集团的形态。中根千枝强调“场”是日本社会集团的特色，个人在社会中的身份定位，与资格相比，更重视“场”[11]。即认为，无论在公司，还是在大学里，个人的资格是第二位的，日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客体，而是经常说“我的公司，我们的公司”，并认为自己即是公司的主体，它显示了日本传统的“家”的观念。比如，将与本家族毫无血缘关系的外人作为家族的继承者，不会带来任何疑问，就是重视“场”的缘故。通过这种“场”和“集团一体感”生成的社会集团的组织关系（上下级关系等），被称为“模拟亲子”的纵向关系。为了加强集团的凝聚力，重视强化成员之间的一体感，强调集团意识。由此产生了“内”与“外”的意识和维护命运共同体的向心力。其结果形成通过全体成员“全面参与”的形式，即由集团意志决策的惯例。在日本社会里，这种纵向关系比横向关系（一些身份相同的人结成的社会组织，比如工会、学术团体等）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日本的跨行业工会与欧美相比，就形同虚设）。中根的结论是：绝不能简单地将“纵式”的人际关系看作是封建性的，而且恰恰相反，它为日本现代化做出了贡献。

中根千枝对“纵式”社会集团并非一味褒扬，也曾指出一体感带来的弊端，即排外主义和理性的欠缺。但是，中根的理论被日本人进行了极端的理解，认为“纵式社会”理论全面肯定了日本的集团主义，而集团主义又是日本现代化成功的最主要的原因。这种看法成为后来作为渲染“日本式经营”的理论基础。尾高邦雄《日本的经营》（中央公论社1965年），可视为这种理论的代表。当时的一些美国学者将日本企业中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温情福利制”“集团意志决定和集团责任制”等做法，看作是一种“家族”式结构，将其评价为前近代的、封建的、非合理的。而另一方面，又认为正是通过这种非合理的日本式经营和西方的生产技术相结合，产生了惊人的效果。[12]针对美国人的观点，尾高指出：集团主义是在江户时代已然形成的传统，不能用西洋的尺度而将其指斥为“前近代的”“封建的”的因素，并认为日本式的经营传统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积极的方面，从而支持日本企业中的集团主义结构。与此同时，尾高还批评说：美国人提出的日本封建关系与西洋生产技术相结合的理论是走过了头。[13]此后，“日本式经营论”作为“日本文化论”的变型而不断面世。

进入7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顶点到来，和其后日本社会稳定发展局面的形成，日本人萌发出经济大国的意识，认为自己已经跨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基于这种自我认识，日本文化肯定论的趋向，愈发明显。其间的代表作有土居健郎的《“矫情”的构造》（弘文堂1971年），木村敏的《人与人之间——精神病理学的日本论》（弘文堂1972年）。这两部著作与前不同的特征在于，它们的作者提出了基于精神分析和心理分析的“日本社会文化论”。

土居的著作一经发表，便立即引起世人的瞩目，成为一大畅销书，“矫情”一词也成为当时的流行语。土居基于长年临床精神治疗的经验，通过观察分析日本人的儿童教育方式，看到了其独特的社会化过程，即日本人出生以后以母子亲情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土居认为幼儿对母亲的依赖是这种关系的核心，而且日本人成年以后，在家庭内外仍然继续求取依赖母亲那样的精神上的安定感。即使在社会集团内部，上下关系也是通过模仿母子亲情关系而形成的，上下关系在于培养感情，即精神的安定感。土居认为，日本人的心性和人际关系的基础是“矫情”，它是“被动的爱的需求”，即依赖性。这种“矫情心态”是“幼儿型”的，但是，这种“幼儿型”并非没有价值，“义理人情都是栖息在矫情之上的”，“矫情心态”作为诸多文化价值的原动力在发挥着作用。土居通过与西洋人的“自立”相比较，指出“矫情”是日本人的心理特征。虽然土居认为“矫情心态”属于非逻辑的、闭塞的，但它又是“尊重无差别的平等、是极其宽容”的，对于日本人的社会关系、集团来说它具有积极的、值得肯定的意义。首先“矫情”对于儿童的成长来说是必要的；其次，在日本人的人际关系中“矫情”起到了一种润滑剂的作用，而且保障了精神生活的健康。

战后初期曾对日本人缺乏自立意识进行过批评，即认为它应该属于日本文化中被否定的因素，而土屋的观点可以看作是对以前观点的否定。

木村敏的《人与人之间》同样是基于临床经验的论著，而且将土居的论点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木村是在与西方人的“自我”意识相比较的过程中，论述了日本人的“自我”。根据木村的说法，日本人的“自我”与西洋人的“自我”是不同的，它不是确定的个人主义的“自我”，也不是恒常的固定的主体。西洋人的“自我”虽然也是在人际关系中培养起来的，但结果是重视自己的独立性、自己的本质，并且保持着恒常的连续性。而日本人的“自我”是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共同的生活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变换自己的位置，而不能独立的存在，即日本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的自己。“在日本式的思考方式中，自己是谁、对方是谁，这是要由自己和对方的关系来决定的。在考虑个人之前，首先要考虑人际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我是谁、你是谁这样的问题，绝不是靠个体本身决定的，它是根据“我”与“你”之间，即人与人之间的具体情况，而经常被重新规定的。上述即是木村所说的西洋的“自我”与日本的“自我”的根本区别。木村并没有专门评价作为“现代化绝对前提”的西洋式的个人主义，但似乎对日本人的“自我”形式作了积极的评价。

1977年滨口惠俊出版了《“日本方式”的再发现》（日本经济新闻社1977）一书，似乎更加“旗帜鲜明”。他认为日本人虽然没有把西洋式的个人主义作为理想，但是这丝毫不妨碍现代化的生活，毋宁说在人际关系越来越加强的社会里，日本方式被赋予了适合美好生活的前途。滨口认为人们所说的与西洋个人主义相对照的不是集团主义，而应该称为“间人主义”。所谓“间人主义”是与个人主义、自我中心主义相反的“相互依存主义”“相互信赖主义”。滨口还以各类例证作了细致的分析，认为本尼迪克、赖肖尔等从“外部”理解日本是肤浅的，指出日本文化不是来自外部的“模板”，而是自发的、积极的日本方式的“独自性”。按照滨口的说法，日本现代化的成功是依照“日本模式”进行的，因而，不应该以“欧美模式”为标准来评判日本现代化的成败，从而表现出强烈的“日本文化肯定论”。

“纵式社会”“矫情心态”“间人主义”等概念，被日本人广泛深入地用于表现日本文化的“独自性”和“卓越性”，以至于成为日本人的精神依托，“鼓舞”了这个经济大国的人们。

1979年作为村上泰亮、公文俊平、佐藤诚三郎共同研究的《作为文明的家社会》一书，试图对有关“近代”问题进行社会科学的全方位的把握。该项研究的第一个主题就是“个人主义”和与其相对的“集团主义”问题，提出：“在探索今后发展道路问题时，着眼点不应仅放在欧美型的个人主义文化，而必须考虑其他各种各样的可能性。”[14]该书还认为，作为产业化必要的价值观，集团主义似乎比个人主义更具有适应性。日本之所以达成现代化与产业化，是因为日本社会的“家族型组织原则”具有一种柔软的适应性，尤其是像企业等“中间集团”，为实现现代化发挥了卓有成效的作用，这是贯通全书的主要论点。

作者们针对在现代化问题上的“西欧中心主义”，明确地提出了包含日本在内的多系统并行发展的主张，并提出，集团主义与现代化不仅不对立，而且将在今后的世界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作者们指出，今后的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新的系统乃至方式，既不是纯粹的个人主义，也不是纯粹的集团主义，而是某种“复合型”。为达到这种“复合型”，日本社会可能比欧美社会居于更有利的地位。这项共同研究可以看作是日本文化肯定论的理论性概括，即认为日本现代化的实现不是西欧化的过程，而是一种其他的形态。作者对一些问题虽然尚有某些保留，但基本上认为日本是在特有的集团主义社会体系之下达成现代化的，并浓烈地表现出希望日本创造出超越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由此，以前被认为是反民主的、反近代的“日本社会的家族式结构”，被认为是更为适应今后社会发展的社会原理。以该书的出版为界，有关日本文化肯定论的各类论著纷纷出版，因而七八十年代之交，可作为日本文化肯定论的顶峰时期。在这种舆论的影响下，对“日本式经营”的赞美也达到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