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学界对科举制度多有论说，且褒贬各异。笔者无意对科举制度进行总体评价，但就西学发展而言，科举制度的影响应是负面的，它的存在决定性地限制了西学的普及。

先节录一段利玛窦的议论：

在这里每个人都很清楚，凡有希望在哲学领域成名的（指通过科举考试做官）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和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才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象哲学（指儒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这一点从人们学习道德哲学深感兴趣，就可以很容易看到。在这一领域被提升到更高学位的人，都很自豪他实际上已达到了中国人幸福的顶峰。[148]

这段议论确实切中要害。自从唐代科举制度定型以来，科场及第便成为一般读书人进入仕途、尽享荣华、耀祖光宗的唯一途径。宋真宗的《劝学诗》可谓劝“士”良言：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否能取得功名及社会地位的高低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志。即使是希望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仁人志士，也只有闯过这道关卡才有可能施展自己的抱负。普天之下无论是有志于治国平天下的君子，还是窥伺财富的贪婪小人，都可以通过科举及第而达到相应的目的。在科举制度的引导下，对没有功名的人来说，研习西学实在是太“奢侈”了，因而很少有人在这个没有收获的领域里投资。看一下明末西学派们的社会地位便可一目了然。西学大家徐光启为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李之藻官拜光禄少卿，杨廷筠为京兆尹，王徵任山东佥事，且都取得进士功名。可见，西学派的主力都是功成名就的在朝士大夫，而布衣之士则属罕见。看来，科举制度确实是阻塞了社会向西学输送人才的途径。

日本江户时代不设科举是幸运的，而且作为批判对象的士农工商等级制度和长子继承制度，反而为兰学的成长提供了人才资源。

德川幕府为保持作为其统治基础的武士阶层的稳定性，在规定四民制度的同时，还实行武士阶层的长子继承制，继承的内容包括武士身份及与其相应的俸禄。幕府通过这种制度，用以防止因武士家产的分割继承而使武士阶层贫弱化，以致于动摇幕府的统治基础。有些“百姓”甚至工商阶层，也实行长子继承制。在四民等级制度和长子继承制度下，不仅武士以外的等级被排斥在仕途之外，即使是出生于武士家族，如果不是长子也没有继承武士身份及相应俸禄的资格，他们必须自谋生路。[149]

另一方面，被剥夺继承权的武士后裔虽然没有进入仕途或继承家业的资格，但同时他们也无需为获取这种资格而耗费精力。在某种程度上说，非长子的武士子弟们的人生选择是相对自由的，他们无需掌握作为武士所必备的儒学修养和其他技能，因而也摆脱了身份上的束缚。这些被排斥在仕途和家业继承之外的人们，在人生设计上有更广阔的选择余地，而研习兰学便成为他们立身出世的路径之一。据笔者粗略查阅，著名兰学家中，明确为非长子的有：杉田玄白（三子）、高野长英（三子）、吉田长淑（三子）、小关三英（次子）、稻村三伯（三子）、本多利明（次子）、帆足万里（三子）、福泽谕吉（三子）等。

兰学是从医学领域开始的。在兰学家中，不少人依靠他们掌握的西方医术开设诊疗所，将兰学知识转化为他们的生存手段。此外，幕府设立兰学研究机构的目的虽然在于垄断兰学，但实际上，兰学家们利用幕府提供的资金可购入大量各类荷兰书籍，从而扩大了兰学研究的领域。更重要的是幕府对兰学的认可，又开通了一条入仕的渠道，客观上鼓励了民间研习兰学的热情。此外，在全日本200多所藩校中，有77所藩校开设了天文、地理、化学、物理、数学等兰学课程。[150]藩校所设兰学课程一方面使更多的日本人能够学到西方科学，另一方面，由于需要大量兰学教师，也为兰学家提供了生活来源，进一步刺激了人们研习兰学的积极性。“兰癖大名”对兰学家的需求也是吸引人们从事兰学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聚集在渡边华山周围的高野长英、小关三英、幡崎鼎等著名兰学家服务于田原藩可为典型事例。甚至作为幕府通缉犯的高野长英，居然受聘于宇和岛藩主伊达宗成，并为鹿儿岛藩主岛津齐彬翻译荷兰书籍。总而言之，学习兰学是当时前景不错的选择，于是民间兰学教育应运而生。在民间，以江户、大坂、京都、长崎为光源，形成了辐射日本各地的民间兰学塾。大批兰学塾的兴起，说明兰学已被纳入社会的教育系统，成为普及兰学的重要而稳固的社会基础。正是由于这种良性循环，使兰学不断发展，形成了与儒学、国学并驾齐驱的三大学问之一。

由于严格的长子继承制及四民等级制度关闭了许多人进入最高统治集团的大门，所以兰学家们才可以安心从事“形而下”的科学研究，使兰学逐渐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兰学家们特定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成为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专职科学家，并形成一个较有影响的社会阶层。而在中国，科举制度几乎将所有知识人尽摄囊中，中国的知识人除非功成名就，是很难下决心加入研究“形而下之技艺末节”的西学行列的。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决定性地制约了中国社会为西学提供人才的机制，中国最终没有形成日本那样规模化的西学群体。